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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十问十答:子何人哉?一个民族的“基础设施”矣哉

问题一:孟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概而言之?问题二:孟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再展开说说呢?问题三:孟子最重要的话是哪一段——其思想

问题一:孟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概而言之?

问题二:孟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再展开说说呢?

问题三:孟子最重要的话是哪一段——其思想精华何在?

……

问题八:同为教师的祖师爷,孔孟谁的教育水平更高?

……

这一轮重读《孟子》,正正好用去了一年——自去年9月12日的最初一撇笔记至今年9月12日的最后一捺笔记,日月不差。奇了啊,无事且读得顺的时候,一天可以读上一整篇(通行本《孟》书总共也就十四篇,《梁惠王上》、《梁惠王下》等等),忙起来的时候,一周也读不上几行,而最后竟正正好是一年的时间,奇了怪了……——好了好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倒是读出点什么来了?就说这个!

一则,这一年已陆续写出了二三十篇长文谈“读出点什么”,有的师友看到了,并给与了鼓励和指导;二则,也的的确确要在下面额外再写上一篇读《孟子》的总结——姑妄谓之,“《孟子》十问十答”。其中一些问题,一年之前自己对自己提出来的,乃正就是想通过又一次阅读孟夫子其人其书,庶几求得一答案;而另一些问题,系广大读者或专业学者常常探讨的,在此,也试着做一番颟顸的所谓的回答。

好了,我们开始吧,然而……然而我们还不能马上开始。——还是要先补充一段话在“十问十答”前面,什么话呢?关于夫子他老人家的那个时代。盖以下全部的问答实则都与此有关。

孟子所在的“战国中后期”是个什么时代,长什么样子呢?适逢其事并本身就是文学圣手、行文至简至易的孟轲先生,自己总结的就极好,就两个字:“强战。”读之侧目。倘稍稍展开一些,则:“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离娄上》)读之简直闭目。

倘再展开一些呢?是:吴起、商鞅、白起这些名字离那个时代乃至夫子本人那具体的几十年人生都不远(孟子生卒约前372-前289);而桂陵(前354-前353)、马陵(前341)、伊阙(前294-前293)这些动辄杀人盈野、盈城的大战,更是当时各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主要转动轴——当然也转动着孟子本人,想来,转动到几乎搅碎了他……

是的,孟轲先生其实是一位典型的“战时作家”、“乱世哲人”,且他所处的那个乱世的混乱、残酷程度,纵上万年整个人类文明史犹极罕见。他之前的孔子呢?对比之下,“季氏将伐颛臾”(《论语·季氏第十六》)之类的混乱简直“岁月静好”。他之后的辛稼轩及宋末蒋竹山他们呢?至少那已是经历过数度大一统王朝的时代了——天下最终会往哪儿去,还比较清楚……——“十问十答”之前的这一段话说完了,我们正式开始吧。

问题一:孟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概而言之?

答:概而言之,以最大的方面言之,孟轲先生,包括早于他孟子百多年的孔丘先生,都是那种——试杜撰一词——“常而不庸”的人。

何故道那是“常”?相比他们同时代出将入相的“立功”之人,孔孟这样的“立德立言”之人确乎哉不那么“非常”。至少是让您读他们这一生的经历,总是游历啊,被拒绝啊,而最终不得不放弃现实政治,转去著书育人。然而,又何故道那是“不庸”呢?盖传承文章学术于千秋百代,本就是大事,天大的大事。纵那个时代实用至上的虎狼诸侯亦不轻看之,后生岂能轻看之?

立功往往只在一时一地一局部,其“一时非常”是已;而“千秋百代的非常”实则是不庸,实则是他们猛一看乍一读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你休想摆脱得了他们——思想上、文化上,乃至具体到日常用语上,都休想摆脱得了他们。所谓“常而不庸”,换个说法即“基础设施”。子何人哉?一个民族的基础设施矣哉。

问题二:孟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再展开说说呢?

