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他迎来60大寿。令所有人意外的是，毛主席亲自为他的寿辰写了祝词：

你是我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中国人民的解放快要胜利了，你的生日，将是中国人民最欢喜的一天………………

面对纷至沓来的赞誉，他却多次干部会议上表示，自己只是人民的勤务员。

不仅如此，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他更是最先讲话的领导人。

这位领导人是谁呢？他又为我党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

1886年，湖南安福县乡下，一间青瓦土墙的农舍里传来一声婴儿啼哭。这户人家祖祖辈辈以种地为生，日子算不上大富大贵，却也衣食无忧。谁也没想到，这个在田间地头长大的孩子，日后会成为推动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他就是林伯渠。

林伯渠的童年和同时代大多数农家子弟没什么两样：天不亮就跟着父亲下田插秧，夜里点着油灯帮母亲纺线。但和其他孩子不同的是，他总爱捧着本破书翻看。村里私塾先生见他机灵好学，便让他跟着读《三字经》《百家姓》。

1904年，18岁的林伯渠迎来人生第一个转折点。当时湖南西路师范学堂要选送优秀学生去日本公费留学，消息传到安福县，整个县城都轰动了。可报名的人要么家境贫寒凑不出盘缠，要么担心"漂洋过海"太危险。

林伯渠知道，这是走出乡下、接触新思想的唯一机会。于是，他咬咬牙给自己报了名。没想到放榜那天，他的名字赫然排在榜首。就这样，这个农家子弟揣着母亲连夜缝的粗布包袱，跟着官派的队伍踏上了去日本的轮船。

那时的日本东京，正是亚洲最热闹的"革命策源地"。街头巷尾贴满反清标语，留学生们聚在咖啡馆里争论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林伯渠刚到东京时，被安排进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和普通科学知识。

1905年8月20日，是个让他终生难忘的日子——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赤坂区召开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这天一大早，林伯渠就挤在数百名留学生中间，听着孙中山用洪亮的声音说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言，眼眶止不住地发热。

散会后，他找到同盟会骨干宋教仁和黄兴，红着眼眶说："我想加入同盟会。"两位大佬上下打量这个来自湖南的年轻人，见他虽穿粗布衣服，眼里却有团火，便爽快地说："好！我们做你的介绍人。"就这样，19岁的林伯渠正式成为同盟会早期会员，和黄兴、宋教仁这些后来名震天下的革命家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

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如火如荼，但林伯渠很快发现，光在东京开会发传单远远不够。1906年春天，他接到总部指示："回国联络各地反清力量，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回到长沙后，他没急着露面，先在城南租了间小院子，挂起"林氏私塾"的牌子。

白天给孩子们教四书五经，晚上却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学生成立"积健社"，秘密印刷《民报》等革命刊物。有次他去乡下收租，发现佃户们被地主剥削得连饭都吃不上，便偷偷把收来的租子分出一半，塞到佃户手里。这事传开后，当地百姓都对这个"林先生"竖起大拇指，却不知道他就是同盟会的"秘密联络员"。

第二年，林伯渠把私塾交给同事打理，带着简单的行李去了东北。那时候的东北，冬天冷得能把人冻掉下巴，森林里、山沟里藏着不少"胡子"。

这些"胡子"有的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有的是退伍的绿林好汉，虽然打家劫舍不对，但对清朝统治也恨之入骨。林伯渠穿上厚棉袄，揣着同盟会的密信，一头扎进长白山里。

就这样，林伯渠在东北联络了十多支"胡子"队伍，带着他们破坏铁路、截击清军粮草，成了当地让清廷头疼的"革命劲旅"。这一联络就是三年，直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他才奉命返回上海。

武昌起义成功后，清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可林伯渠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听说袁世凯凭借北洋军的势力，逼清帝退位，又反过来和革命党谈条件。

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革命果实眼看要被篡夺。林伯渠气得直拍桌子："这哪是革命？分明是换汤不换药！"他和同为同盟会一员的堂哥林修梅一商量，决定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他们在湖南组织武装，可北洋军装备精良，兵力又多，革命军根本不是对手。1913年秋，二次革命失败，林伯渠和林修梅被迫逃亡日本。

