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秦”一词，出自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将军（陈胜）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

其中的“伐无道，诛暴秦”，是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时喊出的一句“口号”，当时的秦始皇已驾崩1年左右。

这时，可能有人要问，就算秦始皇死了，难道暴秦、暴君就和他没有关系了吗？

那么，再来看看陈胜吴广起义的原因，《史记·陈涉世家》是这样记载的：“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

这句话是说，因大雨所阻，不能如期到达，按律当斩。于是，陈胜吴广二人鼓动900余戍卒，说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反正都是死，不如反了，或许还能封王拜将，成就一番事业。

不明真相的900余戍卒，就这样被陈胜吴广忽悠上了一条造反之路。

为什么说是忽悠呢？

▲秦始皇

因为，《秦律·傜律》规定：“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其得 (也),及诣。水雨，除兴。”。

这句话是说，押送犯人不去者，罚2套铠甲的钱；晚到3-5天，斥责一顿；迟到6-10天，罚一个盾的钱；迟到超过10天，罚1套铠甲的钱；如果遇到大雨天气，免除处罚。

陈胜吴广说的是“失期，法皆斩”，但《秦律》的规定却是“水雨，除兴”。可见，秦律的规定还是比较人性化，而陈胜吴广说的完全就是反话，这不是忽悠900余戍卒又是什么，至于他口中的“暴秦”，又是“暴”从何来呢？除了他的那句“伐无道，诛暴秦”的反秦口号，却并无实迹表明。

由此可以证实，陈胜吴广口中的“暴秦”，是并不可信的，或许本身就是为造反找的一个借口。

所以，若想用“大泽乡起义”来说明秦朝是“暴秦”是很不恰当的。

同时，秦朝也是历朝中农民起义频次最少规模最小的朝代。例如：秦二世时期，刘邦起事时的规模是“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但到了汉武帝时期却是：“东方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基本都比刘邦时期的规模大。

▲陈胜吴广起义

虽然，秦朝只有一次的大泽乡起义几乎灭亡了秦朝，但这也表明，秦朝的集权统治并不像后世朝代那么霸道与严苛。否则，陈胜吴广也不敢如此轻易造反。

这时，可能又有人想问，既然不是“暴秦”，为何秦朝二世而亡，为何各地要反？

当然，造成秦朝灭亡的原因很多，但这也不能说明秦朝就是暴秦，甚至与秦始皇有关。

例如：秦始皇对灭亡的六国贵族比较宽容，没有赶尽杀绝，这些六国贵族后裔，谁又不想推翻秦朝，以报当初的亡国之仇、失贵之恨，“初汉三杰”之一的张良，不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不但辅佐刘邦反秦，而且还曾想过刺杀秦始皇。

难怪，后世开国皇帝都喜欢大肆屠杀前朝皇族，例如：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屠灭司马家族、杨坚屠灭宇文家族等。

相比之下，如果说秦始皇是“暴君”，那么刘裕、杨坚等帝王又算什么呢？

至于史书普遍把秦朝称作“暴秦”的五大原因，即：徭役繁重、刑罚严酷、赋税沉重、秦二世的统治以及焚书坑儒。

其实，除了“秦二世的统治”，若去对比《秦律》与《汉律》，其他四项，汉朝做的应该比秦朝更加过分。

例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大家都知道，焚书是真，坑儒是假，而且秦朝所焚之书并不是尽焚，所焚之书在国家图书馆都存有样本的。同时，并不是什么书都焚，只是将可能引起对朝廷“异论”的一些书籍进行了焚烧。

相比之下，如果说秦始皇因搞“焚书坑儒”就成了“暴君、暴秦”，那么将秦朝国家图书馆付之一炬的项羽、为禁锢人民思想搞出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汉武帝又算什么呢？

▲司马迁与《史记》

相比之下，如果说秦朝的“徭役繁重”就成了“暴秦”，那么因穷兵黩武几乎使国家走向崩溃的汉武帝又算什么。甚至，汉武帝在“罪己诏”中还曾特别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至于修马复令，只是用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他自己都承认了统治的“苛暴”，却没有人拿他说事，反而一个个将矛头指向了秦始皇。

至于杀人，秦始皇没有像朱元璋那样大杀开国功臣，也没有像汉武帝那样搞出死了数万人的“巫蛊之祸”，也没有像杨坚那样清洗前朝皇室宗族，更没有搞清朝那样的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如果说，秦始皇是“暴君”、他建的朝代的“暴秦”，那么朱元璋和汉武帝又算什么呢，清朝又算什么呢？

此外，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没有类似秦始皇是“暴君”这样的记载。

也就是说，相对历朝帝王，无论从哪方面讲，秦始皇都算不上“暴君”，而秦始皇所建的秦朝也算不上“暴秦”。

不过，秦二世的统治确实有点“暴”，这应该才是“暴秦”的主要源头，但和秦始皇的关系却并不大。

这就不得不提李斯搞出的一个劝秦二世的《行督责书》。

秦始皇突然暴毙后，李斯与赵高拥立秦始皇的儿子胡亥即位，史称秦二世。

▲秦二世

秦二世即位后，一心只想“胡作非为”，而又想“政权稳固”。于是，李斯图其所好，就搞了一个劝秦二世的《行督责书》。

结果，却变成了极端独裁专行的暴君行径。虽说，法家政治在秦始皇时期，曾起着富国强兵的重要作用，但到了秦二世时期，法家政治却只剩下了完全黑暗的一面，并由此拉开了强秦由盛转亡的序幕。

可以说，从商鞅变法至秦始皇的时期，秦国都称不上“暴秦”，只因秦二世的胡作非为，以及在《行督责书》的加持下，秦朝才一步步有了“暴秦”的影子，并在儒家一代又一代的渲染之下，“暴秦”之名便一步步成为了历史的普遍认同。

显然，秦二世和李斯才是“暴秦”的罪魁祸首，也是“暴秦”的始作俑者，而儒家却成了“暴秦”之名的幕后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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