夫子斯人,诚“大丈夫”是也。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则(《滕文公下》),其不仅仅是孟子对“大丈夫”这一问题的探讨,而兼是孟子自己这一生的写照。视诸《孟》书及史书,没有人能收买得了他,且没有哪个当时势焰滔天的王侯将相能够引起他的哪怕一缕畏葸,而终致那一声“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此后一直轰响在整个中华文明、中国文化、中国人心灵史的上空……

以上是他“刚”的一面,而转到“柔”的一面,还可以说,夫子真“赤子大人”也。一方面,“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一方面,“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离娄下》)。——前者道“大人”是大诚大信、能够办成大事的人,并因此无所谓私德层面的小诚小信——绝非腐儒那一类人可想。而后者道“大人”始终不失“赤子”一般纯清的良善,其一切手段都服务于仁义正义的目的。总而言之,仅“大丈夫”那样的底线坚实犹嫌不够;夫“皆备于我”者(《尽心上》),底线坚实且延长线、辅助线灵活错综,既是仁人赤子,又是大人,又能成事——“磐石无转移”,加之“蒲苇韧如丝”。

但,孟子做到了吗,其“刚”的一面比较清楚,即其不容利买不容威服的一面比较清楚,惟“柔韧”的这一面——也……也没见他柔韧到哪儿去啊?这就还是要回到前文补充的时代背景。其游走于彼时大大小小的火药桶或形形色色意欲点燃这些火药桶的能人异士之间,当进则必进,当退则必退,八十多岁年高而亡,对于一个不屑于张仪、公孙衍衮衮诸公(《滕文公下》)而一意只想推行“仁政”、重构时代常识的乱世哲人、哲人帝师、战地作家、私学教师而言,还要怎么填“柔韧”这张成绩单?尽管当时有着重贤崇士的传统,但诸如孟子的学生盆成括这些人(《尽心下》),不也说杀就给杀了吗?

所以,仅以现存不多的史料并合理的推断来说,孟子具体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至此可说,夫子斯人,内善而外义,矜且廉,坚朗;秉其一生养浩然大自由且的的确确出入乱世以身、心皆自由,至乐且寿……

问题三:孟子最重要的话是哪一段——其思想精华何在?

孟子之所以是孟子,“亚圣孟子”,之所以能把他的课堂开成千秋百代,开到全天下去,至少百分之五十、六十因为以下这话。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尽心下》)

这里包含着孟子思想——尤其政治思想——几乎全部的精华。譬诸:其一,最显豁的,“民本”思想。何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政治大义,无非人民;始于人民,终于人民。即对于这片土地上来来往往的统治者而言:“小子们,想在这片土地上安稳做天子,按时按制地祭祀你们的宗庙吗?那就必须掂清楚人民这两个字的重量,必须搞清楚治天下之事的轻重缓急。”“不悟人民之重,不持续地感悟人民之重,虽尧舜禹汤传下的宗庙社稷、天子之位又如何?而今安在哉?”

孟子之前,还没见谁把民本的道理讲到这个程度;孟子之后,直至近现代民主政治,也才得以完全超越民“本”而到达了民“主”。不夸张地说,孟子为此后我国的历史演进结结实实地注入了“人民性”因子。有基于此,退则制衡统治阶级,使之多多少少必须顾及“载舟覆舟”、人民之重,进则帮助古老的中华文明较顺遂地读懂了现代民主这套新书。这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得以持续现代化的硬件之一。

再如:其二,孟子“仁政”的基本结构同时蕴含在上述这一段之中。概而言之,夫仁政,人民为“体”,社稷及诸侯、大夫为“用”。而“君”者,天子者,其维系体、用的纽带是也;相当于一条导通了民心、天心与官僚机构、国家机器之间的管道——复归“王”字或“天子”本意。且既然是这样的“体用分明”,则“变置”礼仪、官吏等等国家之用无有不可,而伤害百姓、害及国家之体却万万不可……

这样的政治结构当然太理想化了,放在战国中后期,尤其不合时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政治结构也恰恰是后世历朝历代努力往上面去靠的政治结构——君臣相得,共护百姓基本的生存权、财产权、发展权,使之能够反过来以租庸调或兵役、劳动力种种形式报偿统治阶级……

这一意义上而言,以前述“体用模型”言之,后世所谓“霸王道杂之”即孔孟王道为体,申韩霸道为用的完全体古代政治。盖一个负责长远一个负责眼下,一个负责宏观一个负责微观,一个负责正义性一个负责效率性……否则,何足以转得起来那么大的一个文明实体?

问题四:孟子最漂亮的话是哪一段——其文学魅力何在?

