《我们何以不同》作者：王芳
通过前面两节的共读，我们了解到心理学家如何通过“大五人格”模型及其补充研究，解释个体的独一无二性，回答“我是谁”这个哲学命题。
那么，在这一节中，我们再来看看“人生三问”的第二个问题“我来自哪里”，也就是个体的人格，主要是经由哪些因素形塑而成的。
人格是天生的，也是后天的
人格到底从何而来呢？对这一问题英国博物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曾给出两个绝妙的对仗性答案，一边是nature，即天性，一边是nurture，即教养。到今天这两派的支持者仍难分高下，有人说基因决定未来，有人说育儿环境更重要。
但现代科学研究告诉我们，无论是极端的先天决定论还是极端的后天决定论，都过于偏颇。人格既不是一张事先被基因规划好的蓝图，出生后就能依据蓝图一步步展开落地；也不是一张空无一物的白纸，被动地等着外部环境留下一道道印痕。
我们人类天生具有生物学属性，我们的心理本质就是大脑呈现的功能。可以说人类能够进化至今并傲立于世，贡献最大的正是两个肩膀之上的那颗大脑袋。而成人的大脑约有柚子大小，重约三斤，像一团湿答答、皱巴巴、黏糊糊的豆腐。
拜这团“豆腐”所赐，我们每个人一出生就自带“出厂设置”。比如有的宝宝安静好哄，吃饱喝足后就美美地睡觉，堪称是来报恩的“小天使”；有的宝宝则是来“报仇”的小恶魔，经常毫无理由地嚎啕大哭，把父母折腾得手忙脚乱。
而我们前面提到的“大五人格”，也有存在于大脑中的生理基础。比如有个叫菲尼亚斯·盖奇的美国人的传奇经历，证实了尽责性特质与大脑组织间的关联。
1848年9月13日，盖奇在工地上干活时，引发了一场爆炸。一根长1米、直径约3厘米的铁棍在巨大冲力下穿过他的左脸颊，穿透左眼和左脑后，穿出，落在地上。
盖奇立刻陷入了昏厥。神奇的是几分钟后他苏醒了过来，找到工友求助。他被送到医院里，一个月后奇迹般地康复，无论智力水平还是记忆能力都没有受损。
但这次受创还是给他带来严重的后遗症，用医生的话说，他再也不是原来的盖奇了。
事故发生前的盖奇精明能干、认真勤勉，做事情有条有理，计划性和执行力都很强。对照我们第一节对“大五人格”模型的描述，这是高尽责性人格的表现；但事故发生后，他变得懒散冲动、既没计划也没条理，再也无法胜任之前那份工作。
因此盖奇被解雇了，并在12年后因为癫痫发作而去世。他的头骨连带那根铁棍被保存在哈佛大学医学博物馆中。后来科学家们使用神经成像技术进行分析，判定那根铁棍破坏了他大脑左侧前额叶的部分组织。
由此，人们认定尽责性这一人格特质与大脑前额叶皮层的功能紧密关联；这一部分越发达，个体的尽责性就越高。
由此可见，大脑的硬件设置会影响个体的人格，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只能被动地接受先天的安排。人类的大脑是可以后天重塑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科学的训练重塑大脑，进而改善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模式。
比如，长期的冥想训练有助于减弱大脑中杏仁核的活跃度，降低神经质程度，让我们不再那么敏感。
还有，遗传基因并不能决定一切，后天的养育环境对人格形成同等重要。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曾有位叫法隆的脑科学家，他发现变态杀人狂通常具有明显的基因和脑成像特征，比如携带有低活性的MAO-A基因，且在观看一些暴力场面时，他们不会产生大脑额叶、颞叶及眶额皮层反应。
然而在一次家族聚会中，法隆意外获悉自己的家族中曾出过好几位变态杀手。于是他给亲戚们做了一次筛查，先扫描大脑，再检测基因。最后他惊恐地发现，在座中竟然有一个人完全符合变态杀人狂的鉴定标准，而这个人就是他自己。
这真是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一个研究“变态”的科学家最后发现自己就是个“变态”。但法隆根本没有杀过人，甚至从没有杀人的念头。
那么，为什么他长了颗杀手的大脑，却没有做出杀手的行为呢？法隆将此“意外”归功于自己良好的童年和家人无微不至的爱，并认为“真正优良的教育可以战胜先天不足的基因。”
法隆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坏”的基因型并非最终的判决，它还需要一个“坏”的环境发挥作用；同样，一个“坏”的环境也不是最终的判决，它也需要一个“坏”的基因型才能做出坏事。
换言之，先天遗传提供了可能性，而后天环境则锁定了现实性。
因此科学家们认为，人格的独特性是内在基因和外在环境相互影响的产物，既不是“DNA即命运”，也不是“后天能逆袭一切”。
天性和教养两个因素，既非截然对立，也不能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天性×教养的交互作用”。
家庭养育，送给孩子的第一罐金子
那么，后天教养环境为什么能影响到我们的人格呢？这就要讲到“依恋”理论。该理论试图理解我们在生活中，是如何与父母和伴侣建立起亲密的情感纽带，进而探讨这些纽带如何塑造我们的自我，以及情绪方面的体验。
