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传法/文

不得不说，近些年来书法理论研究成效显著，每年有十数部新论著行世，数量之多，研究之深，过于以往。究其缘由，一些资质颇高的青年才俊涉足于此，他们专心学术，不经意中抬升了科研水平，让书学研究在本来相对冷门的艺术学科中日益凸显。青年学者向净卿博士即是其中一佼佼者，近年来，他连续发表高水平系列论文，引人瞩目。他新近出版的《人书俱老：孙过庭〈书谱〉的思想世界》一书，是一本颇具学术分量的书学研究专著。

《书谱》作为我国书论史上的名篇，对其学术研究渊源有自，乃至佳作频出。浏览诸作，不难发现，过往的《书谱》研究多偏重文本注释、书论考评、墨迹流传与摹刻、后代接受等，即使对《书谱》内容概括提炼颇具典范意义的共识性之作，其论述亦多停留在文学形式层面。偶有涉及思想层面的论著，也未能完全展开。当然，涉及《书谱》美学层面的探究，历代研究不乏闪光处。向博士在前人丰富成果的基础上，以自身独特的传统哲学和文化视角，切入《书谱》研究而成效斐然。概述之，大致有三。

一、思维视角的深入与多维

由向博士论著的题目即知，此是偏于思想史层面的研究，目的是“透过《书谱》看似松散的叙述形式，探求其背后所呈现的思想结构”[1]。如祝帅所言：“本书游走于思想史与书法史之间，展示出古代思想世界与书法理论之间某种深刻微妙的内在关联。”[2]而向博士展现这一内在联系的方法，是从思维视角的深入性与多维向度来审视《书谱》。通览该著述，正如陈传席教授所言，他是“从经学、易学、道家、文学等角度出发，深度剖析孙过庭是如何借鉴传统思想资源，进而开创出新的书法理论格局”[3]。

孙过庭的思想积淀是在经学观念之上的。众所周知，中古时期受儒家影响的士族制度，至唐代虽然有所衰落，但仍然占据着社会主流。孙过庭作为游离于士族之外，生活于依然讲求门第的初唐社会，供职于东府职位低下的小官吏，他的安身立命与仕途沉浮，无不深受儒家传统的教化与影响，崇经尚儒是他的必然宿命。故孙过庭以经学论书，自然顺理成章。

回到著述中来，在向博士看来，《书谱》的理论基调是“宗经”，他先从书法“宗经”的地位论起，对“功定礼乐”进行剖析，将孙过庭用书法比作礼乐而极大提升书法地位与作用的做法，视为书法“宗经”的理论起点。接着，向博士在孙过庭于书迹、书论遵从“非训非经，宜从弃择”[4]的判断标准上，于儒家“志”“孝”等道德范畴的选择标准上，都做了深入且颇有系统的论述。他认为，书法能够“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5]，文字本身就有宣教化的作用，从政教功能的角度来看，孙过庭将书法比作“礼乐”是有根据的，当然，这也与当时的社会状态及其本人的强大心理定势息息相关。

之所以说向博士对《书谱》的“宗经”论述有系统性，还表现在他对《书谱》深邃文本的精准把握。“宗经”的理论基调建立后，他又从学书观念、创作理论、书法性质等层面，对《书谱》的“经学性”进行阐释，对每一观念进行解读，诸如学书观念的“学有三时”，创作理论的“动不失宜”，书法性质的“文质相变”等，都涉及观念的“经学性”渊源。而对每一观念的“经学性”溯源，则显示了作者多学科视野下颇具学理性的思辨力和深刻性。当然，经学视角之外，向博士还从易学、道家、文学角度对《书谱》予以关注，如他认为，其审美观念得益于周易思想，其取法模式和方法论借助了道家哲学，其理论建构方式借鉴了文学理论等，无不显示出作者对《书谱》文本的准确理解，体现出其扎实的理论素养。

二、叙述视角的通达与融合

史学的研究往往重视对史实的重建和对新史料的发掘，如傅斯年主张“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6]，陈寅恪主张“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7]。向博士的论著，显然不是研究什么新材料与新问题，它甚至不归属于史学范畴，它的使命是对耳熟能详的书论名篇《书谱》——这一“旧问题”作如是观，即作出新阐释，得出新见解。为达此目的，在研究方法与叙述视角上，向净卿适时地作出调整与转换。如在第二章论到“唐初文化之繁荣”时，作者并没有过多着力，而是淡化治史方法的运用，他摒弃了一般著述对孙过庭及其《书谱》繁缛的史学考证，言简意赅地交代了唐代初期三教并重、文学复兴、书法昌盛的时代背景。这一行文方式张弛有度，详略得当，一方面铺垫了《书谱》后续研究的基础，一方面自然地将研讨重心引向《书谱》文本。在重要观念的追问过程中，充分显示了向博士叙述视角的通达与融合能力。