再次踏上日本的土地，林伯渠的心情和六年前大不一样。昔日的战友有的牺牲，有的脱党，同盟会内部也因为路线问题闹得不可开交。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重组中华革命党，要求所有党员必须按手印宣誓绝对服从领袖。这时候，党内出现了分歧：有人觉得"按手印"太封建，像古代臣子对皇帝表忠心；有人担心被袁世凯的特务盯上，不愿公开表态。

会议开了三天三夜，争论声不断。就在大家犹豫时，林伯渠站了起来，撸起袖子说："我先按！"他右手蘸了印泥，在"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的誓词上重重按下指印。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钟表滴答声，接着宋教仁、黄兴等骨干也陆续按了手印。

孙中山看着林伯渠手臂上还没擦干净的印泥，眼眶有些湿润："林氏兄弟，一个管文，一个带兵，未来必大有作为！"

在日本流亡的日子里，林伯渠并没有闲着。他一面帮孙中山整理革命文件，一面研究最新的政治理论。1914年冬天，他在东京神田区的旧书店里，认识了一个戴圆框眼镜、穿深灰棉袍的年轻人——李大钊。

李大钊当时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两人一见如故。林伯渠聊起自己在东北联络"胡子"的经历，李大钊听得直点头："革命不能只靠会党，得发动广大工农群众。"李大钊说起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林伯渠翻着油印的小册子问："你说无产阶级能领导革命，这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有啥不一样？"两人从晚饭后聊到深夜。而这次相识，也为后来林伯渠转向马克思主义埋下了伏笔。

1917，回国后的林伯渠接任了财政厅长。这个在旧社会堪称"肥缺"的职位，林伯渠却当得两袖清风。前任们离任时留下的亏空少则十万八万，多则百万之巨，唯独他卸任时不仅填平了窟窿，国库还多出三十万现大洋。

更稀奇的是，这位厅长老先生不纳妾、不收礼，每日穿着青衫上下班，把衙门里那些抽大烟、打麻将的歪风邪气一扫而光。

1919年南北议和的消息传来，当过"孙大炮"的谭延闿当上了湖南都督。林伯渠看着衙门里新挂的"保境安民"匾额，心里却像压了块大石头。这些年他跟着孙中山出生入死，从黄花岗起义到护法运动，见过太多革命志士白白牺牲。特别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让他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原来革命不只是打仗夺地盘，还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正巧这时，他收到了老友李大钊的来信。信里夹着本油印的《共产党宣言》，封面上还沾着北方的风雪。林伯渠在油灯下反复读着"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这句话，突然想起去年在湘西见到的场景：贫苦农民租种地主十亩地，打下的粮食交完租子只剩三成，遇上灾年还得卖儿卖女。而长沙城里的官僚们，正忙着用省库的钱买西洋汽车。

1920年，他接到孙中山的委任状，要他到广州协助改组国民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3号的小楼里，林伯渠见到了正在筹备建党事宜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三个人围着炭火盆聊到天亮，从《新青年》谈到十月革命，从《建国方略》聊到无产阶级专政。

1921年，上海法租界。那天下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这位三十五岁的革命老兵在党旗前庄严宣誓。从此，林伯渠成了国民党、共产党两方面的创始人之一。也正是凭借如此特殊的身份，使林伯渠在推动国共两党合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讲清楚林伯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关键作用，得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说起。这位后来被称为“延安五老”之一的革命家，早年间就深得孙中山先生的信任和倚重。

1922年前后，正是林伯渠四处奔走牵线搭桥，才让李大钊、陈独秀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先后与苏联代表越飞、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道，同孙中山先生坐下来深入交谈，慢慢打开了国共合作的大门。孙中山先生后来提起当时的场景，还感慨地说“畅谈不倦，几乎忘食”，足见这些会谈对他推动合作的迫切与投入。

