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王政26年，齐国灭亡，秦国兼并六国的大业终于完成，秦王政随即改称皇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
就在这个决定华夏政治形态的关键时刻，丞相王绾率领百官向秦始皇提出建议：燕、齐、楚等地距离咸阳较远，如果不在那里分封诸侯，就难以有效控制这些地区，因此建议将皇帝的儿子们分封出去，建立藩国。
这实际上是在摆出一道政治选择题：继续沿用周朝的分封制度，还是彻底推行秦国的郡县制度。
秦始皇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将这个问题交给群臣讨论，结果大多数官员都赞成分封。
这个结果并不难理解，因为分封制度意味着保留地方贵族的权力，既能减轻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地方的压力，也能让这些官员在地方政治中拥有更多发展空间。
不过，廷尉李斯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认为，周朝分封的同姓诸侯起初虽然能够拱卫王室，但随着血缘关系逐渐疏远，各诸侯国最终还是相互攻伐，周天子也无力控制局面，如今秦国已经统一天下，如果重新分封诸侯无异于重新埋下战争的种子。
秦始皇听完，当即表示赞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说：“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
由此，郡县制成为秦朝治理天下的基本制度。
当然后世的中央集权制度并非一夜之间就发展成熟，秦汉以后也曾出现分封与郡县并行的局面，但以郡县制为骨架的中央集权国家最终成为中国政治制度演进的主流。
然而秦朝统一天下不过12年，安徽大泽乡就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喊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再过三年，秦朝便宣告灭亡，《史记》用一句“天下苦秦久矣”概括了秦朝迅速走向崩溃的社会背景。
这说明军事上的统一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稳定，一个国家可以凭借强大的军队消灭所有对手，却未必能够凭借同样的手段建立一套能够长期维持的政治秩序。
统一之后如何处理地方权力，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如何让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接受同一个政治体系，这些问题往往比打赢战争更加复杂。
中国历史如此，欧洲历史同样如此。
这次我们就来看看，俾斯麦是如何把四分五裂的德意志邦国整合成一个强大的帝国的。
这场统一看似辉煌，但在胜利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系列难以解决的政治矛盾，而这些矛盾最终也成为德意志帝国走向衰亡的重要伏笔。
第一章：镜厅帝号之争1871年1月18日，法国凡尔赛宫的镜厅里聚集了大量普鲁士军官、各邦王公和政府官员。
这一天，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将在这里接受德意志皇帝的尊号，宣告德意志帝国的诞生。
当时的普法战争尚未结束，拿破仑三世已经被俘，法国主力在色当战役中遭到重创，普鲁士及其盟军正在围困巴黎，距离法国与德意志方面签订停战协定还有整整十天。
胜利者之所以选中凡尔赛宫的镜厅，并不是随便找了一处宽敞的房间。
这座大厅本身就是法国王权的象征，它全长73米，朝向花园的一面有17扇高大的拱形窗，另一面则用357面镜子组成17组拱形镜面，天花板上还有30幅大型绘画，集中描绘路易十四时代的军事胜利和政治成就。
整座大厅仿佛是一座属于法国王室的荣誉殿堂，如今普鲁士军队却要在这里宣布一个新帝国的诞生。
按照相关记载，典礼当天约有700名军官参加，还有各邦君主、贵族及政府官员等代表，整个会场共有近1400人。
现场起初十分嘈杂，直到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抵达才逐渐安静下来。
威廉一世穿着第一近卫步兵团的军服，佩戴着战功勋章，在一众王公和将领的簇拥下走进大厅。
不过很多人很快发现，国王陛下的脸色并不好看。
这实在有些反常，明明是普鲁士最辉煌的日子，他为什么反而显得如此愤怒？
原因就在于他刚刚和自己的首相俾斯麦发生了严重争执，争执的核心是新帝国皇帝究竟应该使用什么称号。
威廉一世希望使用的是“Kaiser von Deutschland”，可以理解为“德国皇帝”或者“德意志的皇帝”，俾斯麦坚持的却是“Deutscher Kaiser”，即“德意志皇帝”。
两种称号看起来差别不大，实际上却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含义。
威廉一世希望通过皇帝称号突出自己作为整个德国君主的最高地位，在他的理解中，新帝国既然已经建立，普鲁士国王自然应当成为整个德国的皇帝。