一般来说，安全的依恋关系令人自我感觉良好，而不稳定或充满麻烦的依恋关系会让我们感觉糟糕透了。
这种依恋关系早在我们7-9个月时就开始建立了。小小的婴儿会将他们的主要照料者，一般是父母，视为一个“安全基地”，并从这个基地出发去大胆地探索世界。这个基地越安全，小婴儿就越有底气，越勇敢、自信地拓展自己的探索范围。
家里有小宝宝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当我们带着小朋友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一开始会表现得非常拘谨。即便后面慢慢放开了，他们也会不时地回头，确认家人是否在场。
如果熟悉的家人突然不见了，小宝宝就会停止玩耍，表现出焦虑的样子，因为对他来说家人就是安全基地，只有感到安全他们才能自信地独立行动。
大家可能还发现，孩子刚上幼儿园时，会经历一段相当长的哭闹时间。当父母离开时，他们会哭得撕心裂肺，仿佛世界末日就要来临；还有，当家里来了陌生客人并试图逗宝宝开心时，宝宝不但不回应还容易大哭，转头奔向父母的怀抱。
面对这些情况，作为父母的可能会忧心忡忡，认为孩子总离不开父母，胆子比较小。但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孩子有“分离焦虑”和“陌生人焦虑”是件好事，恰恰说明了宝宝和父母建立起了安全的依恋关系。
依恋关系一共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安全的依恋关系，就像上面讲的那样，照料者在身边时，宝宝会安心地玩耍；照料者离开，他们就会表现出明显的不安；等到照料者回来，他们会非常开心，主动寻求照料者的安抚，并很快平静下来。
第二种叫抗拒型依恋关系。照料者在身边时，孩子会紧紧地贴着照料者而不愿去探索周围环境；发现照料者离开时，孩子们很痛苦；但等照料者回来后，他们的表现自相矛盾，既想寻求安抚，也因为对方的离开而生气，表现出来的是抗拒及愤怒。
第三种叫回避型依恋关系，就是对照料者的离开和回来都表现得很冷淡，没有明显的情绪反应，甚至会有意忽视照料者的示好行为，同时避免与对方发生身体接触。
最后一种是混乱型依恋，混合了抗拒和回避，这样的孩子感觉最不安全。
以上孩子们在依恋关系上的差异，往往由照料者的养育方式所决定。如果父母总能敏锐地捕捉到宝宝发出的信号，比如饿了、渴了、身体不舒服、想要父母拥抱等等，并及时准确地予以回应，那么孩子就会觉得愉悦，进而形成安全依恋关系。
但有些父母的回应会让宝宝觉得捉摸不定、难以预测，比如心情好时亲亲抱抱举高高，心情不好就不闻不问、冷漠相对，时间长了孩子的反应就会变得矛盾：既想通过哭闹来获取安抚，也会在哭闹不奏效时愤怒、怨恨，表现出抗拒型依恋。
尽管抗拒型依恋揭示出孩子内心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并非坏事，因为它意味着孩子还想寻求情感的支持。而回避型依恋更可怕，这是因为孩子们面对的是不耐烦的父母，他们总是无视孩子发出的信号，久而久之孩子会心如死灰，进而做出回避反应。
而最后一种是混乱型依恋关系，往往发生在曾遭受过虐待的孩子之中。
那么，这种形成于生命早期的依恋关系，会在孩子长大成人后产生哪些影响呢？有育儿专家形象地说：在婴幼儿期建立的安全型依恋关系，是父母植入孩子“内心里的一罐金子”。这份珍贵的礼物会伴随孩子终生，历经风雨，见到彩虹。
心理学研究发现，成人后的亲密关系往往是儿时亲密关系的重演。安全型的人可以在关系中享受亲密，他们相信自己值得被爱，也相信别人包括伴侣深爱自己。而抗拒型的人渴望被爱又害怕拒绝，因此要反反复复确认，弄得大家身心疲惫。
还有回避型的人，同样失去了爱的能力。他们不喜欢亲密相处，会进入一段段有性无爱的亲密关系中，对爱人的需求他们往往视而不见，就像当年父母对待他们一样。他们会逃避亲密关系，因为在童年，亲密意味着伤害。
所以心理学家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所以很多人痛诉“原生家庭之痛”“原生家庭即原罪”……但问题是，并非所有人能发展出安全的依恋关系，那是否意味着我们会“困在童年”，失去幸福的权利呢？
其实问题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这是因为依恋关系并非固定不变的，它更像是一个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工具箱”，我们可以通过发展积极的友情、恋情关系来补充一些新的工具，并把这些新工具设为“默认模式”，替换掉那些旧工具。
那总的来说，个体的人格由先天的遗传基因、后天的养育环境共同塑造，同时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自我的选择和努力，矫正原生家庭的不幸，创造出更好的自己。而这，或许就是对“人生终极三问”中的第二问“我来自哪里”的最好回答。
那么，在后面的内容中，我们将追寻那些心理学大师的研究轨迹，解答“人生终极三问”的最后一问“我将去向何方”。下一节，我们来聊聊弗洛伊德的看法。让我们下节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