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社会各个群体里，如果论谁最艰难，60后农民大概要排第一。如果还有第二名，应该是1985年到1995年出生、原生家庭在农村的中青年。

令人唏嘘的是，这两代人很可能就是同一家人。这原本只是一种主观感受，麦肯锡《2024年中国消费趋势调研》却得出了相近的结论。

这份报告调研了11930人对未来的预期。最乐观的是一线和三线城市的富裕中老年人，他们属于婴儿潮一代，受益于城市化和资产增值，退休后还有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00后，也就是Z世代，也普遍乐观，他们成长于全球化顺畅的时期，中国崛起带来的财富热潮让他们对未来充满憧憬。最悲观的是一二线城市的80后、90后，尤其是一线城市的中低收入者，房贷、中年危机、35岁裁员，大概是他们悲观的根源。

比他们更悲观的，是农村的60后、70后，其中中低收入者对未来的预期最差。这样的家庭并不少见。

老人用一辈子培养出一个“小镇做题家”，送进一线城市。孩子在城里本质上是移民，没有任何积累，既要承受高房价，还得接济老家，也有反过来靠老家接济的。

如果两个这样的家庭结合，80后、90后就要同时面对四位老人的养老、下一代的抚养和自己的生活质量。这几件事里最棘手的是养老，因为农村老人最主要的依靠仍然是子女。

当年的60后，如今正一步步走到六十五岁的门槛上。从明年起，这批老人要提前备好三道关：养老金关、看病关、照护关。

第一道关：养老金到底能有多少，心里要有本账。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里有一张图，乍看只有两条线，一条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一条是企业职工养老金。其实还有第三条，就是几乎贴着横轴的那条黑线，代表城乡居民养老金。

企业职工养老金全国平均约3300元，替代率约42%，也就是相当于退休前工资的42%。一般认为替代率要达到70%以上，退休后的生活水平才不会下降。

42%意味着，如果没有其他收入，退休后就得节衣缩食。即便如此，与农村相比也是天壤之别。

2022年的数据显示，城镇职工养老金平均每月3148元，机关事业单位6099元，农村只有205元，分别约为前两者的十五分之一和三十分之一。这还是平均数，绝大多数农民的养老金折算下来，每天连7块钱都不到。

农村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基础养老金一般全省统一，部分地市另有补贴。个人账户包括农民每年缴纳的保费和政府补贴。

农民满60岁时，个人账户余额除以139，再加上基础养老金，就是每月到手的金额。基础养老金的标准，取决于各地的财政状况和收缴保费的能力。

上海农村基础养老金可达1490元，北京也有960元。原因有两个：一是财政充裕，政府能贴钱；二是敢向农民收每年最低1000元、最高八九千元的保费，当地农民也交得起。

但这在全国只是个例。31个省级行政区中，有24个的基础养老金低于每月200元，安徽只有110元，云南只有103元，而这部分恰恰是养老金的主体。

个人账户的补贴与缴费挂钩。以合肥为例，每年缴300元，政府补贴50元；每年缴2000元，补贴200元。

这颇有马太效应的意味：越有钱交得越多，补贴越多；越穷越交不起，补贴越少。此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没有“视同缴费”，农民没有工龄可以抵扣。

到60岁时缴费不满15年，要么补足年限，要么养老金打折。为什么对农民的养老如此苛刻？

或许因为农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在制定者眼里，农民本来就有养老办法。养老金政策设计之初，人群被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为国家工作，养老金过去一直由财政负担，目前正在与职工养老金并轨。第二类是企业职工，过去在国企工作，很多人在职时没有缴费，但符合规定就算视同缴费，先从养老金这个“大水池”里挪钱给他们用。

这部分钱严格说并非财政负担，而是由后来的缴费者承担。第三类是农民。从90年代的视角看，农村有地就有生产资料，至少饿不着。

于是在养老金和财政都不宽裕的情况下，只能“先苦一苦农民”。2009年之前，农村根本没有养老保险。

直到新中国成立60周年那一年，农民才有了养老保险，中央定的基础养老金是每人每月55元，每天不到3元，一年660元。这合理吗？

企业职工能视同缴费，理由是为国家做过贡献，那农民的贡献就少吗？90年代以前，国企职工从生到死的保障都靠国企利润，而这些利润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民，也就是城市对农村、工业品对农产品的“剪刀差”。