玩味《孟子》章句,常忍不住有此一叹:“这是多好多好的文章啊!……”夫子诚哉是迄今为止最好最好的作家之一,道天理如诗。——先看一小段,前文“皆备于我”之语即由此出。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

再看一小段。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尽心上》)

读之,您以为如何?可能您也是这样的感受,即读上一遍再品上两遍,真是痛快解颐,真是一片清爽。“焕乎其有文章”(语出《论语·泰伯第八》),《孟子》的文学魅力太大太大了。复杂的文学理论上的东西且不讲,其“万物皆备于我矣”之文,其“乐莫大焉”之文,其“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文,皆已是我们今天常用的成语,且皆给人以大清爽——按摩到了你我心灵之中的筋骨一般,读之“松”得很,飘飘乎松得很。反之,不够这么好的文章则是“紧”的,紧而滞涩的——读之,总感觉哪里不得劲儿似的,哪里攥着筋似的……

清儒刘熙载对孟子文学的好处总结得甚好:“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艺概•文概》)

但它们还不是孟子最精彩最漂亮的一段话吧?是的,不是;值此又一个“九一八”纪念日,格外地想摆上孟子的这一段话。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告子下》)

前文说过,孟子之所以是孟子,百分之五十、六十因为“民贵君轻”那段话;而孟子之所以是孟子,也至少二十、三十因为“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这段话。这段话在语言或道理上的综合魅力,不多说了,援古思今,思彼“九一八”以来那些至艰至难的岁月,当有多少中华儿女深感于孟夫子的这一番大人赤子之言,慨然走向战场或刑场?又有多少主动承担起了种种磨难中最劳其筋骨、最饿其体肤的部分,殉身相助他们的民族、他们的国家、他们的蓝图以“曾益其所不能”?

简明扼要,表达流畅,如大江大河腾云排空而来;又语流极稳,持见极稳,持心极厚;并此诸方面于一向,则:孟子之文特别适合朗读,特别有感染力,特别有说服力,其后劲儿又特别特别的绵长……

问题五:孟子的问题何在——不能都是好处吧?

答:自然也是有的。盖“必要”的文章学说有,“充分”的文章学说则无——任何个人乃至全人类都不可能掌握住全部的天理天道。

譬诸孟氏政治学,“仁政”等等,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救急”,尤其不救战国中后期的那个急,以致谏遍天下,无人取用,遂被批评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也就是说,“仁政”之类是典型的“必要但不充分”之学,典型的“平时之学”——功在国家的平时状态,而非战时状态。而即便是对于国家的平时状态,不得不说,也还是后世“霸王道杂之”才勉强支持得起一部庞大的皇朝。

甚至可以这样说,“仁政”的主要价值其实不在于“政”的层面,而在“仁”的层面;它是古代中国的基础设施之一,负责政治是非乃至社会是非的红绿灯,但毕竟不足以切实负责起路上的每一部政治机器、治理机器。所以,结束战国时代的不会是孟子思想,而撑起后面两千多年皇朝政治的,也绝不仅仅有孟子一家思想。历史的选择已说明了一切。

再如孟子特别赞赏“井田制”,为滕文公的使臣详细解答了井田要怎么搞(《滕文公上》)。这就不仅仅是“不救急”的问题,而是庶几有些“复古病”、“幼稚病”了。果然,历史对此的选择是:完全不选择;即孟子关于井田制的种种论述,我们今天也只好取其“史料价值”的一面了。但,公允地说,还是时代使然,盖孟子的“极致仁政”、“井田复古”,都是对于那个“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异常吃人的时代的直接回击。孟子言下之意,既然虎狼诸侯已经把历史开向了一个极端,那我想同他们拔一拔河——争一争“底线”或“常识”,便只好把我的这一套理论开向另一个极端。试想,倘孟子生在别的时代,哪怕孔子那个也很混乱的时代,他还会这么建构自己的理论吗?

以他的刚柔皆备,可能是更好的子贡、子路;以他的简洁雄辩而又不失感染力的辞锋,可能是更好的子游、子夏;甚至以他上述这些优点,加之为人又极淳厚,身体素质又极好,可能是更好的颜回颜子渊(颜回身体太差了)——携手孔、颜开启一个“诸圣并立”的时代也说不定呢……

问题六:天天说“孔孟,孔孟”,孔孟有何相联互通之处?

接着前一个问题结尾“孔子”的话题言之:都说“孔孟,孔孟”,二位夫子有何异同?进而,是差异更大啊,还是相联互通之处更大?