但俾斯麦考虑得更加现实，当时的德意志帝国并不是一个由普鲁士直接吞并其他邦国建立起来的单一制国家，而是一个由多个邦国组成的联邦帝国。
除了普鲁士之外，还有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以及巴登等邦国，这些地方原本拥有自己的国王、公爵或者大公。
尤其是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原本就是独立王国，它们同意加入新帝国并不意味着愿意放弃自己的王室和全部政治权利。
建立帝国之前，各邦签订的协议已经明确保留了一部分自主权。
如果威廉一世使用“德国皇帝”这个称号，就容易让其他邦国君主产生一种感觉：自己原本是一个独立国家的统治者，如今却成了普鲁士国王的属下。
这种政治冲击显然不是俾斯麦希望看到的，因此他坚持使用“德意志皇帝”，强调新帝国是由各邦共同组成的联邦，而不是普鲁士对其他邦国的直接吞并。
如果借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概念作一个不完全对应的比喻，威廉一世想要的是秦始皇式的统一帝国，俾斯麦设计的则更接近一个以周天子为最高君主、各邦保留自身统治体系的联邦架构。
当然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德意志皇帝并不是一个只有名义地位的周天子，他仍然拥有宪法赋予的重要权力，包括代表帝国对外、任命帝国宰相以及统帅帝国武装力量等，但各邦君主的地位和权利也确实得到了制度上的保留。
威廉一世对这种安排相当不满，据王储腓特烈·威廉的日记以及俾斯麦的回忆录记载，直到典礼前一天，双方仍然没有谈拢。
威廉一世甚至对亲信表示，与其接受一个经过各邦协商、由宪法赋予的皇帝头衔，他更珍惜霍亨索伦家族世代相传的普鲁士王冠。
这番话的意思很清楚：他并不希望因为建立德意志帝国，反而降低自己作为普鲁士国王的地位。
但俾斯麦明白，这件事没有多少妥协空间，新帝国的建立本身就是各邦相互妥协的结果，如果在最后关头让其他王室感到受到了威胁，整个统一工程都有可能出现变数。
那么，这场争执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根据俾斯麦的回忆录，典礼当天一大早，他特意去拜访巴登大公腓特烈一世，此人既是威廉一世的女婿，也是当天仪式中负责率先向新皇帝致意的人。
俾斯麦询问他，准备怎样称呼新皇帝。
巴登大公表示，一切都会遵从国王的安排。
俾斯麦听后立即劝阻，向他解释其中的政治利害关系。
经过一番交谈，巴登大公答应去和岳父商量，不过俾斯麦并不清楚最后的交涉结果，只能忐忑地等待仪式开始。
典礼先从宗教仪式开始，祈祷和唱诗结束后，威廉一世与各邦王侯走向高台。
随后，国王宣读接受皇帝尊号的声明，俾斯麦则上前宣读关于德意志帝国成立的公告。
终于最关键的时刻到了，当俾斯麦宣读完毕，巴登大公率先高呼：“威廉皇帝陛下万岁！”
注意，这句话没有出现“德国”或者“德意志”这样的地域限定，恰好绕开了双方争执最激烈的称号问题。
会场随即响起一片欢呼声，德意志皇帝就这样诞生了。
但典礼结束后，还有一个细节让不少人注意到了。
威廉一世走下高台，与在场将领逐一握手，却刻意绕过了俾斯麦。
没有握手，也没有交谈，仿佛这位促成帝国建立的最大功臣不存在一样，这就是德意志帝国成立第一天发生的故事。
其实俾斯麦之所以坚持这种安排，并不是故意和国王过不去，他很清楚，新帝国成立的基础是普鲁士与其他德意志邦国之间的政治妥协。
表面上看，统一已经完成，但各邦之间的利益冲突并没有消失，而这种隐患在帝国成立之前就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
第二章：分裂的德意志熟悉德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并不是所有说德语的人都愿意接受普鲁士的领导。
就拿凡尔赛宫的加冕典礼来说，第二大邦巴伐利亚的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就没有亲自到场，而是派自己的弟弟奥托王子代替出席。
典礼结束后，奥托在写给哥哥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痛苦，他认为看到巴伐利亚人向普鲁士国王表示臣服是一件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
直到离开镜厅、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他才感觉轻松了一些。
此前，奥托也曾明确表达过对威廉一世所希望采用的皇帝称号的不满。
这说明部分南德意志邦国虽然最终接受了统一，但并没有真正消除对普鲁士的戒备。
要理解这种复杂心态，就必须回到日耳曼民族的历史。
1806年之前，今天德国所在的中欧地区分布着300多个使用德语的政治实体。
其中既有普鲁士、巴伐利亚这样的王国，也有大大小小的公国、侯国、自由城市和教会领地。
一些地区面积很小，却拥有自己的统治者、法律和行政机构，如果把不同等级的自治领地也计算进去，政治结构还要更加复杂。
这些邦国在名义上共同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但帝国皇帝的实际权力相当有限。
神圣罗马帝国当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制度的空壳，它拥有帝国议会、司法机构和复杂的政治等级体系。