1955年推行高级合作社，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成集体，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统购统销：国家按统一价格收购农业剩余，再统一配给销售，中间的差价变成国家资本，投入国企的生产建设和职工工资福利。

另一方面，国企生产的农机、化肥等工业品当时出口份额极小，就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卖到农村，由合作社和后来的人民公社买单，超额利润又成了国家资本。据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计算，农民通过剪刀差至少为国家贡献了30万亿元原始资本。

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农民用脊梁扛出来的。农民贡献的还不只是工业化资金。2006年以前，农民除了交农业税，还要交“三提五统”。

基层政权运转、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军烈属优抚、民兵训练、修乡村道路，都从这笔钱里出，另外还有各种行政摊派。湖北某地统计过，列入报表的税费占农民收入的22%，没列入的可能还有30%以上。

当年因为交不上“三提五统”被牵牛扒屋的事，比比皆是。可以说，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前，基层政权是农民养着的。

当然，现行制度也有它的理由。以杭州为例，职工连同单位一年至少缴两万多元，农民每年只交几百元，领得少似乎理所当然。

但社保本该承担二次分配的功能，如果交多少拿多少，直接交给商业保险就行了，还要社保干什么？现在的状况颇为吊诡：越不缺钱的人领得可能越多，真正缺钱的人反而没钱可发。

新闻里常有60岁以上的农民工去改身份证年龄，只为继续找活干，因为在工地上满60岁一定会被清退。他们不是不想钓鱼、摄影、旅游，只是没办法。

有人觉得给职工涨养老金挺好，父母的钱最终会花在子女身上，等于交出去的社保又回来了。但在农村孩子看来却是另一幅景象：自己每月缴上千元社保，供养的是城里人的父母，谁来养自己农村的父母？

等自己退休了，还会有人养吗？近些年才有人呼吁提高农村养老金，实在太迟了。最近一次统计，农村退休人口有1.2亿人。

每人每月加100元，一年1200元，财政支出总计也不到1500亿元，大致相当于职工养老金上涨3%所需的那部分资金，还不到每年1.8万亿元出口退税的十分之一。只是随着土地财政熄火，在我看来，这个愿望恐怕会越来越难实现。

既然大幅提高短期内难以指望，老人自己就更要把这笔小钱守好：定期确认养老金是否按时到账，按当地要求完成领取资格认证，以免待遇发放受到影响。

第二道关：看病的压力，比养老金更难扛。

养老金只是农民面临的问题之一，比它更严重的是农村医保，也就是当年的新农合、现在的城乡居民医保。很多人把医保和养老混为一谈，其实养老金少，日子还能紧着过，一场大病却可能直接拖垮一个家庭。

对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来说，有两件事要提前留心。一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每年为6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提供一次健康管理，包括体格检查、辅助检查等，具体以当地通知为准，这个机会不要错过。

二是城乡居民医保按年缴费，要留意当地的缴费时间，避免漏缴影响报销。

第三道关：老了谁来照护，是最难回答的问题。

回到开头那样的家庭，孩子在一线城市打拼，自顾不暇，四位老人的养老压在一对夫妻肩上，留在村里的老人往往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有朋友说，真正上了年纪的农村老人其实没那么焦虑，因为他们有“三个儿子”：药儿子、绳儿子、水儿子。真到活不下去的时候，总有一个能让他们摆脱眼前的痛苦。

真正焦虑的，是孩子在城里打拼的老人，他们离现实太近，离死亡又太远。这句话听来刺耳，却是不少农村老人晚年处境的真实写照。

正因为如此，照护这件事更不能等到出了状况才想办法。独居或行动不便的老人，可以向村委会、乡镇民政部门咨询，当地有没有探访关爱、助餐、上门照护等服务。

退休对很多城里人意味着安享晚年，对农村老人却远不是高枕无忧。养老金账要算清，看病的保障要接上，照护的人和办法要提前找好，这三道关，越早准备越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