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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视频|上万的智能垃圾桶“沉睡”,缺位的监管谁来“叫醒”?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胡玲玲 杨涛 近年来,各地垃圾分类设施纷纷升级换代,智能垃圾箱成了许多街区的新门面。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胡玲玲 杨涛


近年来,各地垃圾分类设施纷纷升级换代,智能垃圾箱成了许多街区的新门面。但有居民发现,部分投用的智能设备,三天两头出毛病,成了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

一个现实的反差令人深思:当分类的压力被层层传导至市民肩头,设施保障环节的短板却频频暴露。主管部门的缺位,让这场本该协同推进的治理陷入尴尬。破解这道民生考题,或许需要的不仅是技术升级的热度,更需要制度跟进与责任落地的准度。

现场探访:部分智能垃圾桶箱门紧闭,屏幕失灵

走进济南历下区甸柳新村街道,一处灰白色的“可回收物投放点”颇为醒目,纸类、金属、塑料等分类标识一应俱全。按照设计初衷,居民靠近时,箱盖会自动感应掀开,实现无接触投放。然而6月15日,记者在现场看到,该设备电子屏显示断网,箱门紧闭,反倒是一旁几个敞口的黑色塑料桶成了“主力”,不时有居民拎着垃圾袋随手丢入。

“有时候站半天盖子也不开,智能屏操作太麻烦。”一位老人向记者摆手抱怨。旁边一位年轻人直言:“哪有敞口桶方便?路过顺手就扔了。”记者发现,附近还有两处“智能回收站”,一处已完全断电,另一处屏幕点击后无反应。居民反映,这些设备刚装上时还能用,拿着可回收垃圾就能换取奖励,后来不知为何没了动静。

随后,社区工作人员解释,断电设备因上周下雨损坏,公司还没来维修,另一处情况他不清楚,建议联系街道。甸柳新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回应,街道定期会举办可回收物收集活动,对反映的智能垃圾箱无法使用问题,核实后会回电,但截至发稿前尚未回复。

类似的尴尬也出现在济南高新区凤凰路一小区门口。一台“猫先生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站”体积不小,颇为吸睛。但记者走近发现屏幕漆黑,点击后毫无反应,投放口紧闭,客服电话无法接通。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济南社区的垃圾投放设施大致分三类:传统露天塑料垃圾桶;感应式智能投放点,靠近时自动开盖;还有集自动称重、数据管理于一体的智能回收机,居民扫码注册后,可混合投递纸类、塑料、金属等,设备按重量给予投递人一定奖励。

比普通款贵数十倍的智能垃圾桶,何以成摆设

设备失灵之外,居民更大的困惑在于:“辛辛苦苦分好的垃圾,会不会被垃圾车混在一起拉走?”

在济南历下区按察司街社区,智能垃圾桶的“其他垃圾”窗口全天敞开,而“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需定点或预约投放。预约回收的工作人员坦言,很多人习惯混投,如果全盘接收,收上来的垃圾达不到处理标准,只能引导居民把分好的废品直接送往回收站。

智能垃圾桶的维护由谁来负责?大明湖街道办事处城管科介绍,辖区智能垃圾分类箱的建设及维保经费由街道承担,日常运维委托第三方公司,环卫每日多趟清运。垃圾是否混投,小件垃圾更多依赖居民自觉。而对于违规倾倒大件建筑垃圾的情况,街道可以将线索上报,实际处罚则由城管局负责。

济南市城管局生活废弃物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山东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对个人有200元以下罚款规定,但实际操作中对个人处罚比较少,主要原因是取证困难。当前策略以劝导、宣传为主,执法是震慑手段,处罚主要针对单位和商户。

高昂的成本与脆弱的售后链条亦是智能垃圾桶“罢工”的原因之一。公开采购信息显示,智能垃圾桶与普通设施价差悬殊。中部某县2025年以每个6.3万元购入20个智能垃圾分类房,而同品牌封闭式垃圾分类收集站单价仅4400元,差价约14倍。

江苏一家智能垃圾箱生产商的工作人员朱女士告诉记者,厂家对接的通常是中标企业。以四分类智能垃圾桶为例,标配一块21.5英寸显示屏和配套智能系统,出厂价在1.1万至1.8万元/台,占地20平方米的智能垃圾房总价约3.3万元。

提及后续维修保养,朱女士叹了口气说,设备质保期一般为一年,超出后需自费维修,其中,电子屏幕属于易损配件,更换费用动辄上千元。“不少地方只负责买,后续维护经费跟不上,设备坏了一两次就没人愿意修。”

智能垃圾桶“失灵”引发的思考:垃圾分类堵点在哪儿

2019年,被称为“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措施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根据规定,个人或单位未按规定分类投放垃圾都将面临处罚。与此同时,全国多地也陆续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

实施几年后,成效如何?上海市2026年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全市干垃圾清运量减少13.5%,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分出量分别增长2倍、14.6倍、0.62倍。

但数据与居民实际感受之间存在温差。有上海市民反映:“开始实施那一年多,大家确实很重视,但现在经常能看到混放的情况。”她举例说,夏季高温时,为防止异味散发,有居民将湿垃圾桶盖严实,后续的人便不愿再动手掀起,湿垃圾袋随手搁在桶盖上,甚至扔进干垃圾桶。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在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采访时表示,智能垃圾箱在数据收集、居民互动和宣传教育方面确有优势,但必须达到一定体量才能产生实际效益。若仅零星布设几台,数据成为信息孤岛,规模效益就无从发挥。

而针对“前端分类、后端混运”的情况,刘建国坦言这在一些地方确实存在,但在垃圾分类执行较好的城市已非常少见。推进垃圾分类是一个动态过程:起步阶段,后端分类处理设施能力不足、结构不合理,制约了前端分类成效;发展阶段,居民习惯养成需要漫长的磨合,参与率偏低、投放准确性欠佳,反过来又限制分类收运设施的运行效率。

“这两个阶段的问题相互叠加,构成了一条难以单点突破的治理闭环。”刘建国表示,由此反观智能垃圾桶的大规模铺开,其困境便清晰可见。设备的落地不是一道单纯的采购题,没有配套的制度设计、广泛的居民参与和可持续的运维保障协同推进,再昂贵的硬件投入,终究只能沦为徒有其表的形象工程。

对此,刘建国勾勒了一个更为理想的闭环:政府负责准入把关,在政策、社区动员等方面提供保障;企业投资建设设备、配置运输车辆和分拣中心,承担收、运、分全链条责任;具体到智能垃圾箱,可依据投放量给予返现、绿色积分等正向激励,同时辅以必要的约束,奖惩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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