但皇帝缺乏直接统治众多邦国的能力，各邦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帝国更多依靠协商、法律和地方君主之间的妥协维持运转。
如果用中国政治概念打比方，它与秦汉以后那种中央直接向地方派遣官员的郡县制国家确实存在很大差异。
改变这一局面的人，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
1806年，拿破仑在战争中击败奥地利及其盟友，迫使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秩序走到尽头。
同年7月，16个德意志邦国签订条约，建立莱茵邦联，由拿破仑担任保护者。
此后更多邦国陆续加入，许多原本规模很小的政治实体被合并，旧有的政治版图被大规模重组。
1806年8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宣布放弃帝号，持续近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正式终结。
此后，莱茵邦联在法国军事力量的保护和控制下继续扩张，到1810年前后已经拥有39个成员邦，覆盖约350000平方公里的领土，人口约1450万。
拿破仑还曾为了实施大陆封锁政策将部分与法国接壤的邦国直接并入法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莱茵邦联都被法国吞并。
1813年，拿破仑在莱比锡战役中遭到欧洲联军重创，莱茵邦联随之瓦解。
不过拿破仑虽然最终失败，他对德意志地区造成的政治影响却无法逆转。
首先他彻底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旧制度，1815年维也纳会议召开后，欧洲列强虽然试图恢复传统秩序，却没有办法让此前消失的数百个政治实体重新回到原来的状态。
最终39个德意志邦国组成了新的德意志邦联，它比神圣罗马帝国更加松散，各邦继续保留独立的政治地位，奥地利担任邦联主席，普鲁士则是另一个最有实力的成员。
换句话说，德意志世界的问题没有解决，只是换了一种组织形式。
此时摆在欧洲面前的主要问题有两个：德意志要不要统一，以及统一之后由谁来领导。
围绕这两个问题，19世纪的德意志政治界出现了多种设想。
为了便于理解，可以把它们概括为四种主要思路。
第一种是大德意志方案：简单来说就是建立一个包括奥地利在内的统一德意志国家。
这个方案在1848年革命时期尤其受到民族主义者的重视，当时很多人希望结束邦国林立的局面，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
但问题在于奥地利并不只是一个德意志国家，除了德语人口，哈布斯堡王朝还统治着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
如果只把奥地利境内的德语地区纳入统一国家，就可能破坏哈布斯堡王朝原有的政治结构，如果把整个奥地利帝国都纳入，又会让大量非德语人口进入这个民族国家。
因此，大德意志方案存在很难解决的现实障碍。
第二种是大奥地利方案：这主要是奥地利政府希望推动的构想。
它并不满足于只让德语地区参与统一，而是希望以哈布斯堡王朝为中心将整个奥地利帝国纳入一个更大的联邦体系。
这自然会引起其他德意志邦国的不满，如果采取这种方案，其他邦国很可能成为哈布斯堡王朝主导下的次级成员，普鲁士更不可能接受这种安排。
第三种是德意志南北二元方案：这种设想试图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划分势力范围，让北部邦国以普鲁士为中心，南部邦国则维持与奥地利的政治联系。
从地理上看，这种方案具有一定现实基础，但它无法真正解决谁才是德意志世界最高领导者的问题，也容易让中小邦国继续受到两个大国的牵制，因此它始终没有发展成为真正能够推动统一的成熟方案。
第四种就是后来真正实现的小德意志方案：把奥地利排除在统一国家之外，由普鲁士领导其他德意志邦国建立帝国。
俾斯麦最终选择的正是这条道路。
从现实政治来看，小德意志方案的阻力相对较小，因为它不需要把整个多民族的奥地利帝国重新纳入统一框架，也不必建立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中欧联邦。
事实上，德国后来在纳粹统治时期吞并奥地利确实再次出现了把德语人口广泛纳入同一政治版图的扩张，但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德国简单实现了十九世纪大德意志或大奥地利方案，它的侵略和扩张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年的民族统一问题。
回到19世纪，真正的问题依然是普鲁士与奥地利谁能取得最终优势，而俾斯麦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一步步把这个问题变成对普鲁士有利的现实。
第三章：关税同盟与三场战争俾斯麦并没有一上台就发动战争，他很清楚普鲁士虽然是德意志地区的两大强国之一，但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动员能力上还没有达到可以轻易压倒所有对手的程度，因此他采取了一个相当聪明的办法：先从经济领域入手。
