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郑重说明：本人所有行文提及的“中华文明”，特指“中华古代文明”，即从轩辕黄帝继位之时开始计时，至封建王朝最后一任王朝清朝宣统帝下诏退位为止的这段时间，历时4600余年。

之所以将中华文明如此认定，是因为在这4600余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华文明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沉湎于古之经典和圣人编制的理想世界当中，对自己生存的物质世界不是打压就是远离，反正就是不感兴趣。

这直接导致了中华文明与物质世界做了切割，也进一步导致科学与中华文明相互为绝缘体，谁也看不上谁。

1. 中华文明离科学真的很远

（1） 四大发明，《永乐大典》曾让国人欣喜若狂

虽说科学步入人间也不过距今300年前，而我们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有着上下五千年之官方说法，而科学脱胎于物质世界，是对隐藏在物质世界背后客观规律的总结提炼，因此，凭借着中华民族五千年中与物质世界打交道的点滴时间，也足以可以提炼出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点。

在历史教科书不厌其烦地重申古代四大发明的伟大意义和历史地位之后，对于科学源于中国古代科技的说法便不胫而走。很多人觉得，教科书上令人血脉偾张的领先西方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说法，不就是在证明：中华古代科技就是西方科学的源泉吗？

为此，在四大发明被重复了一万遍，已成过去式之时，近来又出现了《永乐大典》是科学之母的新闻。在那个晚霞挂满天空的傍晚，牛顿和爱因斯坦带着虔诚的笑容，聚精会神看着中文版《永乐大典》，进而豁然开朗，提出了划时代意义的力学三定律和相对论。

更有甚者，说牛顿乃是明崇祯皇帝的一个儿子，姓朱名啥完全忘了。为了规避清军锋芒，便带上《永乐大典》隐姓埋名客走他乡。最终一不留神走到了英国，成了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

之后的牛顿思国心切，于是在苹果树下认真读起了中文版《永乐大典》，突然思想顿悟、打通任督二脉，然后提笔写下了英文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科学时代来临了。

（2） 真正的中华科学之火种《墨经》，汉代之后彻底消亡

对于四大发明和《永乐大典》是科学成果和科学著作的说法，实际上从未得到世界的认可。当然熟悉了阴谋论和华夷之辩的儒生们定然觉得这些西方惯用的伎俩，就是打压我大中华。

但是让他们根本不知道的是：西方对四大发明和《永乐大典》持续不断打压，为何单单对春秋时期的《墨经》赞赏有加呢？荷兰学者弗罗里斯·科恩就高度赞扬了《墨经》的伟大之处，称之为中华唯一的科学著作，也为汉代之后《墨经》失传而扼腕叹息。

所以说，打压科学的并不是西方，而是我们自己，用弗罗里斯·科恩的话来说：一种以皇帝为核心的道的综合占据了思想界后，《墨经》彻底走向衰亡。当然，关于中华文明为何产不出科学的文章很多，有一种说法广为流传，那就是强大的官僚体系窒息了中华民族的求知欲。

2. 近代科技革命之时，皇帝做事，还只是为了脸面

（1） 脸面，中华文明最为关心的事儿，让中华文明走上了只看表象的原地之怪圈

科恩虽然看到了中华文明与科学切割的现象和时间点，但并不熟悉中华文明的他无法提炼出本质。何为以皇帝为核心的道的综合？对于熟读中华历史的人都知道，那就是君主专制。

对于大搞家天下之文明倒退的历代统治者而言，如何集权，如何治天下，如何让天下之人唯自己家族马首是瞻，是他们关心的事儿。而儒家、法家等读书人要做的事儿就是确保家天下万古传承。

作为后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而言，他觉得外在的形象是治人第一法宝。为此，孔子就盛赞外表颜值担当的盗拓天生拥有了别人没有的“美”德，也痴迷于如何保持“质”和“文”恰到好处的君子模样，更对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之礼表达出了青睐之情。

如何当好君主？除了仁爱之心之外，孔子认为外表的形象也是至关重要。只要形象符合天子气质，必能一呼百应、众人皆拜。正所谓的帝王之相也就如此而来。

在出身决定脸面、脸面决定至德之畸形价值观的带节奏下，往后2000年中华文明步入到了力求外表完美、不顾实际寒碜的深渊。酿成了一个又一个“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孔乙己形象。

（2）雍正发新币，争论点不是实用性，而是脸面

价值取向一定，重外表和脸面成了人生小目标之后，轻视实用的科学主义必然被唾弃。而民间风气一形成，知道怎么回事的统治者也会随便逐流，成为了信奉脸面就是正义的急先锋。

雍正登基称帝后，新朝新气象，必然要出些新玩意来告知天下之人：天下换主子了。要想信息传达到位，必须在大家用得最多、最熟悉的东西上下功夫，于是凭借着历代帝王的智慧，大家都想到了钱币。

雍正登基之后，果然召总理王大臣允禩主管这件事情。允禩也不负众望，一出手就是大招：将铜钱中银和铜的比例改成了银六铜四，让铜钱上的字眼清晰了许多，有助于百姓尽快接受雍正登基的事实。

雍正听闻很满意，当众夸起了允禩。允禩听闻也很开心，虽然皇位流失，但自知胜算原本就很渺茫的他也死心了，只想着给新皇多做些维护脸面方面的事儿，好让自己能够安稳活下去。

谁知，此时闯进来一个孙嘉诚，当众就说允禩此举是粉饰太平。皇帝的脸面宣传到位了，朝廷的脸面就丢下了。因为容易导致不法商贩倒卖铜钱从而谋取暴利，财富就不再掌握在朝廷手中了。

站在现代的角度，铜钱作为流通货币，实用性是第一位的。孙嘉诚说的问题可以归咎为打压不法商贩，加强回炉铜钱之违法打击力度，但神奇的是争论双方焦点却是维护脸面和权力方面。

所以说，正是因为类似于雍正发新币，争论焦点不是实用性，而是脸面的事情非常多，导致中华文明离科学真的太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