1923年，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任落到了林伯渠肩上。按当时国民党临时中央的规定，出席大会的湖南代表需从在广州的湖南籍党员中产生。可问题就出在这儿——湖南本地党员们一致推举的毛泽东同志，此时正在湖南老家领导农民运动，根本不在广州。这可怎么办？

林伯渠反复向组织说明情况，据理力争：“毛泽东同志是湖南革命的骨干，他的思想和行动最能代表湖南党员的心声，不让他参会太可惜！”最终，在他的努力下，这个问题圆满解决。后来的国民党一大上，毛泽东同志不仅顺利参会，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为后来参与党的领导工作埋下了重要伏笔。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这次大会的分量有多重？它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的内涵，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而在这场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背后，林伯渠功不可没。他不仅是沟通两党的“中间人”，更在大会选举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出任农民部部长，成为党内负责农民运动的关键人物。那时候的他，就像一座桥，一头连着国民党内的进步力量，一头连着中国共产党，把两党的合作从“纸上谈兵”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

1925年是动荡不安的一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这对国民党来说如同失去主心骨；同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又在广州遇刺身亡，局势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为了稳定局面，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体会议调整领导层。林伯渠凭借之前积累的威望和出色的工作能力，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与汪精卫、谭延闿共同组成中央常委核心，正式进入国民党的最高决策层。这时候的他，已经从推动合作的“桥梁”，变成了参与核心决策的领导人。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由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突出贡献和在农民运动中的卓越领导，林伯渠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财务审查委员会主席、农民部部长等重要职务。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大会上，他还力荐毛泽东同志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当时的农民讲习所可不是一般的学校，而是专门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红色摇篮”。毛泽东同志接任所长后，用他那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论，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给学员们讲阶级分析、讲革命策略，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培养了大批人才。

可就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时，国民党内部的分歧也逐渐显现出来。这时候，蒋介石作为后起的军事将领，开始显露野心，试图扩大个人势力。

1926年3月，蒋介石策划了“中山舰事件”——他以“中山舰擅自调动”为由，突然下令逮捕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并派军警占领中山舰，试图以此打压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力量。这场风波来得又急又猛，让很多革命者措手不及。林伯渠当时虽然身兼多职，但对局势的判断却很清醒：他知道这时候硬碰硬只会让矛盾激化，于是经过慎重考虑，选择辞去农民部部长职务，转而进入军队系统任职。

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是什么情况？说句实在话，实力并不算强，全国范围内能直接控制的正规军也就8个军。林伯渠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这个职务的重要性可一点不低。

党代表在当时的军队里是核心角色，不仅要监督部队的行动，还要贯彻党的政策、团结士兵，相当于“政治灵魂”。要知道，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还没正式建立，而林伯渠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的军级党代表了。这样的资历，在后来的人民军队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1927年2月，林伯渠从湖南辗转回到武汉，此时他身上的职务是国民党中央军委秘书长。这个职位听着威风，背后却压着千斤重担：一边要应付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明争暗斗，一边还要维持国共合作的表面平衡。

可谁都看得出来，蒋介石那股子“清党”的狠劲已经绷不住了——他先是制造了“三二〇中山舰事件”，接着又提出“整理党务案”，明摆着要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央的核心位置挤出去。这哪是“整理党务”？分明是要把国共合作往死路上逼！

3月，林伯渠接到任务，要单枪匹马去南京策划逮捕蒋介石的行动。可当林伯渠带着几个同志摸到南京卫戍司令部时，负责抓捕的关键人物程潜却突然“掉链子”了。这位曾经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的元老，要么是被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吓破了胆，要么是自己动了保存实力的小心思，反正到最后也没动手。等林伯渠反应过来，蒋介石早就从南京逃去了上海。

这一耽误，局势彻底急转直下。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街小巷血流成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的消息传到武汉，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可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另一个更沉重的打击来了——原本被视为“左派领袖”的汪精卫，也在7月15日宣布“分共”，宁汉合流的屠刀终于落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么被国民党右派撕成了碎片。