1834年，以普鲁士为主导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正式建立，这是一个经济整合项目，主要目标是取消成员邦之间的大部分关税壁垒，形成更统一的市场。
随着成员不断增加，德意志地区的商品贸易、工业生产和铁路建设都得到了推动。
如果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制度建设作比喻，关税同盟就有点类似经济层面的统一度量衡和打通交通体系。
当然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德意志各邦本来就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基础，关税同盟所做的主要是拆除各邦之间的经济壁垒，而不是建立一套统一的行政制度。
更重要的是奥地利始终被排除在关税同盟之外。
这是一石多鸟的安排。
首先，普鲁士依靠庞大的内部市场推动工业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其次，各邦之间的贸易联系越来越紧密，逐渐形成对统一市场的依赖，德意志民族意识也随之增强。
最后，普鲁士凭借自己在关税同盟中的领导地位，逐渐把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影响力。
与此同时，普鲁士与其他德意志邦国的经济联系也为它建立更广泛的政治联盟创造了条件。
不过光有经济优势还不够，想要改变欧洲的政治版图，最终还得依靠军事力量。
从1864年开始，普鲁士连续发动三场战争，史称德意志统一战争。
第一场战争的对手是丹麦。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奇怪，普鲁士想统一德意志，为什么首先要打丹麦？
因为丹麦控制着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个公国，这两个地区与丹麦王国有着长期的王室联系，其中石勒苏益格生活着丹麦人和德意志人，荷尔斯泰因则属于德意志邦联。
1863年，丹麦通过新的宪法安排试图进一步加强对石勒苏益格的控制，引发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强烈反对，普鲁士和奥地利于是以维护德意志地区政治权益为由联合向丹麦发动战争。
这场战争很快以丹麦失败告终，1864年10月30日，丹麦签订维也纳和约，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三个公国割让出去。
此后，两国一度共同管理这些地区。
不过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政治目标显然不同，经过一番谈判，1865年双方签订加施泰因协定，石勒苏益格由普鲁士管理，荷尔斯泰因由奥地利管理，而劳恩堡则归普鲁士。
这种安排看似是利益分配，实际上却给俾斯麦留下了继续制造冲突的空间。
因为荷尔斯泰因位于普鲁士领土包围的区域，与奥地利本土并不接壤，双方在管理方式和政治利益上的差异，很容易因为地方事务演变成更大的外交争端。
俾斯麦对此心知肚明。
第二场战争就是1866年的普奥战争。
在战争爆发之前，俾斯麦已经进行了相当周密的外交准备。
他争取到俄国保持中立，又通过与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接触，尽量降低法国干预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普鲁士还与意大利达成军事同盟。
意大利希望借此从奥地利手中夺取威尼斯地区，普鲁士则希望意大利能够牵制奥军。
法国的外交政策则显得更加复杂，拿破仑三世一方面与俾斯麦接触，希望从普奥冲突中获取法国的领土补偿；另一方面又与奥地利签订秘密协议，奥地利承诺无论战争结果如何，都将威尼斯地区交给法国，再由法国转交意大利。
法国的算盘是尽可能保留外交上的主动权，等待普奥双方实力消耗之后，再通过调停获取利益。
但俾斯麦显然不打算给它这个机会，1866年6月，普奥双方围绕荷尔斯泰因的管理权发生冲突。
普军进入当地，驱逐奥地利驻军，双方关系迅速恶化，最终发展为全面战争。
1866年7月3日，普奥两军在萨多瓦，也就是科尼希格雷茨一带展开决战。
普鲁士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整个战争只持续了七个星期左右，奥地利便不得不接受失败。
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结束战争，一方面是普鲁士在军事组织、铁路运输和参谋体系方面占据优势，另一方面也与俾斯麦希望尽快结束战争、避免法国趁机干预有关。
战后俾斯麦没有要求奥地利割让本土领土，也没有逼迫奥地利支付巨额赔款，而是将威尼斯问题交由法国斡旋，最终使其转交意大利。
这一处理方式相当克制，但对于普鲁士来说，战争的真正收获并不在领土，而在德意志政治格局。
普鲁士解散了原来的德意志邦联，吞并了汉诺威、黑森选侯国、拿骚和法兰克福等地区，并在1867年建立北德意志邦联，奥地利从此被排除在德意志统一进程之外。
这场胜利还改变了其他邦国的态度。
