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9月18日黄昏，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部里，秦基伟把一张电报拍在桌上，纸角被震得卷起，露出“日军即将发动‘扫荡’”八个大字。

彼时，军区的反“扫荡”压力特别大，为了搞清楚敌人的动向，军区下达了任务，各军分区都必须提交一个日本俘虏。

“一个月，我只要一个能喘气的日本兵！”秦基伟说。

然而，命令下达了半个月，各部队还是一点收获都没有。

第十七天，侦察科长刘长江突然给秦基伟带来好消息：侦察小队抓到两个俘虏，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秦基伟听闻，立刻动身前往医院。但是，他还是晚来了一步。

这两个俘虏都没有被抢救回来。一个因为伤势过重、失血过多，另一个则趁着护士不注意，偷偷吞了碎瓷片。

刘长江看到这一幕，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司令员，我……”

“闭嘴！”秦基伟一脚踹翻凳子，“你刘长江不是说自己是属猫的吗？怎么连只耗子都叼不回来？”

那一夜，分区司令部灯火未熄，秦基伟把地图摊在炕上，烟卷烧到指头都没觉出疼。窗外，太行山的轮廓像一头卧兽，月亮卡在兽牙之间，白得瘆人。

午夜时分，秦基伟突然把警卫连集合。没有动员，他只问了一句：“怕死不？”

警卫连一齐回答：“怕死不当八路军！”

“好，那就跟我去鬼子心窝里抓舌头！”

目标锁定在井陉—获鹿公路。那是日军“模范县”的轴心，炮楼比庄稼地里的玉米还稠。秦基伟的计划简单粗暴：把部队拆成三把尖刀，自己带最锋利的那把，插到井陉城南二十里的上安镇。那里是日军辎重队换驴的节点，鬼子骄横，常把枪挂在鞍钩上，边走边啃梨。

拂晓，秦基伟带37人，伏在公路西侧的玉米地里。每人嘴里含枚铜钱，防止咳嗽；胳膊上绑白毛巾，便于识别；边上木杠、粗绳、麻袋、湿毛巾，一应俱全。

天渐渐亮起，露水把棉衣浸得能拧出水。通信员小赵贴着秦基伟耳根：“司令员，鬼子不会不来了吧？”

“把‘不’字咽回去。”秦基伟声音轻得像飘叶，“伏击比的就是耐性，谁先放弃谁就输。”

时间渐渐逼近正午，忽然，公路北端传来驴蹄声，“哒—哒—哒”，不紧不慢，像把钝刀敲在骨头上，接着是日语小调。

秦基伟拨开叶片：一个日军兵，枪横在鞍桥，腿晃啊晃，手里还攥个黄梨，汁水顺着腕子流到马蹄袖。驴子肥，人也肥，太阳把钢盔烤成一面小镜子，反光正好晃进秦基伟眼里。

那一刻，他想起刘长江抬回来的两具尸体，想起分区医院缺药的呻吟，想起冈村宁次在报纸上狞笑。

“上！”秦基伟低吼。

玉米秆子突然裂开，三条黑影扑向公路。最前头的二班长李二牛一个扫堂腿，驴子惊了，前蹄腾空，日军士兵像米袋一样摔到地上。

鬼子反应极快，摘枪、拉栓、上膛，一气呵成，可枪刚举起，李二牛的木杠已砸在手腕，三八大盖飞出一道弧线。

第二名战士的湿毛巾“啪”地捂住嘴，第三名战士的粗绳直接把鬼子捆住。

最后，三人合力把鬼子装进麻袋，顺势挂在了木杠上。两名战士一前一后，扛起木杠就走，李二牛则顺便把驴也牵了去。

秦基伟见活口已经抓到，立刻下令撤退。

当他们回到驻地时，已经是傍晚。俘虏被抬进审讯室——其实是一间磨房，石磨上摊着地图，一盏煤油灯把人脸照成蜡色。

秦基伟没急着审，他先递过去碗饭，翻译员说：“吃，吃饱了再说。”

俘虏先是一愣，接着嘴角抽搐。

“不好，他要咬舌！”警卫战士眼疾手快，一个枪托砸过去。俘虏“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水，连带四颗门牙，舌头则完好无损。

秦基伟皱了一下眉，把自己的搪瓷缸子推了过去，说：“漱漱口。”

一小时后，俘虏终于开了口：他叫田中一郎，大阪人，辎重兵，父亲去世早，家里还有老母亲和一个妹妹。

秦基伟边听边记，突然问：“你为啥想死？”

田中低下头，说：“被俘，是皇军的耻辱。”

“放屁！”秦基伟一拍桌子，“你妈在等你回家，你妹子也在等你回家，你死了，谁照顾她们？只要你合作，我保证你活着回去！”

那一刻，煤油灯跳了一下，田中的眼泪哗哗涌出，像一场迟到的雨。

接着，他就什么都说了，番号、仓库、换防时间、粮秣基数……

十天后，情报汇总，日军的主攻方向、兵力配置、火力配系、辎重路线，一清二楚。太行军区提前转移，成功跳出了包围圈。

之后，田中一郎被送往延安，经过教育后加入了反战同盟。抗战胜利那年，田中一郎被遣返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