这时候，很多人盯上了林伯渠。他既是国民党元老，又和共产党合作多年，在两党里都有不少人脉。一些反动派分子凑上来：“林部长，您何苦跟着共产党一条道走到黑？凭您的资历，跟着我们干，荣华富贵少不了！”有的威胁施压：“现在风向变了，识时务者为俊杰，您要是再跟共产党搅和，小心脑袋搬家！”可林伯渠听了这些话，只冷笑一声：“当年跟着孙中山先生闹革命，是为了救中国、救百姓。现在有些人嘴上喊革命，手里却举着屠刀，这样的‘革命’，我宁可不干！”

他不仅拒绝了所有劝诱，还在最危险的时候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退出国民党。那时候的国民党，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联俄联共”的革命党了，党内从上到下都弥漫着“清共”“反共”的歪风。林伯渠这一退，等于把自己多年来在国民党里积累的地位、人脉全扔了。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的枪声划破夜空。林伯渠虽然已经41岁，却像年轻人一样热血沸腾。他以“新人”的身份加入了起义队伍，跟着周恩来、贺龙、叶挺这些战友们一起，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失败后，部队被迫南下转移，一路上缺粮少弹，还要躲避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林伯渠跟着队伍走了整整两个月，脚底板磨出了血泡，身上的衣服破了又补，可他始终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1927年，党组织安排林伯渠去苏联学习。那时候的苏联，刚刚经历了“十月革命”的洗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太珍贵了。林伯渠在苏联的五年里，他不仅提升了理论水平，更看清了中国革命的方向——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没有群众的真心支持，光靠打仗是打不赢的。

1933年，中央苏区的斗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国民党调集了百万大军对苏区进行“围剿”，不仅军事上步步紧逼，还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里的粮食、药品、盐巴、布匹全成了稀缺品，红军战士有时候只能啃树皮、嚼草根，老百姓的日子更是苦不堪言。

这时候的林伯渠接到组织任务后，二话不说就收拾行李回了国。抵达中央苏区后，他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经济部部长兼财政部部长。有人觉得这是个“闲差”——既不用扛枪打仗，也不用冲锋陷阵。

可当时苏区里有上百万群众要吃饭，十几万红军要打仗，每天的粮食消耗、弹药补给、药品供应，哪一样离得了钱和物？加上国民党封锁得紧，外面的物资进不来，里面的东西又运不出去，财政状况简直像在刀尖上跳舞。

林伯渠上任后，连出三记"经济组合拳"，硬是在绝境里给苏区经济喘上了气。第一招叫"开源节流"。什么叫开源？就是想办法多搞钱、多弄物资；节流就是该省的地方一分都不多花。政府机关里那些可有可无的开销，全给砍了。从前有些部门物品随便领，改成"按需领取、登记造册"；一些不必要的会议开支、接待费用，能省的全省下来。再把这些省下来的钱，源源不断输送到前线，买子弹、造手榴弹、给战士做军装，

第二招更复杂，叫"稳住钱袋子"。那时候的货币不像现在有国家信用撑着，苏区的"苏维埃国币"要和"白区票子"（国民党统治区的法币、银元）竞争。林伯渠盯着账本发现个大问题：要是让"白票子"在苏区随便流通，就等于把经济命脉交到敌人手里！

打个比方，敌人要是偷偷印一堆贬值的"白票子"往苏区扔，老百姓拿着这些钱买米，原本一担米卖一块国币，现在敌人用一堆贬值的白票子就能换走，苏区的钱就会越来越不值钱，老百姓的米、布、盐都会跟着涨价，最后苦的还是群众。

反过来，苏区自己的国币也不能乱发，否则跟废纸没啥两样。所以他定了死规矩：苏区国币发行量必须和实际物资量挂钩，有多少粮食、布匹、盐巴，才能发多少票子。这一招就像给经济装了个"稳定器"，苏区的物价慢慢稳住了，群众拿着国币买东西心里踏实，市场也慢慢活泛起来。

第三招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光靠节省和管钱还不够，得让地里的粮食多起来，工厂的机器转起来。他还让人办起了"生产动员大会"，把战士们编成"生产队"，利用战斗间隙种菜养猪。

