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安康

两年以后，我在河北省秦皇岛有了落脚之地，特地写信给《安康日报》，我说我是当年流亡学生中的忠实读者，我要求他们寄几份报纸给我看看。真难得，他们果然照办，而且逐日付邮，连续一个星期。还是那样粗糙的土纸，还是那样缺边少框的铅字，一切并未因抗战胜利而改进。我本来想给他们的副刊再写几篇文章，这回我不要他们的稿酬，我要用文字酬答他们，可是他们的副刊已经取消了！我把报纸拿在手上抚摩久之，也惘然久之。

四十年后，定居四川的郭剑青学长来信告诉我，老同学留在四川的，为数不少，有位某某，听到我的名字，表示当年曾得到我的资助。我想如果他肯来封信，开个头，从此温故知新，彼此都可以添制许多美好的回忆。可是他没来信，只撂下这么一句话。唉，四十年后，他还有这么一句话，也难得了。

写到这里，又得加几行注解。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接着是国共内战，一九五○年，国民政府失去中国大陆，退守台湾，国共双方隔着海峡，严厉隔绝一切联系，大家“两世为人”。一九八○年左右，国共都改变政策，中国大陆和台湾和美国都可以自由交流，我开始设法寻找大陆亲友，自称“望乡台上看前生”。戴子腾住在湖北老河口，我寄去一份厚礼，他和我通信多次，但时存戒心，万钧住在湖南耒阳，根本拒绝和我联系，我完全没有机会对他表示回馈。他们在我心中的分量很重，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很轻，不能对称。（还挺感人！同学情谊最珍贵！）

在安康，郑排长安排我们住在安康警备司令部控有的一座房子里，我们一步踏进大门，恰逢几个大兵烤狗肉下酒，他们用广东大兵特有的方法，如我在第一本回忆录《昨天的云》里所记。我们闻见香气，听见他们猜拳行令，也听见如此议论我们：“这就是那批闹学潮的学生。”我才知道风潮也是成名的捷径，难怪诱惑多少“英雄”入彀。这是我对安康最后的记忆，回想起来并不舒服。

以后的路程是由安康北行。还记得在安康城北渡汉水，初觉风寒衣单，迎面漫山红叶，血光火色，联想国共两军正在东北华北作战。我们此去正是走向杀声重围，山尖峻峭，山脊像刀剑阵势，不知怎能穿得过去。想起“上帝不能造两座山中间不留空隙”，人从山缝里找路，人也在山缝里耕种，生儿育女。

穿越秦岭山区到西安，中间要经过镇安、柞水。在我们之前，一九四五年，日军进攻河南西部的时候，李永刚教授由河南走避敌锋，奔陕西安康，再由安康穿越秦岭到西安，他走的也是这条路线。他事后著《虎口余生记》，沿途经过的村庄城镇，他都记下名字和里程，我把书中记述的里程加起来，由安康到西安一共是五百七十华里。

这一段路，他携家带眷走了十天，我们轻装赶路，作息不同，他记下的那些地名，除了几个重要的城镇，我都不知道。各有因缘，大概我们留宿的地方他也不知道。我走路很慢，而且容易疲劳，大家迁就我，在山中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后来我听说李孔思和陈培业脱离十四团，再回学校读书，也走过这条山路，他们晨昏疾行，只用三天。分校主任本来拒绝收容他们，经过全体教师说情，级任导师担保，他们以悔过待罪之身，勉强读完最后的课程。

记得第一站在东镇街投宿，镇安县境。这是一个依坡而建的小镇，层层石级穿街而过，见妇女挑着两桶水挣扎而上，心中恻然，那时只听说自来水，没见过，暗想山中人哪一年有这个福气。想起全家逃难时我在外乡自己挑水的经验，罡念现在有谁替我家挑水。

那一夜，我们投宿山家，郑排长忽然出现，他一直远远地尾随我们。他为什么不辞辛苦呢，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后来知道，他唯恐我们有人反悔，特意在后面拦截。中秋刚刚过去，月亮反而更团圆皎洁。他带来一瓶酒，托山家做了两样菜，说是陪我们赏月。我们坐在山村的小院里，夜色中四围皆黑，我们先看见光，后看见山，最后看见月。月光下看重重叠叠山，世界如同废墟，人和月的关系反而亲切，到了月球也是废墟。有几位同学轮流向我劝酒，静悄悄望着我的脸让我一个人说话，我醺醺然，忘了我是谁，恍惚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束，文明毁灭，唯我幸存。又以为自己是李太白，笑傲江湖，五岳看山不辞远。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原来劝酒出于郑排长安排，趁我没注意，他离座走进屋去检查我的书包，取走我的毕业文凭。他以为我没有文凭就没有其他出路，也就没有脱队的动机，我的态度可能左右其他同学。经他导演，这些同学都做了称职的演员。我同甘苦共患难的伙伴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