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运气不够好，会先受到官员的一通训话，先讲一讲鸦片走私对百姓所造成的危害，或者宣读皇帝最近关于鸦片走私的谕旨，然后才允许他们交上贿赂。

鸦片最早是什么时间又是以何种途径传入中国的，现在依旧搞不清楚。

有实物或文献佐证的是，罂䍘在唐代已传入中国，唐代诗人雍陶在诗中写道：“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

这里的“米囊花“指的就是罂䍘花。

而关于鸦片的制作方法及药用的记载，则出现在明代。

最初，鸦片被称为“西洋神药”，是种奢侈品，几乎与平民百姓无关。

大概在清初，发生了鸦片吸食技术的“创新”，将鸦片熬成膏，用特制的烟枪在灯上烤着吸，彻底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雍正皇帝在1729年就发布了禁止吸食鸦片的禁令，但对于鸦片的输入，依旧按药材纳税，并没有明令禁止。

据当时的福建巡抚刘世明上奏，他提讯的烟贩供称：作为药材的鸦片与害人的鸦片烟“并非一物“。

清政府明确将鸦片列为违禁品的是在嘉庆五年（1800），此后的鸦片贸易就是见不得光的“走私“了。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并不直接参与这种“走私品“的贸易，他们以给鸦片贩子发放”特许证“的方式，从中获取巨大利益。

在1782年，有两艘一共装了3450箱鸦片的船驶往中国，其中一艘在途中被法国海盗劫走，另一艘到了澳门。

中国商人害怕受到政府的惩罚（当时鸦片虽说作为药材可以公开贸易，但必须通过广州的行商，并依法纳税）不敢购买，只有一个胆大的商人愿意出价每箱210美元，可是运到这里的成本其码要500美元。

最后这批鸦片以每箱340美元的价格在马来西亚亏本出售。

这表明在当时的中国，鸦片还找不到热情的买主，这个国家还没有“上瘾”。

但正如一位法国诗人（J.科克托，著有《鸦片烟》一书，描写自己上瘾和戒掉鸦片的经过）说的那样：鸦片懂得“等待”。

一份外文资料的统计数据显示，1798年运往中国的鸦片已达到4000箱，此后一直到1821年，这个数额基本保持在4000至5000箱之间。

其中有六个年份低于4000箱，有一年只有2840箱，这六年基本就是1800年发布鸦片禁令后的六年，可见实行禁烟的初期还是对鸦片输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段时期无论是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还是针对中国出口的鸦片，增长都十分缓慢。

烟价也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价位上，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才能消费得起。

每年4000至5000箱的鸦片贸易，正好平衡掉两国的贸易差额，基本相安无事。

1823年前后，运往中国的鸦片数量开始攀升，10年后超过了20000箱，在1838年达到40000箱。

相关的官员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1836年贩卖鸦片的利润总共有200万英镑，其中有28万镑用在了向官员的行贿上。

根据一位鸦片商人的描述，如果运气好的话，相关官员只对每箱鸦片收取规定数额的贿赂，就像对棉花、糖浆等正常商品收税一样自然。

如果运气不够好，会先受到官员的一通训话，先讲一讲鸦片走私对百姓所造成的危害，或者宣读皇帝最近关于鸦片走私的谕旨，然后才允许他们交上贿赂。

当来自印度港口的鸦片“飞剪船”行驶到中国近海，有时会看到有二、三十艘中国兵船“慢慢地”划向他们，但决不会近到炮弹的射程之内（飞剪船是武装船）。

有时飞剪船为了活跃下气氛开个玩笑，故意停下来，但中国兵船绝对不会接受这种“邀请”，始终保持一个“礼貌的”距离。

然后第二天一般会有这样一份奏折发往北京：“我天朝兵船拼力死战，番鬼逃遁，其受创甚重，谅其不敢再来我海岸。“

据一个外国鸦片贩子回忆，那段时间他们过得“要多愉快就有多愉快“。

所以说大清并不是从林则徐去广东后才开始“禁烟“的，那更像是这个国家受了某种刺激后而展开的一场“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