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得有多久没去回忆或是确认一下，是从几岁开始不相信童话的？又有多久，没有向夜晚广袤的星空，望上哪怕一眼？

记得在小时候，曾被母亲严厉告诫，向井里撒尿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那是“伤天理”，下雨天会被雷劈。

还有，要是在路上碰到别人遗弃的婴儿，一定要先抱回来再说。

因为如果错过了，太久没有人经过那里的话，这个婴儿可能会被太阳晒死或是饥渴而死，相当于间接害了一条性命，也是“伤天理”的。

大人在讲的时候是否认真我不知道，但作为倾听者，当时我是非常认真的。

这应当算是我童年时期的“类宗教”教育：我们在“天”的注视下生活。

就像儿时常听的童话故事一样，也是用孩子听得懂的方式进行“说教”，形成最初的“道德自觉”，告诉孩子有些事情“绝对不能做”，让孩子相信，有一个超越性的最高准则存在，要懂得敬畏。

其实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个体的童年期，在结构上重演了人类文明的“童年时代”。

宗教（或说神意秩序）就是人类蒙昧时代的“集体童话”。

儿童与原始人都认为自然万物有生命、有灵性，“神”和童话角色都被人格化，有情感、有行动、有道德倾向。

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情感，是一种本真的灵性光辉的显现。

十多年前，澳大利亚曾经有人做过调查：你是从几岁开始不相信童话的？

调查结果显示，上一代澳大利亚人一般是在八岁半的时候，才发现圣诞老人并不存在的“真相”。

而在这一代幼儿身上，这个年龄已经降为六岁半。

透过纸面，我仿佛听到了调查者那声悠长的叹息。

在上个世纪初期的中国，也不乏这种叹息声。

梁漱溟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没有经过许多层次阶段，而是一步登天。

他说的“文化早熟”，指的就是我们在三千年前就完成了“去神化”，抛弃了人格神，靠人伦、道德、礼制维系社会，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早熟世俗文明。

远古时期殷商尚鬼，从周代开始"近人而远鬼神"。

神的过早退场，使得我们缺少一个超越的、人格化的神来提供绝对的价值根基和意义保障，也缺少对超验世界的持续敬畏，容易导致一切以世俗利害为尺度。

或者说是一种“物化的理性”，不是科学理性，是实用理性和道德理性。

就好比人在本该听着童话入睡的年纪，把童话故事书丢到一边，开始学习和实践世俗算计。

这种“早熟”，在初期也许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因为别的孩子还在听妈妈讲“童话故事”。

但时间越久，越会显出一种“先天上的不足”。

这也是近现代中国面对西方冲击时，容易陷入价值虚无的重要原因。

也许是意识到了中国文化的这块“短板”，尤其当旧的东西被打得粉碎，而新的却又迟迟建立不起来时，缺少宗教上的向心力这一问题越发突出地显现出来。

在本世纪初，中国最聪明的大脑几乎在同时向“代宗教”这一问题发力。

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陈独秀”以科学代宗教“，梁漱溟以”伦理代宗教“，冯友兰”以哲学代宗教“，孙中山”以主义代宗教“。

就连与文化较隔膜的军事领域，也不缺少这类“探索者”，前有冯玉祥拿水龙头为士兵行“洗礼”，后有唐生智军中拜佛。

有的已经失败了，有的还在探索中。

我们并非通过西方的宗教心理和意识，而是以一种“寻求真理”的功利心态，去接触西方文化，根本无法进入人家的文化中心。

所以知识分子一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

这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这种深思，包括却不仅限于：

你得有多久没去回忆或是确认一下，是从几岁开始不相信童话的？

又有多久，没有向夜晚广袤的星空，望上哪怕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