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五更时分。崇祯登上钟鼓楼，亲自撞钟召集百官上朝，结果没有一人响应。这些平日满嘴忠君报国、仁义道德的臣工们，步调一致，在家对着镜子姿态扭捏、梳妆打扮，准备迎接他们的新主子。

清晨。李自成领着他的“义军”们，如洪水猛兽一般杀奔城门，皇城内两伙人干冒了烟。不到三个时辰，这座始于永乐十八年，历经223载的都城就被攻破了。

当京师百姓夹道欢迎闯王时，没有人在意他们的旧主子崇祯，已经在煤山上吊了。

李自成进入皇宫后，先找到了周皇后和一票女眷的遗体，后捉到了被太监栗宗周、王之俊出卖的三位皇子，唯独不见崇祯。一天后的中午，有人来报崇祯身穿道袍，披头散发，挂在煤山的歪脖子树上。

崇祯之死，不可不谓之悲烈。他是一个亡国暴君，也是一个“祖宗作孽，子孙挡”的“背锅侠”。

这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帝王，临死之前，在背心里留下一封遗诏，用“诸臣误朕”四个字对他的臣工们做出了最后的审判。

崇祯暴躁归暴躁，但这份审判遗诏还是很有道理的。

单从做皇帝方面讲，崇祯不该当亡国之君。权术就是这样，不管是有意或无意，杀忠臣良将这种事，古来帝王都干过，不是定义昏君圣主的唯一标准。

可能是留给崇祯的时间不多，他只想到了“臣工误我”，但没有想明白，这些既得利益的臣工们放着既得利益不顾，为何要将这个国家给作没了。

这事其实不复杂，就俩字——内耗。

一个封建专制王朝，是永远不可能从外部被攻破的，只会从内部瓦解开始，先形成一个系统性矛盾，一步步把王朝既得利益“壁垒”给撑破。

说白了，就是上层内斗给了底层暴烈的机会。当两股力量碰撞到一起时，王朝就土崩瓦解了。

前两天，刚写了徐阶、高拱、殷士儋等人的故事。通过这伙人的故事，已经能够看出明朝出现“爆雷”的苗头。

徐阶斗严嵩斗了二十年，高拱斗徐阶斗了整个隆庆前期。等徐阶走后，高拱又开始斗其他人，整个隆庆前中期，就是高拱在跟赵贞吉、陈以勤、殷士儋、李春芳斗法。到万历登基后，张居正又联合太监冯保斗老大高拱。

隆庆一共在位6年，翻开明史，不知有多少篇幅是这伙人在相互弹劾攻伐。喵的，这伙人还有点正事吗？

到了万历朝前期，张居正一山独大，力压一座座小山头。等张居正死后，满朝文武立刻群龙无首。加上万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躺尸状态，党争就彻底失控了。

首辅沈一贯上台后，想学张居正独断乾纲，奈何顾宪成和赵南星不服气，老哥俩一气之下，辞官致仕，创办了东林书院，聚众清谈时政。尤其是在“国本之争”中，经过“直言死谏”一番炒作，人气瞬间爆棚。

本来，还有点职业操守的东林书院，就由士大夫“气节宣讲团”，变成了“躁进咸附”的山头团伙。

他们自诩“清流”，挥舞着道德杀威棒，到处瞎抡。跟我一条心的是“忠臣”，不合我意者就是“小人”。他们动不动检举弹劾别人“监守自盗”，对自己“亿贯家财”从来避而不谈。

在这样的氛围里，庙堂已经不是议论国事、处理朝政的庙堂，而是攻于算计的职场。劣币驱逐良币，水到渠成。大伙拼的不是务实的能力，而是虚无缥缈的话术表达。

说白了，就是一伙披着“公忠体国”外衣的封建权术家。

更要命的是，东林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还分化出了“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每一个分支还会接着往下分。比如，“浙党”的总舵主是由浙江籍首辅沈一贯和方从哲联合创办，后来依附他的外省小弟们纷纷跑出去单干，山东籍亓诗教和周永春创办了 “齐党”，湖广籍官应震创办了“楚党”。

最无耻的还得看，安徽宣城人汤宾尹创立的“宣党”，在老汤的带领下，“宣党”被做成了一个“水军黑产”，专门收钱帮人弹劾政敌。从万历到崇祯，“宣党”被人称为“文化黑帮”。

这伙人干事那叫一个“绝”。

比如，隆庆元年的“京察事件”。山西籍吏部尚书杨博负责这一轮考察，一口气给所有言官定了“不称职”，而他的山西籍同僚全部考核优秀。

一开始，庙堂是东林党和阉党的相爱相杀，越到后期，越复杂，掺和进来一堆大大小小的门派。最后，这伙徒子徒孙连老祖宗东林党留下来的“道德外衣”也不披了，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

边防告急，谁去守边，就弹劾谁“里通外国”。

出现灾荒，谁去赈灾，就弹劾谁“雁过拔毛”。

人事提拔，谁要举贤，就弹劾谁“任人唯亲”。

有时候，细想想万历一朝人事空缺也情有可原。

万历三十九年，孙丕扬主持“辛亥京察”，整个“宣党”几乎团灭，差一点把“宣党”头子汤宾尹、王绍徽给整死了。

万历四十五年“丁巳京察”时，“楚党”头子郑继之把“昆党”“宣党”等其他党派差一点一扫殆尽。

类似的风波案例，有明一朝史不绝书。放废天下贤才殆尽，整天想着这些事儿，边防吏治能有好才怪呢。

党争情有可原，宋朝“庆历党争”也是斗得热火朝天，为什么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余靖、夏竦、杜衍没有挨骂？

人家那是就事论事，为国而争。

明朝呢？

争到最后，是争着跪李自成和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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