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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孙恩远离建康北上郁州时，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心上的大石头就落了地。父子俩自以为退敌有功，昂首天外，不分昼夜地沉湎于酒色之中。

桓玄派人送了一封信给司马道子，兜头泼来一盆冷水，大意说：“孙恩只是因为连日暴风骤雨，兵船开不进建康，粮食吃尽，才撤走的，并非为王师所屈，你们不要自鸣得意。眼前你们的心腹，谁是有名望的？八郡的祸患，都是你们身边这些小人惹出来的，兵祸到今并没有了结。朝廷里的君子，怕惹火烧身不敢说实话，只有我敢说出事实。”

司马道子父子看到这些话，知道桓玄不怀好意，信中明明在说，只有他桓玄才能收拾残局，看来桓玄很可能立即进军建康，威胁朝廷。这样父子俩又感到如泰山压顶，十分担忧。

建康的粮食供应主要靠三吴及浙东，这些地区残破不堪，供粮困难，同时桓玄又截断长江航道，漕运断绝，商人旅客都不能自由往来，朝廷所属的士兵只能用麸皮糠末和橡树的果实当饭吃。

司马元显的谋臣张法顺说：“桓玄的野心大，手段辣，听说他童年时和叔伯兄弟们斗鹅斗输了，半夜里，他偷偷杀死兄弟家全部的鹅。现在，朝廷能控制的三吴一带，五斗米道乱后残破不堪，家家缺穿少吃，桓玄一定要来乘机骚扰。”

司马元显只是叹息：“怎么办？怎么办！”张法顺又说：“桓玄火并殷仲堪和杨佺期，夺得荆州才两三年，朝廷可以下令，要刘牢之做先锋，其他大军随后继发，早日扑灭桓玄。”司马元显频频点头赞同。

凑巧，桓玄手下的武昌太守庾楷，担心桓玄会像王恭和孙恩一样地失败，秘密地派了使者到建康，拜见司马元显说：“桓玄处处违抗朝廷，人心不肯顺从他。如果朝廷派遣大军讨伐桓玄，我一定做内应。”

庾楷给司马元显打了气，朝廷就派张法顺到京口，游说刘牢之来担任征伐桓玄的先锋。刘牢之很怕桓玄，张法顺瞧他支支吾吾，不敢允承，回来对司马元显说：“刘牢之似乎不跟我们一条心，不如早日召入建康，杀了他，免得日后贻误大事。”

司马元显以为有了庾楷做内应，就好似在桓玄心窝边插上一把刀，只等朝廷大军一发，桓玄就命在旦夕，对刘牢之暂且不必过虑。所以他一心一意征发水军，装备兵船，准备讨伐桓玄。

402年（东晋元兴元年)的大年初一，朝廷下诏，向桓玄兴师问罪。司马元显挂帅，官衔是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当时东晋国土号称十八州，但有的为侨州）。此外，诏书又任命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司马尚之殿后。

出师之前，司马元显想逮捕所有在京城的桓家叔伯兄弟，一网打尽。但他的长史王诞是中护军桓脩的舅舅，王诞不忍外甥被杀，就对司马元显说：“桓家叔伯兄弟志趣各异，互不往来，何必多此一举！”司马元显就此作罢。

张法顺对桓家兄弟和刘牢之都很不放心，又向司马元显献计：“骠骑大将军府的司马桓谦和他亲弟桓脩都是桓玄的堂兄弟，是桓玄在京师的耳目。他俩常常将朝廷动静私报桓玄，最好密令前锋都督刘牢之杀死他俩，借以表明他决无二心，如果刘牢之拒不受命，赶紧要先把他清除。”

司马元显答道：“平定桓玄，倘若没有刘牢之打头阵，就很难啊！如果兵马未行，就先杀大将和朝官，会引起人心不安。”

张法顺再三劝说，司马元显仍是不依。桓谦不仅没有被杀，反而升了官。这是因为桓家世世代代盘踞荆州，特别是已经去世的桓冲，很受地方吏民爱戴。桓谦就是桓冲的儿子，司马元显为了笼络荆州人心，代下诏书，任命桓谦为都督荆、益、梁、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这样也就是罢免了桓玄原任荆州刺史的职务。司马元显这一手，是企图借此分化瓦解桓家势力。