此前，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和黑森等南德邦国普遍不愿意接受普鲁士的领导，它们当中不少地区信奉天主教，与普鲁士占优势的新教政治文化存在差异。
更重要的是，这些王国和大公国长期拥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并不希望突然变成普鲁士的附属地区。
因此在普奥战争中，南德主要邦国大多站在奥地利一边，它们希望借助奥地利的力量牵制普鲁士，维持原有的政治独立性。
但萨多瓦战役打破了这种希望，战争结束后，南德各邦逐渐与普鲁士达成防御同盟，约定在遭到外敌进攻时共同应对，并接受普鲁士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领导。
相对于战前，统一进程显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不过普鲁士的胜利也让法国感到了不安。
拿破仑三世原本希望通过普奥战争扩大法国在欧洲的影响力，结果却发现普鲁士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成为欧洲大陆一股越来越难以忽视的力量。
法国没能从战争中获得预想的补偿，普鲁士的实力却不断增强，这为下一场冲突埋下了伏笔。
第四章：外交陷阱与最后一战普鲁士在普奥战争中取得胜利后，德国统一已经具备了相当扎实的基础，但俾斯麦还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如何进一步削弱法国的影响力，以及如何让南德邦国最终接受统一。
在这两个问题上，他又连续设计了两场重要的外交博弈。
第一场就是1867年的卢森堡危机。
卢森堡面积不大，却有着特殊的战略地位。
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定，卢森堡成为德意志邦联的一部分，同时又与荷兰王室保持共主关系。
荷兰国王威廉三世兼任卢森堡大公，而卢森堡境内的要塞则长期驻扎着普鲁士军队。
1866年普奥战争结束后，原来的德意志邦联解散，卢森堡的政治地位也随之变得复杂。
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一直想从普鲁士的扩张中获取补偿，他认为既然普鲁士已经改变了欧洲的势力平衡，法国也应该得到相应的领土利益。
这时荷兰国王威廉三世恰好给他提供了机会，威廉三世生活奢靡，个人债务不少，荷兰议会又不愿意替国王的私人开销埋单，于是他打起了卢森堡的主意。
1867年3月，拿破仑三世向威廉三世提出以500万荷兰盾购买卢森堡。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购买卢森堡境内的私人土地，而是试图通过交易转移大公国的统治权和主权。
对于威廉三世来说，这笔交易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他很快表示同意。
但问题在于，普鲁士也必须点头。
因为按照此前的国际安排，卢森堡仍然与德意志地区的安全体系有着密切关系，普鲁士军队长期驻扎在当地要塞。
如果普鲁士不同意撤军，法国就无法顺利完成这笔交易，拿破仑三世于是派人向俾斯麦打探态度。
一开始，俾斯麦表现得十分暧昧，甚至让法国方面误以为普鲁士不会反对。
拿破仑三世因此认为，俾斯麦可能是在偿还此前的外交人情，于是开始积极推动交易。
但事情很快发生变化，当法国购买卢森堡的消息被公开后，俾斯麦立即改变了态度。
他安排议员在邦联会议上公开提出质疑，同时利用德语媒体发动舆论攻势，将这场交易包装成法国试图侵占德意志领土的行为。
德国民族主义者迅速被激怒，他们认为卢森堡虽然面积不大，却是德意志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绝不能随意卖给法国。
与此同时，普鲁士军方内部也有人主张利用这次机会解决法国问题，总参谋长毛奇等军事人物认为普鲁士军队刚刚取得重大胜利，完全可以借势对法国采取更强硬的行动。
消息传出后，威廉三世担心事情失控，宣布放弃交易。
拿破仑三世则陷入了尴尬境地，他原本以为自己能够用金钱买下卢森堡，结果不仅没有成功，反而在欧洲舆论中显得十分被动。
双方一度加强军事戒备，欧洲局势再次紧张。
最后，英国和俄国出面斡旋，各国于1867年5月召开伦敦会议，并签订第二次《伦敦条约》。
条约规定，卢森堡保持永久中立，普鲁士军队撤出当地，原有要塞予以拆除，荷兰王室继续保留卢森堡大公的统治权，法国则放弃对卢森堡的领土要求。
表面上看，这场危机以各方妥协告终，但从俾斯麦的角度来看，他真正想要的东西已经到手了。
通过卢森堡危机，普鲁士成功激发了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让原本对普鲁士心存戒备的南德邦国也逐渐意识到法国才是更值得警惕的外部力量。
这意味着，普鲁士已经开始从一个试图控制德意志世界的强国转变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眼中的共同保护者。
不过还有一个人始终不愿意轻易开战，这个人就是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
威廉一世并不热衷于通过不断制造外交危机解决问题，相比之下，俾斯麦更愿意冒险，他知道只要能够把南德邦国与普鲁士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最终就有机会完成统一。
