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2年）元祐七年，苏轼迎来人生高光时刻。二月，由颍州调任扬州知州，再被任命为兵部尚书调回汴梁，最后由兵部尚书转任礼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

官场有一个潜规则，经常调动绝壁是一个好苗头，一动不动的是“王八”。

朝廷频繁人事调整，说明背后必有大动作。

可是，苏轼并没有这样的政治敏锐。之所以朝廷会作出人事调整，与宋哲宗亲政有很大的关系。宋哲宗与父亲宋神宗一样，是一个热情的改革派。亲政后，宋哲宗想争取一批曾因“熙宁变法”而被贬的官吏支持，重新启动王安石变法。苏轼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从熙宁四年因上书“妄议”变法而被下放，二十二年基层锻炼反省，非但没有让苏轼悟透“为官之道”，反而更加强化了他的执拗。

这一次，苏轼能够回朝，他的一位铁杆女粉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位女粉是当朝宣仁太后高氏。这位老迷妹对苏轼喜欢到了狂热。老太后活着的时候，自然对偶像百般照顾。好景不长，苏轼回朝不到一年，老迷妹高氏病故了。

失去了女粉庇护，苏轼这位中立派再一次遭到“新旧两党”的共同排挤。当了不到一年尚书，卷铺盖离开汴京，去了定州担任知州。

“被贬”对苏轼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但这一回被贬大为不同，间接地把一个历史人物推向了政治舞台。

这个人，叫高俅。

很难想象，高俅曾是苏轼的“小吏”（相当于文字秘书）。因此，这一点可以纠正“高俅”的出身问题。能够给苏轼当秘书，绝壁不是一个不通文墨的盲流子，可能文化水平还不低。

官当的一地鸡毛，追随自己的小弟啥福利也没有谋到。临近被贬时，苏轼动用了私人关系，给小弟谋一条出路。

起初，苏轼是把高俅推荐给了中书舍人曾巩之弟曾布。

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后录》记载：

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吏，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师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

苏轼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跟曾布是敌对阵营，居然把小弟推荐给政敌。或许，苏轼觉得当年你哥曾巩考第一，是我让着他。这一次求你办点事，你总得卖我一个面子，当作还人情了。

结果，曾布压根不鸟苏轼。

苏轼倒是真仗义，被曾布拒绝后，转头把高俅推荐给了驸马都尉王诜。这一回，成功了。

凭借能写能画，还会舞枪弄棒的本事儿。很快，高俅在驸马府上混起来了。

有一回，王诜让高俅去给端王宋徽宗送东西。赶上徽宗正在踢球，上场踢了两脚，“球技”被宋徽宗相中。从此，高俅傍上了“宋徽宗”这个大腕儿。

后来，水浒传写这一段时，给人留下了高俅是一个靠踢球上位，只会溜须拍马、逢迎上意的市井文盲形象。

这就有点“硬黑”高俅的嫌疑。凭借踢了一脚好球，最后官至太尉（北宋最高军事首脑），不符合常理。如果高俅人品和水平不行，苏轼怎么会低三下四求人给他谋出路。

高俅发迹的真相，靠的是不错的文化功底和从龙旧臣的加持，跟球技有关系，但不是决定因素。

应该说，端王变成了徽宗，是高俅出人头地的关键。

突然当了皇帝，让宋徽宗有点手无举措。这货此生最大的理想是当一个纨绔子弟。

当老太后临时起意把他扶上皇位时，宋徽宗才意识到，平时只顾着纨绔了，没有提前培养亲信。于是，高俅就成了考察人选。

问题是，高俅没有任何功名，提拔得讲究一个名正言顺。

文的走不通，那就来武的。

（1104年）崇宁三年十月，高俅去了西北，跟着泸川节度使刘仲武“刷副本”打怪升级去了。

这一去，便是十二年。（1117年）政和七年正月，高俅由殿前都指挥使升任太尉，成为北宋军界一哥。

高俅的实在命太好。先跟着苏轼学文，后跟着刘仲武习武，算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物。

西北历练中，高俅参与了多次战役，一步步由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禁军三衙头目当了一遍后，直接升任三衙最高统领——殿前都指挥使，最后当上的太尉。

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竞以边功至殿帅。——宋南渡十将·刘琦传

可见，高俅不是一个“废柴”。

同时，高俅这个人，是一个谜。

作为北宋最后一任太尉，正史记载不多，这么大一个干部，宋史没有为他单独立传，他的故事全是来源别人的传记或私人笔记零散记载。

可是，翻遍了有限的资料，当中提到高俅的“恶行”就一件。

——禁军管理混乱。

具体来说，可分成三件。一是用禁军士卒替自己外出办私事；二是占用禁军土地营建豪宅；三是训练禁军从事体育杂耍。

咔，这叫事儿？

后人把靖康之变时，禁军成了一群被金军捉鸡的废物，这顶帽子扣在高俅头上，多少有点说不过去。高俅“尸位素餐”不作为、胡作为，的确有一定责任，问题是有着“战五渣”外号的宋军，战斗力啥时候强过。

怎么看，高俅也算不上一个坏人，他属于“平时上不了台面，关键时候有点血性”的一类人，跟500年后的南明马士英颇为相似。

当金兵打来时，宋徽宗不想担“亡国之君”的责任，临时起意把皇位禅让给钦宗赵桓，带着童贯脚底抹油南逃了。

宋徽宗临跑前，下令高俅带重兵防守泗州，目的是截断钦宗君臣的退路，想让钦宗带领大臣拼死抵抗，抵抗不过的话，最好直接死在金国人手中。到时候，自己在南方一复辟，天下还是爷的。

高俅接到密令并没有执行，而是称病带兵返回了汴京勤王，协助宋钦宗抗击金军。

后来，宋钦宗清算“徽宗一党”，让监察御史张澄带尚方宝剑，追上童贯就地斩杀。同为宋徽宗心腹的高俅，非但没有受到任何牵连，还被钦宗大力褒奖。

回到汴京没些时日，高俅病死了。紧接着，靖康之变爆发。我倒是觉得，如果高俅晚死一会的话，可能会是另一种历史风评。

高俅是有勇气为大宋战死或殉国的，如果是贪生怕死之徒，他就不会折返汴京勤王。

高俅是不是奸臣，不敢轻易下结论。但从一些细节上推测，可以断定绝不是一个坏人。

苏轼受到新旧两党共同排挤，其后人儿孙混得挺惨，朝中大臣没有人愿跟苏家来往。苏家子弟到汴京办事，只有高俅从头到尾接待周全，包吃包住，临走还得资助一笔路费。

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挥麈后录

为了回报刘仲武，高俅崛起后，把刘仲武之子刘琦一路举荐提拔，不遗余力，成为南宋一线名将。

宣和间，用高俅荐，特授阁门祗候。——宋史·卷三百六十六

有恩必报，还不落井下石。就这私德，无可挑剔。

高俅是如何变成恶人的呢？后来，金圣叹点评水浒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

让高俅先登场，纯粹是施耐庵输出个人价值观和小说剧情的需要，让梁山好汉显得更加正义一些。

实际上，高俅很可能被施耐庵给背刺了。因为宋史有记载，高俅死后，宋钦宗差点要给他披麻戴孝。

开府仪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当挂服举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得全首领以没，尚当追削官秩，示与众弃；而有司循常习故，欲加缛礼，非所以靖公议也。章再上，乃止。——宋史·李若水传

宋钦宗不是昏君，高俅要是奸佞的话，他会傻了吧唧给他披麻戴孝。

“高俅”这个历史人物，相当不正常。可能与水浒传以及我们认知的“高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