答:显然是相联互通之处更大。孟子不仅毫不掩饰自己是孔子的“私淑”弟子——未受亲传的再传弟子(《离娄下》),对于孔子的态度也是完全拜服的。历史上对于孔子的最高评价之一即来自孟子,盖弟子公孙丑问他:“伯夷、伊尹与孔子相比如何?一个级别的吧?”而孟子的回答是:“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公孙丑上》)所以,主观上,孟子当然是愿意全盘继承孔子之学的。

客观上呢?客观上也是,盖孟学整体上可说是孔学的前进延展,无非在某些问题上较孔学前进了不止一步竟至三步,而某些问题上则进步得小一些。此如前述“民本”问题,孟子即在孔子“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为政第二》)或“庶之,富之,教之”(《子路第十三》)的基础上迈出三步还见有余——直接为人民、政权、君主排定了轻重次序,并以此道破了国家是由人民而来的。

再如“仁”、“义”这种元概念的问题,孟子也向前迈了不止一步。

孟子曰仁、义皆是由人的本真之善——本真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而来的,由人类天生对于父母的爱意而来的;推己及人,是又有了对于家族、外人、国家、天下的普遍之爱、普遍仁义(综合《孟》书);因此,仁义或爱心皆分远近,离自己越近的就对他越仁越爱,不可能是墨家所谓的“兼爱”(《滕文公上、下》)。甚至于,仁、义元概念的关系也被孟子勘破了,曰:一方面,“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离娄上》),仁义同源,惟义较之仁,社会性更强,外向性更强;继之,另一方面,义是仁的载体,是站在宏观位置擘画出的仁的样子,义即是仁最突出的那几道棱分形在社会生活、实践事务中的样子(综合《孟》书)……

至于孟学较之孔学“进步较小”的方面,也很多,不赘述了,譬诸对于上古圣王尧舜禹汤及其旧制度的赞赏……总之是孔孟二位“相联互通之处更大”。——那,相异之处呢?我们移到下个问题去说。

问题七:孔孟有何相异之处?

答:一者,其实前文也已表明了,孟学的“体系感”显然更强。它几乎是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的逻辑起点推导出了“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并进而推导出了“仁政”或“民本”是必行之事,是最符合人情人道本真的“不忍人之政”(综合《孟》书)。这就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现实生活中的主要问题,统统串联了起来;孔学则“碎片感”了不少。

当然,又是那话,不可不思时代的因素,一是文献的保存程度不同;第二,战国时代的文章本身就更接近后世“过秦论”体例,而渐渐褪去了“语录体”形式。及至荀子的战国末期,体系感又强上了不少。

孔孟还有没有更大一些的相异之处?也是有的:二者,孔子对“人性”几乎不谈,尤其不分辨人性是恶啊还是善,而仅止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第十七》),也就是不论人性长什么样子,总之人与人之间区别不大,而善恶主要是后天的因素所造成的。您一定也察觉出来了,相比孟子旗帜鲜明的“性善论”,相比孟子非要刨根问底仁义礼智的底层哲理、逻辑起点,孔子则更看重仁义礼智的直接实践,且他主要教颜回他们的也是“怎样做”,而非“为什么”。

还有没有了?也还是有的,细究之下,很多很多。再如孔子没有谈过前述“大丈夫”问题,所以孟学语境中的“君子”更踊跃着那么一股子豪雄英武之气,甚至烈士的悲壮之气;而孔学语境中的君子则是颜子、闵子那样文质彬彬甚至有些木讷之人。又如孔子只是依稀勾勒出了“仁政”要“节用而爱人”的轮廓,而主要还是在谈西周周公之政或礼乐政治……但,还是那话,孟学总体上还是对孔学的前进延展,其充实、深挖之处固然不少,而没有哪怕一个构件是以孔学的余烬为材料的。

问题八:同为教师的祖师爷,孔孟谁的教育水平更高?

答:唯结果论的话,当然是孔子。一方面,孔子有名的学生太多太多了,太史公专门为之写作了《仲尼弟子列传》。孟子呢?公孙丑、万章、陈臻、高子、徐辟……孟老师的这些学生似皆称不上是多知名的人物。二者,“祖师爷”也分先后大小,而孔子无疑是国史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教师”,而绝非此前周朝的那种“辟雍”或“泮宫”里教书、祭祀、辅臣一把抓的“博士”。

然而,这毕竟是以唯结果论而论,一则,太史公视孔子为全书中心人物之一(化用柳诒徵观点),“世家”人物之一,视孟子则并立荀子于一传,记载的权重差得多了;再则,更主要的是,《孟》书留下的教育之论亦太值得一观了。别的不说,“揠苗助长”、“专心致志”,两个最最知名,自幼儿园老师念叨到博士生导师的启迪学生的故事,皆来自于《孟》书。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公孙丑上》)

