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看国际新闻，总是有种强烈的撕裂感。

一边是中国在新能源汽车、5G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突飞猛进，另一边则是西方世界近乎歇斯底里的“围堵”。

中国亮眼的成绩单没有换来西方的掌声与尊重，反而被贴上了“全球威胁”、“破坏规则”的标签。

英国剑桥大学前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直言：西方对中国的敌意，并非因为中国做错了什么，而是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老大地位动摇恐惧症”。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与西方曾度过一段相对温和的“蜜月期”。但这并非因为西方当时就认同中国的制度，而是基于一种居高临下的误判。

当时，美国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著名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一理论迅速成为西方政治精英的信条。

他们笃信，自由民主制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在这一时期，西方眼中的中国主要具备两个特征：

一是经济落后，只能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初级产品，处于全球产业链的底端，对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不构成任何威胁。

二是他们预设中国在融入全球化后，必然会为了经济发展而全盘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

因此，当时的“友好”是建立在“等待中国西化”这一预期之上的。

西方国家乐于看到中国成为他们的代工厂和潜在的巨大消费市场，因为这符合资本扩张的逻辑，且在政治上被认为是“可控”的。

只要中国安于现状，继续做几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的生意，这种“喜欢”或许还能维持下去。

不过历史的走向并未遵循这套剧本，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为了中西方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那一年，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雷曼兄弟破产，华尔街陷入恐慌，西方主要经济体纷纷陷入衰退。

相比之下，中国政府果断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国经济在全球一片哀鸿中率先实现反弹，这对西方精英阶层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

他们震惊地发现，中国并没有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却依然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甚至在应对危机时展现出了比西方更高的效率和韧性。

中国通过自己的道路实现了现代化，这直接挑战了西方“普世价值”的唯一性。

从这时起，西方的焦虑感开始转化为实际的打压，奥巴马时期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标志着美国开始试图遏制中国。

西方开始意识到，中国不仅不会成为“另一个西方”，反而正在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成功道路，这种“制度自信”被西方视为最大威胁。

如果说制度差异是心理层面的隔阂，那么产业升级则是实打实的利益冲突。

近年来，中国不再满足于制造袜子、玩具和组装电子产品，开始向人工智能、5G通信、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高端产业冲刺，这种角色的转变，直接动了西方的“奶酪”。

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对华为的围剿，作为全球领先的5G设备供应商，华为的技术实力让美国感到恐慌。

2019年5月，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2020年5月，美国进一步修改出口规则，切断了华为利用美国技术和软件设计、制造半导体的渠道。

到了2022年和2023年，这种封锁升级为全行业的“窒息战”。

2023年10月17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了芯片出口限制规则，不仅收紧了对华出售高性能AI芯片的限制，还扩大了对半导体制造设备的禁令范围。

与此同时，美国施压盟友跟进，2024年1月1日，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发布公告称，荷兰政府已撤销了部分光刻系统的出口许可证。

这一系列精准打击的意图非常明显：西方无法容忍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实现“平起平坐”甚至“超越”。

在西方看来，高科技领域的高额利润和控制权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只能停留在产业链的中低端。

一旦中国试图向上攀登，就会被视为对西方技术霸权的挑战，这不再是简单的市场竞争，而是一场关于未来发展权的生死搏杀。

为了配合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遏制，西方也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认知战”，其策略是将中国塑造成“异类”和“威胁”，从而为制裁和封锁寻找道德借口。

在新冠疫情期间，这种操作达到了顶峰。尽管中国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通报了疫情并分享了病毒基因序列，但部分西方政客和媒体仍大肆炒作“病毒人造论”和“实验室泄漏论”。

美国独立调查记者网站“灰色地带”曾深入揭露了这一套路：首先由情报机构通过匿名消息源向媒体“喂料”，随后主流媒体进行夸大报道和包装，最后政客跟进表态，形成闭环。

这种叙事方式刻意忽略了中国在抗疫中展现出的动员能力和对全球公共卫生的贡献，通过带有偏见的滤镜，将一切问题政治化。

无论是新疆的棉花，还是香港的治理，西方媒体的报道往往预设立场，目的就是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构建一个“反华同盟”。

综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不喜欢”，并非因为中国做错了什么，恰恰相反，是因为中国“做得太好”。

正如马丁·雅克所言，西方真正恐惧的，是一个不遵循他们设定的剧本、不依附于他们的体系、却依然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

这种成功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证明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