桓玄的堂兄桓石生，是司马道子太傅府的长史。桓石生派人将这些情况一五一十地密报桓玄。桓玄原以为朝廷千疮百孔，自顾不暇，没想到这么快就来征讨，还耍了那么一套花招，不免大惊失色。他打算集中兵力保住江陵，长史卞范之说：

“将军的威武远近闻名；司马元显乳臭未干；刘牢之背叛王恭，反复无常，大失人心。将军应该打到建康去，用兵势压倒他们。这些小丑的土崩瓦解，可以翘足而待。为什么要拱手让他们进来，使自己苦守孤城呢？”

桓玄觉得以攻为守的办法很好，立即兴师东下，并且发出讨伐司马元显的檄文。檄文到达建康，司马元显还没有发兵，一见桓玄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又听说桓玄无数兵船已经顺流而下，气势汹汹，他的心里就没有了主。

朝廷摆了盛宴，欢送司马元显出师，这位征讨大都督在酒宴上见了前锋都督刘牢之，两人各有各的心事，相见一言不发。

司马元显喝了晋安帝赐给的饯行酒，照例立即要兴师出发，可是他登上帅船，坐着发愣，始终不敢发出开船的命令。前锋都督刘牢之更是乐得按兵不动。

桓玄虽然兵发江陵，但一点儿不知道朝廷的这些内幕，因而色厉内荏，担心朝廷兵马一出，自己对付不了。虽然他率领大军顺着滔滔大江滚滚而下，心里却盘算着一遇劲敌，怎么赶紧缩回江陵去。可是过了浔阳，还是见不到朝廷派来的一兵一卒，说明司马元显不敢前来迎战，他那高兴劲儿就别提，全军士气也大为振奋。这时，武昌太守庾楷要作朝廷内应的秘密已经泄露，立即被桓玄扣押起来。

朝廷饯行后过了十天，司马元显讨伐的兵船还是停泊在石头城边，不敢去和桓玄对阵。朝廷只得另派齐王司马柔之带着驺虞幡，到桓玄军前要求罢兵。他还没见到桓玄，脑袋已被前锋将士砍下。再过了十天，桓玄攻打历阳，活捉了豫州刺史司马尚之。京城内外更是惶惶不安。

刘牢之被朝命催逼，从京口开拔到溧洲（今江苏江宁西南江心中)，和占领姑孰的桓玄几乎面对面地扎下营寨。

桓玄派了刘牢之的族舅何穆作为使者，去对刘牢之说：“如果你被桓玄打败，必定要死；倘若打胜，司马元显也容你不得，他妒贤如仇，可能你还要遭灭门之祸。你和桓玄没有宿怨，不如双方联合，方能永葆富贵。”

这样，刘牢之就和桓玄挂上了钩，刘牢之的参军刘裕竭力劝阻，他不肯听从。他的儿子刘敬宣知道他心底的盘算，劝道：“现在国家安危，就在大人和桓玄身上，如果桓玄一旦得势，你就无可奈何了！”

刘牢之怒斥说：“你这小东西懂什么？今天我要打垮桓玄，易如反掌，但司马元显一贯重用小人，他们一定容不得我。到那时就要兔尽狗烹了！”刘敬宣听从父亲，作为专使，正式向桓玄投降。

桓玄和荆州将吏只是想利用刘牢之的罢兵，趁机攻入建康，而后再伺机清除他。但在刘敬宣来时，却装模作样地热诚招待，请他做咨议参军。酒宴中，桓玄又拿出珍藏的古书名画，让他一起观赏。刘敬宣不知底细，纵情地谈古论今。桓玄的僚属们见他上当受骗，莫不相视窃笑。

在建康王师的帅船里，司马元显还和将士们纸上谈兵，议论如何抵抗桓玄的进攻。桓玄却在刘牢之投降后，毫无阻拦地到了新亭。司马元显等吓得赶忙丢了兵船，屯扎到国子学里。过了几天，列阵于宫城的宣阳门，准备和桓玄交手。