以注解“跃泉之态”为例。《书谱》言：“况拟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犹疏，形骸未检；跃泉之态，未睹其妍，窥井之谈，已闻其丑。”按照一般注释，即为“若摹拟不能相似，观察不能精细，分布仍然松散，间架难合规范；那就不可能表现出鱼跃泉渊的飘逸风姿，却已听到坐井观天那种浮浅俗陋的评论”。[8]这一释读司空见惯，貌似合情合理，其实不尽然。

向博士通过深究文本和逻辑分析，认为按通常注释，此文内容的褒贬太过于曲折多变，让人难以信服。他认为，“跃泉之态”的表述源自《周易·乾卦·九四》之爻辞“或跃在渊”，当时为避李渊讳而改为“跃泉”。随之，向博士以其严谨的考据，严密地进行推理，引宋元之际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五》、清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清阮元《校勘记》、唐《开成石经》、唐李商隐《李义山诗集》等历史文献，条分缕析，深入浅出地作出阐述：“‘跃泉之态’和‘窥井之谈’是两种没有认识到细节、不得刚柔并济之法的情形，一个没有认识到美，一个是丑态尽显。孙过庭在此借用爻象来阐释一种不能‘精察’‘拟似’的粗俗艺术观念、主张或能力。”[9]如此一来，他将常规的“‘跃泉之态’是指一种矫健之态”的褒义释读，给予学理性的重新注解，认为：“从《周易》取象角度去理解，‘跃泉’表示一种迟疑状态，犹豫不决，妍美未现。”[10]以上阐述无不显示了向博士借助经学、易学来准确理解孙过庭书学思想的意义与价值的融通能力。在向博士的论著中，此种具有建设性且让人耳目一新的文本解读比比皆是。

三、理论视角的层次与创新

向博士在著述中显示的思辨力，无疑得益于其丰富的求学经历与学术背景。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与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研究所都从事过博士后的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的治学观。传统的经学、儒学、道家、文学等思想资源的渗透，在其论著行文中处处得以体现，除此之外，西方治学常用的归纳与定性研究方法，亦在问题讨论中层层展开。

向博士将《书谱》的理论创造归结为，以对待性结构提出新范畴和新命题，这一观点，是本著述的重要理论创新。这一创新理论的实现，是从书法性质、书法技法、书法境界三个层面得以体现。文中先是对“对待性结构”作了明晰，继而对范畴与命题做了梳理。无论是范畴还是命题，书中所讨论的皆是《书谱》之前著述中未有涉及过的，然后与“结构性的、对待性的提出方式”相结合，而形成本论著的理论重点——“对待性结构式新范畴与新命题”[11]。对新范畴而言，关于书法性质范畴有：形质—情性、体势—推移、骨气—遒润等；书法技法范畴有：规矩—方圆、根源—枝派、点画—使转等；书法境界范畴有：乖—合、风规—燥炎等。“从这些范畴及其结构来看，会给我们研究门类美学以一定的启示，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艺术的本质性问题，也依此能对艺术美学、艺术理论的研究起到深化作用”[12]。如对待性命题而言，有“质文相变—古质今妍”等书法性质命题，有“心手双畅—心昏手迷”等书法技法命题，也有“极其性分—随其性欲”等书法境界命题。向博士对以上诸多新范畴与新命题的论述，是应用定性研究的文本分析及归纳演绎的方法，层层推进，形成鲜明的层次感与创新性。

纵观全书结构与论述内容，层次感同样明显，正如向博士在著述封底的内容简介中所言，微观上，本书对《书谱》中诸多疑难字词、句意进行了考证与补释；中观上，本书对重要命题进行深入剖析，进一步离析出孙过庭所提出的对待性范畴、对待性命题；宏观上，本书考证了《书谱》通过融合经学、易学、道家思想、文学理论等进行理论建构的特点，揭示出其立体的思想体系。此处所言，该著述基本做到了。

陈寅恪“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13]。向博士的论著，因多倾向理论阐释，与传统史学研究方式与理路有较大不同，但对于这篇出自中古时期的著名书论的研究，他做到了将其置于传统哲学与文化视域中进行审视与剖析，此著述不仅为研究古代书论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方向，同时，也将《书谱》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

注释：

[1]向净卿.人书俱老：孙过庭《书谱》的思想世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前言第2 页.

[2]向净卿.人书俱老：孙过庭《书谱》的思想世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46.

[3]向净卿.人书俱老：孙过庭《书谱》的思想世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46.

[4]孙过庭，著.郑晓华，编著.书谱[M].北京：中华书局，2012:123.

[5]许慎.说文解字·序[M]//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经韵楼藏版.

[6]傅斯年.天朝 洋奴 万邦协和[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211.

[7]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敦煌劫余录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66.

[8]董友知.书法理论与书法百家[M].北京：团结出版社，1988:193.

[9]向净卿.人书俱老：孙过庭《书谱》的思想世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75.

[10]向净卿.人书俱老：孙过庭《书谱》的思想世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76.

[11]向净卿.人书俱老：孙过庭《书谱》的思想世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06.

[12]向净卿.人书俱老：孙过庭《书谱》的思想世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16.

[1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70.

（孟云飞转编自《大学书法》 2026年第2期 pp.154-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