1868年，西班牙发生革命，女王伊莎贝拉二世被推翻，新政府开始寻找一位新的立宪君主。
经过一番政治交涉，西班牙方面看中了利奥波德亲王，他来自霍亨索伦家族的齐格马林根支系，与普鲁士王室属于同一家族。
这本来是西班牙自己的王位安排，却让法国感到极度不安。
法国担心，如果一位霍亨索伦家族成员同时成为西班牙国王，那么法国的南北两侧就可能分别出现一个由霍亨索伦家族主导的政治力量，因此拿破仑三世坚决反对这项安排。
法国政府先是通过外交渠道要求利奥波德退出竞选，随后又要求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亲自保证，未来霍亨索伦家族成员永远不会再竞选西班牙王位。
在法国施压下，利奥波德于1870年7月12日宣布放弃候选资格。
从表面上看危机已经得到解决，但拿破仑三世仍然不满足，他希望获得威廉一世的正式承诺，以便在外交上取得更大的胜利。
于是法国驻普鲁士大使贝内代蒂于7月13日在德国温泉胜地埃姆斯会见了威廉一世，再次提出保证要求。
威廉一世认为，自己既然没有参与西班牙的王位安排，就没有义务作出这种永久性承诺，因此拒绝了法国方面的要求。
会谈结束后，威廉一世将经过告诉了自己的助手阿贝肯，阿贝肯随后发电报将谈话内容报告给正在柏林的俾斯麦，这份电报就是后来著名的《埃姆斯电报》。
俾斯麦收到电报后，没有按照原文完整公开，而是对内容进行了删改和压缩。
原本比较正常的外交交涉，经他处理后变成了法国大使无理要求、普鲁士国王断然拒绝的公开事件。
法国人看到后认为自己的外交尊严受到侮辱，德国民众则认为法国在故意挑衅普鲁士，双方舆论迅速走向对立。
这场危机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双方实际上都有机会避免战争，利奥波德已经退出西班牙王位竞争，威廉一世也没有进一步采取强硬行动。
但俾斯麦通过公开发布经过处理的电报成功让两国国内舆论形成了难以退让的局面。
1870年7月19日法国正式向普鲁士宣战，俾斯麦期待已久的战争终于爆发。
这一次，局面与普奥战争完全不同，普鲁士不再只是与奥地利或者某个德意志邦国作战，而是以维护德意志民族利益的名义迎战整个法国。
原本对普鲁士心存戒备的南德四邦迅速站到了普鲁士一边，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和黑森等地都派出军队参与对法战争，这正是俾斯麦希望看到的局面。
45天后，1870年9月1日至2日，色当战役爆发，约20万德意志联军击败了约12万法军，拿破仑三世于9月2日正式被俘。
至此，第二法兰西帝国实际上已经走向终结，不过法国并没有立即投降，普军随后继续围困巴黎。
1871年1月18日，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镜厅接受皇帝尊号，德意志帝国正式宣告成立。
从1864年对丹麦作战到1866年击败奥地利，再到1870年战胜法国，普鲁士用六年时间完成了德意志统一的最后一步，但这场胜利也意味着欧洲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
原本分散在中欧的数十个邦国如今变成了一个拥有强大工业基础和军事力量的统一帝国，而这个新帝国的诞生也让欧洲其他列强开始重新计算自己的利益。
第五章：帝国的致命隐患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后，俾斯麦并没有表现出过度兴奋。
他非常清楚，统一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新帝国所面临的困境才刚刚开始。
根据俾斯麦的回忆录，帝国成立之初，他曾有过这样一种感慨：数以百万计的刺刀，如今都指向欧洲的中心，而我们恰恰就站在这个位置。
这句话相当准确地概括了德意志帝国的地缘政治处境。
德国位于欧洲大陆的中心，西面是法国，东面是俄罗斯，东南方向是奥匈帝国，西北方向隔着海峡和北海则是英国。
这样的地理位置意味着德国很容易受到多个大国的战略牵制。
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日耳曼地区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虽然各邦之间也存在战争，但它们同时构成了欧洲大国之间的一道缓冲地带。
法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可以通过这些邦国的政治关系和外交安排得到缓冲。
如今情况不同了，一个拥有强大工业和军事力量的统一德国直接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力量平衡。
德国如果继续扩张，必然会刺激其他国家的安全焦虑；如果德国选择发展海军和海外殖民地，又会触碰英国的传统利益。
尤其是法国。
法国不仅在普法战争中遭到惨败，而且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部分地区，还被迫支付50亿法郎战争赔款。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镜厅接受皇帝尊号，对法国而言无疑是一次严重的政治羞辱。