士兵们由于司马元显过去只顾盘剥敛财，不管他们的饥寒和死活，又听说桓玄前锋已到了宫城前的朱雀航，就都骚乱起来。司马元显想把队伍带回内宫，紧闭宫城各门，抵抗桓玄，不料桓玄的队伍已如旋风似的赶到，高呼着：“放仗（即缴械)！放仗！”朝廷的兵马丢下武器，逃的逃，降的降。司马元显策马逃到他父亲住的东府，只有张法顺一人还跟着他。司马道子从酣醉中被吓醒，惺忪的双眼眯缝着注视到惊惶失措的儿子，只是哭泣不止。桓玄派太傅从事中郎毛泰去逮捕司马元显。毛泰原先和司马元显父子是酒肉朋友。有一次，毛泰举行家宴，司马元显半酣要走，毛泰硬留，开玩笑说：“你一定要走，我把你双脚砍下！”司马元显认为毛泰对自己太不尊敬，怒骂而去。这次毛泰抓到他，拳脚交加，方才出了气。

毛泰押送司马元显到停泊在新亭的桓玄船头，绑了起来，人们团团围住这个不久前还权势熏天的贵人，现在被众人数落得像条落水狗似的。他只是低声嘟囔着：“我是被王诞、张法顺所误的。”司马元显被桓玄带进建康，连同他妻妾所生的六个儿子，以及亲党们在闹市斩首示众，时年二十一。

司马道子被废为庶人，由御史杜林押送到安成郡（治所在今江西安福)。抵达流放地后，这位酒醉糊涂了一辈子的王爷，喝了杜林给他的一杯酒，溘然而逝，时年三十九。这杯酒原是桓玄委托杜林带着的鸩酒。

桓玄得势，诏书任命他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又兼扬州牧，领荆、江、徐三州刺史。这样，他就一身独揽朝内朝外的军政大权。

刘牢之投降桓玄，使桓玄得以长驱直入建康，夺取了朝廷大权，刘牢之自以为也可以飞黄腾达了。但桓玄却认为他过去几次反复无常，对他并不信任，还决心要予以清除，为自己篡位铺平道路。

北府兵主力的将士和家属都侨居于京口。徐州是侨州，州治也设于京口。桓玄兼任徐州刺史，就是要掐住刘牢之和北府兵的脖子。不久朝命下达，调任原本为前锋都督、征西将军，领江州事的刘牢之为征东将军、会稽内史。刘牢之这才知道，桓玄对自己居心险恶，他又恼恨又担心地说：“桓玄执政才几天，就夺走我的兵权，大祸快要临头了！”

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还在桓玄身边任职，他假意要求回去说服他父亲接受新的任命。桓玄料知他父子俩成不了大事，就同意了。刘敬宣回到刘牢之跟前，诉说桓玄如何奸猾和凶狠，竭力劝刘牢之赶紧发兵攻打桓玄。可是刘牢之下不了这个决心，只是把队伍拉到靠近建康、新洲西南的班渎，观望形势。

刘牢之私下对参军刘裕说：“我打算渡江北去，和广陵相、宁朔将军高雅之联合发难，进攻桓玄，你能跟我去吗？”

刘裕对刘牢之的几次倒戈极为厌恶，冷冷地说：“将军以数万劲卒投降桓玄，使他踌躇满志。而今他大权到手，你却大失人心，你再想把他拉下台，就难办啦。恐怕你到不了广陵，就要被众人遗弃。我刘裕也就此告退，要回京口去了。”

广武将军何无忌虽然是刘牢之的外甥，但也很不满意刘牢之的作为。他和刘裕却交往很深，悄悄地问刘裕说：“你瞧我怎么办呢？”刘裕答道：“刘牢之一定要垮台了，我们还是早回京口吧！如果桓玄今后能忠于皇室，我们就跟他走；否则等待机会干掉他。”于是他俩不告而别，离开了刘牢之。

刘牢之召集僚佐和部将，宣称要割据长江北岸，讨伐桓玄。

有人以为将士的家属都在京口，倘若参加发难，家属都要被桓玄屠杀。多数僚佐对刘牢之的反复无常早已议论纷纷。参军刘袭异常激动，铁青着脸，恨恨地说：“天下最丢人的事是叛变，将军往年先反王恭，后反司马元显，如今又要反桓玄，朝秦暮楚，有什么好结果！”

说完，气冲冲拔腿就走，其他将佐也一哄而散，留下的寥寥无几。刘牢之着了慌，赶紧派刘敬宣到京口去接家属。可是约定的限期过后，只见滔滔江水奔腾东流，始终不见刘敬宣或京口家属归来。