没过多久，苏区的荒山披上了绿装，山坡上的茶园、梯田连成了片，村里的土窑烧出了砖瓦，作坊里织出了土布。群众的生活好了，部队的供给也有了保障——战士们能吃上自己种的粮食，穿自己织的粗布军装，打仗更有劲头了。

这三招棋下得准，苏区的经济难关慢慢过去了。市场上的米价稳了，布店里的布疋齐了，药铺的抽屉里也有了常见药材。群众的日子好过了，对红军的支持也更真心实意。

可天有不测风云。1933年之后，博古、李德等人掌握了军事指挥权，他们不顾实际情况，照搬外国经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越打越被动。国民党军队像铁桶一样围上来，根据地越缩越小，红军伤亡越来越大。到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震惊世界的长征。

这时候，已经50岁的林伯渠的任务比在苏区时更重了。他带队伍行军打仗的同时，保证几万红军的吃饭穿衣，还要和沿途群众处好关系。要知道，长征路上可不像在苏区有根据地，那是天天钻深山、过草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粮食全靠沿途筹集。

林伯渠有本"征粮账"，记满了各种规矩：征粮前必须先摸清楚情况——这户是地主老财还是普通农民？要是地主，家里囤着大量粮食不卖，没收！要是普通农民，哪怕只有一点余粮，也得公平买卖，不能强拿。

要是没有林伯渠在后勤保障上下的苦功夫，中央红军能不能一路走到陕北，还真得打个问号。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陕北，还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

到了1937年2月，组织上又给林伯渠压了副重担，开始负责边区的政府工作。这可不是简单的“升职”，而是要把行政、民政、财政这些事儿全统筹起来。更关键的是，这时候国内局势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转折点：一方面，国共两党正在商量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国民党内部对共产党的态度还很复杂，既有合作的意愿，又处处设防。

林伯渠这个人，在国民党那边是有不少旧识的。他早年参加革命前，在湖南等地做过长时间的政治工作，和不少国民党上层人士都有交情。更重要的是，他为人正直、做事公道，在当年那些和国民党打过交道的人里，名声特别好。组织上派他来负责边区事务，就是看中了他这份“能和不同人打交道”的本事。

很快，到了1937年9月，林伯渠众望所归地当上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这时候站在他身边的副手，是张国焘。不过这二位的合作，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能长久，但至少在当时，林伯渠确实是带着边区政府一步步站稳了脚跟。

从1937年到1940年这三年里，林伯渠虽然挂着边区政府主席的头衔，但大部分时间并不在陕北。那时候，为了推动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经常往返于延安和西安、重庆之间，代表边区和国民党方面沟通协调。

他得一边和对方谈合作抗日的大事，一边维护边区的利益，还得时刻提防国民党里那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小动作。就这么样，他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这些地方来回跑，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统战工作上。

可谁能想到，抗日形势刚有了好转，蒋介石却突然变了脸。之前答应给边区的各种拨款、物资，说停就停了。陕甘宁边地广人稀，本来就没什么工业基础，粮食主要靠自己种，布匹、药品这些日用品全靠外部支援。

国民党这一停供，等于直接掐住了边区的“脖子”。战士们穿的还是打满补丁的粗布衣服，吃的经常是黑豆、野菜，医疗条件更是差得很，很多伤员因为缺医少药没能挺过去。老百姓的日子也难，原本就穷，现在连盐都吃不上，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饿肚子的情况。

这时候，组织上又把林伯渠召回了陕北。他临危受命，重新挑起了边区政府全面管理的重担。这时候的他，面临的压力比当年长征时还要大。缺钱、缺粮、缺物资，外面还有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内部又要稳定人心、发展生产。