俾斯麦也明白，既然与法国的仇怨已经如此深重，就不可能指望短期内获得真正的和解。
但他也知道，单靠打败法国并不能确保德国安全。
如果法国与俄罗斯、英国或者奥匈帝国联合起来，德国就可能面临两线甚至多线作战的危险。
因此俾斯麦开始谋划一套复杂的外交联盟体系，首先他试图稳定与奥匈帝国的关系。
这一点相对容易，普奥战争结束时，俾斯麦没有过度羞辱奥地利，给双方日后恢复关系留下了空间。
奥地利虽然失去了德意志地区的领导地位，但仍然是一股重要的欧洲力量。
对于新生的德国来说，奥匈帝国可以成为牵制俄罗斯和法国的重要伙伴。
1879年，德国与奥匈帝国正式签订同盟条约。
更复杂的是俄罗斯，俄罗斯既是德国东面的重要邻国，也是欧洲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如果德国与法国发生战争，俄罗斯的态度可能直接影响整个战局。
俾斯麦此前担任过普鲁士驻俄使节，与俄国政治圈保持着一定联系，因此他很清楚不能轻易让俄罗斯倒向法国。
1873年，俾斯麦推动德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建立三皇同盟，试图让三个君主制国家共同维持欧洲大陆的政治秩序。
这三个国家过去存在不少矛盾，但在维护君主制度、压制革命运动以及防止法国革命思想再次扩散等问题上确实拥有一定共同利益。
1881年，三国又签订新的三皇协定，1884年进一步续约。
这套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德国的外交压力，也减少了法国与俄罗斯结盟的可能性。
不过三国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真正消失，尤其是在巴尔干半岛，俄罗斯和奥匈帝国拥有各自的扩张目标，两国利益经常发生冲突。
到了1887年，三皇同盟已经无法继续维持，因此，所谓俾斯麦靠三皇同盟维持了20年风平浪静并不准确。
更恰当的说法是，他利用不断变化的外交安排，尽可能延缓了欧洲列强之间形成反德联盟的时间。
再来看英国，英国传统的欧洲外交政策一直重视大陆均势。
过去法国强大时，英国可以扶持其他欧洲国家牵制法国，如今普鲁士通过统一战争崛起，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力量之一，英国自然也需要重新评估德国的影响。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在1871年之后立刻把德国视为首要敌人，事实上俾斯麦执政时期，德国并没有采取大规模挑战英国海上优势的政策，双方也保持着相当多的外交接触。
真正的问题在于德国的实力增长越来越快，英国始终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独占欧洲大陆的主导权。
俾斯麦意识到这一点后也曾尝试改善英德关系，但他最终还是把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避免法国与俄罗斯建立稳定联盟上。
对外俾斯麦要面对的是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对内他同样有一大堆难题需要处理。
这就要说到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制度了。
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席卷德意志地区后，普鲁士也不得不进行一定程度的宪政改革。
1850年，普鲁士颁布宪法，建立了由国王、政府和议会共同参与的君主立宪体制。
不过这套制度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普鲁士邦议会采取三级选举制，选民按照纳税额度被划分为三个等级。
纳税额最高的少数人，与人数众多的普通纳税人分属不同选举等级，每个等级分别选出相同数量的选举人。
这套制度实际上让富裕阶层和传统贵族拥有了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1862年，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为普鲁士首相。
当时普鲁士政府正准备进行军事改革，需要大幅增加军费，但议会中的自由派议员一直不同意政府提出的预算。
双方矛盾逐渐升级，最终演变成一场严重的宪法危机。
俾斯麦在议会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强调：“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靠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来解决的，而是要靠铁和血。”
这番话明确表达了他的政治态度：国家统一和军事建设不能完全受制于议会中的党派斗争。
由于议会始终不肯批准预算，俾斯麦便利用宪法解释上的漏洞继续按照政府原有安排征税和支出，使普鲁士政府一度处于没有议会正式授权预算的状态。
直到普奥战争胜利后，俾斯麦才通过提出《赦免法案》，争取议会追认此前数年的政府支出。
1866年9月，普鲁士议会通过该法案，这场持续多年的宪法危机才算得到解决。
不过俾斯麦也意识到，单纯依靠保守派贵族和国王很难长期维持政府的政治优势。