刘牢之以为走散的僚佐已向桓玄告密，刘敬宣和家属们必定已遭桓玄杀害，赶紧带领队伍向北撤走，哪知手下的将士沿途又不断溜跑，到了江边一瞧，原先停泊待命的兵船一条也没有了。回头望望跟从他的人，稀稀拉拉，不禁感伤万分。他思忖无颜见人，就在江边丛林中自缢而死。

刘牢之咽气后，刘敬宣的船舶才赶回新洲。原来他去京口，见到桓玄戒备森严，并得知桓玄即将派军进攻新洲，就又返回。

但他归途中遇到逆风，回来迟了，上岸后看到父亲已死，顾不碍哭丧和披麻戴孝，就渡江直奔广陵而去。刘牢之的贴身随从把刘牢之的尸体放在棺木中，设法找船运到丹徒。桓玄派人劈棺拖出尸体，砍下头颅，带到建康，高悬示众。又将没头的尸体送到京口，丢在闹市上，不准人们收葬。

刘敬宣赶到广陵，和高雅之相商后，估量势孤力薄，不敢举兵发难。他俩和亲友随从一起逃到洛阳，以子弟作为人质，请求后秦姚兴派兵攻打桓玄。姚兴只让他们在关东地区自行招募了几千兵马，回到彭城一带活动，桓玄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桓玄认为劲敌都已清除，便摆出谦让架势，辞去丞相和荆、江、徐三州刺史的职务，要他的几个堂兄弟分别担任尚书左仆射和三个州的刺史，内外大权都被桓家霸占。不久，桓玄又从建康住到姑孰去，辞去录尚书事，表示自己不愿总揽朝政。实际上，朝廷重大事务还是要他点头才能去办，他这时的官职是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扬州牧，领豫州刺史。

东晋连年发生战祸，苦难的百姓都希望过个太平日子。桓玄刚进建康，处决了人们深恶痛绝的司马道子父子，清除了反复无常的刘牢之，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野心，又常以小恩小惠笼络众人，朝野人士以为从此可以过个太平年头了。

桓玄接着大杀北府兵的旧有将领，有些人事先得知消息，逃奔刘敬宣和高雅之，在彭城附近活动。他们估量桓玄决不会放过他们，又分头投奔后秦和南燕。

桓玄在姑孰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的府第，装饰极为富丽堂皇，耗费无数民力财力，还派人四出，把几千里以内名贵的花卉、果树和竹木，都强行挖掘，运到自己的庭院中。桓玄生性贪婪，一旦听说有人珍藏奇珍异宝或是名贵书画，他就要千方百计地巧取豪夺，甚至采取赌博的方式，从中玩弄手段，把那些珍品赢为已有。

桓玄特别喜欢摆弄珠玉，整天双手离不开一些稀世珍宝。至于黎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却熟视无睹。这时，兵荒马乱加上水旱灾荒，吴郡及吴兴等地逃荒的民户占半数以上，临海和永嘉二郡，更是跑得空空荡荡的。

还有些地方连年颗粒无收，有钱也买不到粮食，以致富贵人家穿了绫罗绸缎，怀抱珠玉财宝，紧闭门户而饿死，穷苦的百姓就更遭难了。桓玄为了显耀自己关怀民生，下令要会稽内史王愉（王国宝的异母哥哥)开仓救灾，并且允承朝廷拨粮支援，王愉把那些在江湖和荒野里捞螺蚌、挖野菜的百姓，都赶回来，但会稽存粮所余无几，朝廷赈米极少，更不能及时运到：再加上官府对救灾粮食层层克扣，饿得只剩一口气的百姓疲于奔命，死得更多，尸体在道旁无人掩埋，惨不忍睹。

在这种民不聊生的局势下，桓玄还不断演出标榜自己的丑剧。他上表假意要求回荆州老家去，同时又自己起草诏书挽留自己。皇使宣诏后，他再次上表要求归藩，转眼叫人威胁皇上，亲笔写诏书不让他走。

