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忠

一

自行车和缝纫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可谓是最时尚的家用设备，曾作为婚嫁的“三大件”之一，风行多年。

然而，如果这些物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会是何等的时髦。

父亲的自行车买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似乎在我出生时就已经有了，据说是我们那个大村子里的第一辆自行车。致于自行车的来源，我没有直接问过，但他曾给别人讲过，说是日本人留下来的，不知道辗转了多少人，他又是从别人手里买来的。

在我的印象中，这辆自行车没有牌子标记显示，全身各个部件都已磨得蹭光发亮，特别是大樑和三角架，既光滑又显得十分结实。

这就是我父亲的“座骑”。他爱不释手，整天骑着走南闯北、走亲访友。我经常看到他骑车的动作和姿势，真有点像敌后武工队队员的架势。

这辆自行车跟随父亲30多年，几乎是相伴终身。后来到了自行车普遍使用、各种名牌盛行的时候，他从没考虑换过。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经常在摆弄和维修他的自行车，有时是自己修，有时是推到镇上的自行车铺子里修。农村是土路，自行车容易颠坏，反正，什么部件坏了换什么部件。好像大梁就断过几次，但焊接上后继续用，实在不能用了，就买个二手三角梁换上。几十年中，自行车已经“脱胎换骨”了好多次，其实后来的自行车，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自行车了。

当然，这辆自行车也成为了我们兄弟们的交通工具。因有这个先天条件，我是在十来岁的时侯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当时身高不够上不了坐，是叉腿蹬车的，也就是将右腿从大樑下伸出，一蹬一倒前行，速度尽管慢了些，但还是比步行快多了。况且也挺有乐趣，似乎又成了一种“玩具”。

二

父亲拥有和仲爱他的自行车，与他的性格和处事风格有关。

父亲名字李富德，出生于1921年，读过几年私垫。家谱上记载他是“高小毕业”。其实有点言过其实，因为他识字没有爷爷的多，只是略懂文字。从这一点也说明他学习不够踏实刻苦。

胸前还挂着钢笔的父亲

读完私垫之后，父亲就前往湖北老河口、襄阳一带学“相公”。什么是“相公”，家人和亲戚们的解释不同，有的说就是普通的学徒，有的说就是类似现在的接待、交际之类的职业。不知道父亲究竟去学了什么，反正三年之后回到家乡，却喜欢上了进茶馆喝茶，喜欢上了结交朋友。为此，人们常称他为“光棍”。这里说的“光棍”不是指单身光棍，而是指善于交际、喜欢交朋友的意思。

就是被人们称为“光棍”的父亲，在他23岁那年，与性格完全不同的母亲，成为了一家人。

三

母亲名字李明举，生于1927年，小父亲6岁。母亲是同县文渠镇聂营村人，距我们家有20多华里，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算是嫁得比较远的了。

没有读过书的母亲

母亲没有读过书。小时候也缠过足，但刚缠不到一年，新文化运动的新风才吹到这个偏远的乡村，缠足的习俗才逐渐解除。加之母亲家乡那一带土地相对丰饶，生活相对富裕，这正是土匪经常光顾的地方。当土匪前来抢掠的时候，家中大人小孩都只有往外跑，叫“跑反”。所以为了“跑反”方便，母亲干脆撕掉了缠在脚上的布条，由此母亲的脚才得到了“解放”。但还是晚了一步，母亲缠过的脚指已弯曲变了形，无法恢复过来。所以我们看到母亲的脚是半缠足状，只是比三寸金莲的小脚略大了一些。

母亲曾向我们讲过她小时候胆大、命大的故事。在她三四岁的时候，一次去外婆家，站在水井台边看水中倒影，结果掉进深井中。奇怪的是，母亲掉下去后并没有沉底，而是漂在水面上。直到家人下井将她捞出，部分衣服竟然还没有湿。她一直不解，总说有神灵助她。

母亲是很有主见的人，生活精打细算，很会操持家务。所以来到婆家后，面对整天在外结交朋友而不管家的父亲，以及大大咧咧、心中无数的婆婆，很快就挑起了主持家庭事务的重担，进入到了家庭主妇的角色，也众望所归地成为了家中的主事人。

四

母亲也是很有经济头脑的人。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母亲就决定买缝纫机做衣服来挣钱。这就是母亲缝纫机的由来。

在做衣服还主要靠手工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缝纫机是很现代、很时髦的设备。不知母亲是如何产生的灵感、从何处得来的讯息，大约是在1957年，买回来了一台当时最好的上海产“蝴蝶”牌缝纫机。据说这是我们那个大村子里，当时最早的三台缝纫机之一。

要知道，母亲是不识字的人，对操作这样的“现代化”设备，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母亲的自信和聪明，很快就攻克了这些难关，她不仅很快学会了剪、裁、缝，而且还会自行修理，成为了行家里手。

就这样，母亲带着她的“现代化”设备，走上了她的“创业”之路。

当时是农村先后实行高级社、合作社、人民公社时期，一般不能自行经营，为此母亲就参加不同的“社”，来获得她应有的收入。我专门考证过母亲行走过的“路线图”：大概是在1957年的时候，母亲先在二十多华里外、娘家附近一个叫前屈的初级社做衣服；后来为了便于照顾到家庭，又来到离家三华里左右的李集高级社；到了人民公社时期，因母亲的手艺已小有名气，被公社缝纫社纳为工人。

母亲做工的地点，是离家二里许的赵集镇上，在主街有一个门面房，便是母亲做工的“赵集公社缝纫铺”。对于这个门店我还有印象，是在主街的东面，面西，旁边是全镇上、也是全公社唯一的照相馆，我家有一张全家福和我小时候的照片，就是在这里留下的。

五

我之所以有如此深的印象，是因为我当时就是作为“家属”，随母亲而生活在这里的。

我成了母亲的“随工家属”

母亲在镇上缝纫铺做工时，我当时才四岁左右，妹妹振秋还不到一岁。母亲为了照顾我们，只能带在身边，作为“随工家属”。母亲一边做工，一边照顾我们。妹妹那时还不会走路，把她放进坐簸（方言，就是婴儿们坐的摇篮）里，而把我放在屋子里“自由活动”。因为母亲常常照顾不到我，加上我小时候肚子里有蛔虫，经常肚子疼，所以就经常哭闹，哄又哄不好，干脆就把我关在铺子的后院里，任我哭泣。据说我的大多部分时间都是在哭声中度过的，哭声飘过了整个街区，哭累了就自己躺在地上“休息”，然后继续哭。母亲的同事们也都习惯了这种噪音的袭扰，都叫我“哭孩”。

直到三十多年后，有一次我从部队探家，路过镇上的十字路口时，正好我母亲与当年的一位同事站在那里说话，我上前与这位阿姨打招呼后，她突然惊奇地问我母亲：“这就是当年的那个’哭孩’呀！”

母亲在镇上缝纫铺做工两年左右，到自然灾害时期，缝纫铺解散，母亲回到了家。从此母亲没再出门做工，在家主持家务，并在农闲时，继续她的缝纫机“手艺”。

那台缝纫机，伴随了母亲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