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鲁比奥11月13日公开向国际刑事法院(ICC)发出警告,甚至放出一句极具挑衅意味的话:“不要对手持利剑的人谈法律。”
这不是一句普通的外交狠话,而是把美国与国际司法体系之间的根本矛盾摆到了台面上。问题的关键已经不是美国愿不愿意加入国际刑事法院,而是一个国家不加入某项国际条约,是否就意味着它的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免受国际司法追责?答案显然不是。
美国确实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但《罗马规约》第12条规定,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涉嫌犯罪发生在缔约国领土上,即使嫌疑人来自没有加入该条约的国家,法院仍然可能取得管辖权。
例如,如果一名美国公民涉嫌在加入《罗马规约》的国家境内实施战争罪,法院就不能仅仅因为其持有美国护照,而自动排除管辖权。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国际刑事法院可以随意调查任何美国人。案件必须属于规约规定的犯罪范围,还要满足时间、地域和程序等法律条件。
美国不加入国际刑事法院,是美国的选择;但法院能否对某个具体案件行使管辖权,应当由国际条约和司法程序决定,而不是由美国单方面宣布。
如果国际法只能约束弱国,强国是不是就能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例外者?
鲁比奥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他批评国际刑事法院,而是他引用的那句古罗马名言。这句话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楚:当法律与国家实力发生冲突时,拥有强大军事和经济实力的一方,可以选择不接受法律约束,甚至利用自身实力反过来影响法律机构的运作。
10月9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制裁扩大到国际刑事法院机构本身。根据路透社报道,相关措施可能波及为法院提供银行、保险和软件等服务的企业。
国际刑事法院没有自己的强大军事力量,也无法像一个国家的政府那样,直接要求全球金融机构和技术企业服从自己的决定。它的日常运作需要各国合作,也需要银行、保险和技术服务支持。当一个拥有巨大金融和经济影响力的国家,能够利用制裁迫使第三方企业重新评估是否与国际司法机构合作时,国际司法体系就会面临一个现实难题:法律上拥有的权力,能不能转化为实际行动?
今天,一个强国可以因为不认可某项司法调查而施加制裁;明天,其他国家也可能以国家主权为理由,拒绝接受自己不喜欢的国际司法程序。最终受到冲击的,不只是国际刑事法院一家机构,而是国际社会试图建立的共同规则。
国际刑事法院存在的意义,并不只是向某个国家或者某位领导人发出逮捕令。它更重要的职责,是在符合管辖权条件、国家司法体系无法或不愿真正追责的情况下,为最严重的国际犯罪提供司法追责渠道。而且,国际刑事法院追究的是个人刑事责任,不是简单地给一个国家定罪。这意味着,无论涉嫌犯罪的人处于什么职位,都应当按照具体证据、法律规定和司法程序接受审查。
对于战争受害者而言,《罗马规约》第68条规定了受害者在诉讼程序中的参与和保护机制;第75条则规定,法院在定罪后可以针对被定罪者作出赔偿命令,包括返还财产、经济补偿和康复等形式。这些制度当然不能让失去生命的人重新回来,也不能立即修复战争造成的全部创伤。但至少,它为受害者提供了一条通过司法程序表达诉求、追究个人责任和寻求赔偿的渠道。
如果国际刑事法院因为外部政治和经济压力而失去部分调查能力,受到影响的就不只是法官、检察官和法院工作人员,还可能包括证人保护、证据收集以及受害者参与司法程序的机会。国际刑事法院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机构,它的管辖范围有限,调查效率、案件选择和执行能力也一直存在争议。但一个司法机构存在缺陷,不等于它不应该存在。
鲁比奥的这番讲话,实际上把国际秩序面临的一个难题说得非常直接:当国际法可能限制强国的行动时,强国究竟会选择接受规则,还是利用自身实力改变规则的执行环境?
美国有权不批准《罗马规约》,也有权通过法律渠道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但不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不等于美国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自动获得国际司法豁免;国家实力强大,也不应该成为排除法律审查的理由。如果法律最终只能约束没有能力反抗的国家,那么所谓国际法治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大国之间争夺法律解释权和执行权时,那些真正遭受战争伤害、等待司法追责的普通人,可能成为最先被牺牲的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