桓玄还要各地的亲信们，胡报什么甘露下降等吉瑞祥兆，自己又矫造诏书，说是“这些吉兆都是因为大臣桓玄德高望重所致”。桓玄又认为过去常有美名远扬的隐士，但他执政时却没有出现，因而派人找到了皇甫谧（西晋初年名士)的六世孙皇甫希之，任命他为著作郎，并送去了许多财宝礼物。桓玄同时又叫人密令皇甫希之既不就职又不受礼。接着，桓玄大大宣扬皇甫希之是当代“高士”。桓玄找人充作隐士的丑闻传开后，人们都把皇甫希之称为“充隐”。

桓玄又上表要求统帅各路兵马，出师北伐，收复国土。别人不知底细，认为他确有决心去洗雪国耻。他训练队伍，整顿行装，要部属给他修造了几条轻便结实的小艇，装满了贵重的珠玉和书画。

僚属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回答：“打起仗来凶多吉少，遭到意外时，这几条船撤到任何地方，都轻便易驶！”人们听了不禁失笑，才知他不是要北伐，而是怕打仗。不多天后“诏书”下达，不同意出师北伐。桓玄又大张旗鼓地宣称自己忠心执行诏命，暂停出征。其实这诏书也是在桓玄暗示下写出来的。

桓玄又别出心裁地宣称，要恢复砍手、断足、割鼻、挖眼等肉刑；又要废除钱币，再用谷子和布帛来买卖物品。他朝令夕改，变化无常，目的是哗众取宠，结果反而使人们增添无限怨恨，什么事也没办成。

桓玄这一切的故作姿态，都是为他篡位鸣锣开道。侍中殷仲文、散骑常侍卞范之是桓玄的心腹，他们经过准备，在403年(元兴二年)九月十六首先逼迫晋安帝下诏，任命桓玄为相国，封楚王，领地十个郡，加九锡。桓玄正式接受任命，举行盛大的庆贺典礼。当他在内室整冠待出，准备粉墨登场时，一条狗溜到楚王的席位边撒起尿来，瞧见的官员又惊恐又好笑。人们知道桓玄是极为猜疑和暴躁的，如果发现这件事，经办大典的官吏都要人头落地，所以谁也不敢出声，只是悄悄地将狗赶走，换上干净的席位。

刘裕在刘牢之死后被任命为彭城内史，也来参加庆贺。桓玄的堂兄，录尚书事桓谦特地去问他：“当今皇上和文武百官，都在议论要禅让，你看怎么样？”

刘裕知道桓玄决心篡位，心中十分不满，他明白这时反对不仅无用，反而要遭到杀害，因此不露声色地假意说：“楚王勋德盖世，晋室衰微，民心早已另有归望，乘运禅让，有何不可呢？”桓玄、桓谦等，原先担忧刘裕和北府兵将士会反对禅让，听了刘裕的假话，信以为真。桓谦当即高兴地说：“你说可以禅让，就一定可以了！”

过了几天，在桓玄布置下，卞范之起草了禅位的文稿，由临川王司马宝逼迫晋安帝亲笔抄写了正式的诏书。自从桓玄擅权后，皇室的生活待遇也被剥夺，有时布衣蔬食还供应不上，甚至受冻挨饿。这时叫晋安帝禅让，还有什么话说。

司徒王谧从晋安帝手里接过国玺，宣布让位给楚王桓玄。文武百官又到姑孰向桓玄劝进，桓玄照例推让一番，十二月初三就地即皇帝之位，国号为楚，下令大赦。年号原先拟定为“建始”，但一查竟是西晋赵王司马伦篡位时用过的年号。众臣再议，又改为永始，正式宣告全国。过后细查，这“永始”却是汉成帝用过的年号（公元前16-前13年)，当时王莽受封为新都侯，以后逐步擅权而篡位。

这两次年号的相同，分明不是巧合，而是有人在蓄意类比嘲讽。

过了六天，桓玄喜气洋洋，从姑孰到了建康，进入皇宫。宫里有人不满他的篡位，把正殿皇座下的泥土挖松了，桓玄坐上去时，皇座坍陷，几乎将他掀翻在地。文武百官和桓玄都吓得脸色或青或白，独有侍中殷仲文乖巧得很，灵机一动，上前祝贺道：“这是陛下圣德厚重，大地也难以负载。”

桓玄一听，犹如淹入水中抓住一把稻草，立刻转忧为喜，命令奏乐庆贺。

桓玄擅权和篡位，既造成百姓苦难重重，又招来那么多人反对和嘲讽，他的黄粱美梦岂能久长！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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