林伯渠深知，解决150万人吃饭问题的根本，在于让土地"活起来"。他带着工作人员丈量土地，提出"以农业为第一位"的生产方针，制定出一系列实在管用的举措。

首先是"开荒扩田"。他号召机关、学校、部队"每人开垦三亩荒地"，自己则带头在延安南川开了一片试验田。南泥湾在驻军的锄头下变成了"米粮川"。

其次是"科技兴农"。林伯渠专门请来农业专家，推广"深耕细作""轮作套种"等新技术。还让人在延河两岸建起水利设施——木闸挡水、石渠引灌，让原本靠天吃饭的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地。

解决了吃饭问题，在林伯渠的推动下，边区的"小工业革命"也悄然兴起。说是"小工业"，其实涵盖了纺织、造纸、制盐、炼铁等多个门类。这些"土法上马"的工厂，虽然设备简陋、规模不大，却像星星之火，点燃了边区的工业希望。

商业流通的梗阻也被逐步打通。林伯渠支持成立"边区贸易公司"，在延安、定边等地设立集贸市场，允许群众"自由买卖"；又组建起"供销合作社"，把农民的粮食、土产收上来，把军民需要的日用品送下去。过去"有货卖不出、想买买不着"的尴尬局面被打破，延安的街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小摊贩，南来的丝绸、北往的皮货在这里交汇，连从前冷清的"新市场"都热闹得像个庙会。

最让战士们高兴的是"自己的工厂造军装"。以前战士们的衣服破了只能打补丁，现在边区的纺织厂能生产粗布，被服厂能缝制军装，连衬衣、袜子都能自己做。

林伯渠主持推行的这套"以农为本、工贸互补"的经济政策，不仅让边区挺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不仅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封锁造成的经济困境，还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资金和物资。更珍贵的是，通过大生产运动，军民关系更加紧密——干部和群众一起下田插秧，战士帮老乡挑水劈柴，"军民鱼水情"不再是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温暖图景。

在边区群众口中，老乡们叫他"我们的父母官"，干部们则称他为"边区的萧何"，用汉代名相萧何"镇国家、抚百姓"的典故，来称赞他治理边区的卓越才能。

1945年，林伯渠迎来60大寿。令所有人意外的是，毛主席亲自为林伯渠的寿辰祝词：

你是我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中国人民的解放快要胜利了，你的生日，将是中国人民最欢喜的一天………………

面对纷至沓来的赞誉，林伯渠始终保持清醒。他多次干部会议上表示，自己只是人民的勤务员。

1948年，林伯渠站在窑洞前，望着远处连绵的丘陵，眼眶微微发红。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他要离开这里，前往西柏坡了。从1936年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算起，这片被窑洞灯火照亮的土地，他已经守了整整十二年。

到了西柏坡，林伯渠更忙了。此时的他，不仅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更是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筹备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他在那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办公室里，油灯常常亮到天亮。

身边工作人员劝他歇一歇："林老，您都六十三了，每天睡不到四小时，身体扛不住啊。" 他却摆摆手，指着案头堆成小山的材料说：多熬一个夜，新中国就能早一天站在世界上。

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阳光灿烂得晃眼。林伯渠站在毛主席身边，穿着特意换上的新制服，胸前的勋章在阳光下闪着光。

下午三点整，当军乐队奏响《东方红》时，他向前一步，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现在开始！" 这声音，通过广播传遍了大江南北，传到了海外侨胞的耳中，也传到了每一个为新中国奋斗过的革命者心里。

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的身影依然活跃在国家建设的各个角落。他分管财政工作，却坚持要到基层去调研。1950年，他去东北查看粮食调运情况；1952年，他沿长江步行考察水利工程；1954年宪法制定期间，他又和专家学者们日夜讨论，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整整十个春秋。1960年的夏天，林伯渠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却还在关心着国家大事——桌上的收音机里正播着全国小麦产量的喜讯，他让护士把枕头垫高些，说要再听听。

7月15日，这位跨越了两个世纪的老人永远闭上了眼睛，享年七十四岁。他的一生，亲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重要阶段；他的足迹，遍布从湘江之畔到延河之滨，从中南海到田间地头的万里山河。

这位跨越世纪的老人，用他的坚守、他的奉献、他的赤诚，为我们铺就了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 这简单的八个字，是他一生的信仰，也是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