既然原来的议会结构不利于自己的统治，他就需要寻找更广泛的政治支持。
于是普鲁士主导的北德意志邦联开始采用成年男子普选制度，1867年举行议会选举，1869年又通过正式的选举法。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这种普选制度针对的是北德意志邦联及后来德意志帝国的帝国议会，并不是取消了普鲁士邦议会原有的三级选举制。
按照规定，年满25岁的男性公民原则上拥有选举权，女性、未满25岁的男性以及部分依法被排除的人群不享有选举权。
这套制度在当时已经相当具有时代特征。
俾斯麦希望借助广大普通男性选民，改变原先由自由派资产阶级主导的议会格局。
他的政治判断是，农村中小农户和相对保守的选民，未必会像城市资产阶级那样支持自由派政党，扩大选举范围就有机会为王权和保守派争取更多支持。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农民都会自动支持国王，但这种选举安排确实改变了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方式。
随着工业革命不断发展，德国工厂数量迅速增加，城市人口和工人阶级规模也持续扩大，工人开始成为帝国政治中无法忽视的一股力量。
俾斯麦很快又采取了新的政策，1883年，德国建立法定医疗保险制度；1884年，又建立工伤事故保险；1889年，进一步推出老年和伤残保险。
这些政策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开创性，也使德意志帝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走在许多欧洲国家前面。
俾斯麦的目的，一方面是改善工人的基本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社会福利政策增强工人对帝国国家体系的认同，削弱社会民主运动的吸引力。
但他并不是一个单纯依靠福利政策争取工人的政治家。
1878年，德国通过《反社会党人法》，取缔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集会和报刊，对工人运动实行严厉限制。
也就是说，俾斯麦一边通过社会保障争取工人，一边又通过法律手段压制自己不愿意看到的政治力量。
这恰恰体现了他的政治风格：既愿意进行制度创新，也始终希望把社会变革控制在政府能够掌握的范围之内。
然而问题也由此产生，随着工业化深入，工人数量越来越多，政治参与范围不断扩大，帝国政府不得不更加重视社会舆论和选民的态度。
民族主义、阶级政治和群众动员逐渐成为德国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变化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战争，但当它们与国家扩张、军事竞争和强烈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时就容易给外交政策带来更大的压力。
俾斯麦执政时期，虽然已经通过外交联盟和内部改革尽力控制这种风险，但帝国本身的权力结构和国际处境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结尾：统一之后回头来看，德意志统一既是一场军事胜利，也是一场复杂的政治博弈。
俾斯麦用经济整合削弱邦国之间的隔阂，用外交手段孤立奥地利，再通过三场战争改变德意志的政治格局，最终建立了一个以普鲁士为核心的统一帝国。
但统一并没有消除所有矛盾，南北邦国之间的差异、各邦王室的政治利益、工人阶级的崛起、民族主义情绪的扩张以及德国与其他欧洲列强之间的力量冲突都成为新帝国必须面对的问题。
俾斯麦在位时凭借个人政治手腕和复杂的联盟体系，确实为德国维持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
可是1890年俾斯麦离开权力中心后，继任者并没有继续坚持他的外交平衡策略。
威廉二世逐渐转向更积极的世界政策，德国开始扩大海外殖民活动，大力发展海军，与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的矛盾也逐渐加深。
1914年，欧洲最终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战争并不是德意志统一的必然结果，但统一后形成的欧洲力量格局、德国的地缘困境以及此后不断升级的民族主义和军事竞争，都为战争创造了重要条件。
德国第二帝国从1871年成立到1918年11月帝制崩溃，前后经历了约47年10个月。
相比秦朝的短暂存在，它确实维持了更长时间，但最终也没能摆脱自身的历史困境。
人们常把李鸿章称作东方俾斯麦，但反过来看，俾斯麦又何尝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修补匠呢。
他将一个原本四分五裂的德意志世界拼接成了强大的帝国，却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帝国内部和外部的矛盾。
他在位时，依靠自己的政治智慧不断修补；他离开后，原本被压制的矛盾逐渐显现，最终把这个帝国拖入了战争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