……今夫奕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告子上》)

以上都是孟子一大段论述的节选,完整的意思较成语化了的“揠苗助长”、“专心致志”深广得多,但,谁也不会否认它们对于学习、教学、孩子的成长等等等等,简直量体裁衣,严丝合缝。此外,前述“问题四”之中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一段,不也可以迁移到教育问题上来吗?诸位的老师是不是也曾常常念叨它?鉴于孟子的“君子三乐”之一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尽心上》),鉴于他的“仁政”之中,“谨庠序之教”(《孟》书多处)是极其重要的一环,故而他的太多太多话都可以迁移到教育上来,都同时积淀着极深厚的教育之思……

也就是说“天下第一教师”的确应当归孔子,他的教育成果太大,“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温故知新”等一系列教育思想又太重要,甚至孟子都是孔子的教育成果之一。但,倘孔子泉下有知,其本人也会欣慰的是,孟子接过了他的讲义,深挖之,充实之,继续教导着天下人……

问题九:孟子之学的“大用”太多了,成人成事,齐家治国,有没有什么日常拿来就用的“小用”?

答:有啊,比如辩论、讲理乃至抬杠。真的应该随“反方辩手孟先生”、“诸子百家第一辩手”好好学学辩论。夫子的技术会不会太难?个人而言,至少以下两点完全可以一学,甚至拿来就用。

其一,严肃论辩也好,日常抬杠也罢,先须看对方值不值得作一商榷。孟子怼齐宣王(怼到“王顾左右而言他”)、怼农家、怼墨家,实则看得起他们,实则以之为“值得商榷”——有药可救,他对“盖大夫王驩”之辈就不屑一词(《公孙丑下》)。而孔子更是直接说透了这一层,即“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第六》)、“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卫灵公第十五》)……

所以,二位圣贤皆教导我们:不妨先看看对方值不值得您抬这一番杠。若不在同一种思维层次或双方的立场对立太甚,不必费那个功夫了。

其二,恐怕成功的论辩乃至是动人的讲演、比较见效的日常交流,都是“不同程度的诱敌深入”,而非“自说自话”。

综合《孟》书那么多怼人名场面来看,第一步,充分听懂对方的意思,避免一上来就缴械高屋建瓴的权利,从而被诱敌深入。于此完全可以照抄孟子,先提问,先反复确认。第二步,直指对方的漏洞并快速钻进去扩大那些漏洞——还是照抄孟子,沿着对方的逻辑漏洞扩大对方的内容漏洞。这一步的要义在于“破”,然而,这是“先破后立”的“破”,目的在于“立”。所以:第三步,结合对方讲出的有益的部分,建立新的道理。这才有可能形成“理越辨越明”的大势,而非无益的意气之争。

个人而言,最难走的是第一步,即会问会听,即是否能听懂对方、是否尽量地不要去误解对方——既考验聪明,更考验耐心;走好这一步,方知下两步具体怎么走——甚至于:是否还有必要走下去……

问题十:如何最简明地总结孟学的几处“不可不看”?

综上,首先是“民贵君轻”、“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那两段话不可不看,甚至不可不全文背诵。——一则为走近孟子思想的要义,一则为体味圣贤用心至笃,并孟氏辞锋、孟氏表达的美妙何在。

而孟学的第二处“不可不看”,窃以为,不可不看一看它对孔子之学以及同时代杨墨、农家的评论。爱好历史的人,看一看此中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乃至文学史的变迁、重叠;爱好历史而主要为了猎奇的人,看一看这些史书记载甚少的学派,穿衣、说话、办事的风格;哪怕您就爱好个抬杠呢,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在强大的孟子嘴下走不过一二回合的……第一点加上这一点,最要之要,庶几看得出我中华文明为何能薪火相传、永不止息。那是“人民性”因子使然?还是“大丈夫”气概使然?还是因为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而只要能“曾益其所不能”的进步主义精神?还是因为“霸王道杂之”,兼容并蓄,乃至诸子百家皆杂之?

永远没有“充分”的答案。充分的答案在于一天天、无数人身上。墨写的圣贤书示人以“必要”的答案,历史帮我们验证这些答案。

写于北京办公室

2025年9月18日星期四

【主要参考文献】《周礼》,《论语》,《孟子》,司马迁《史记》,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柳诒徵《国史要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