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零年的十月，豫西山区的秋风微凉，我穿着笔挺的军装，穿着皮鞋，回老家探亲。

去年，我军校毕业，在空军某部雷达连当排长。当年没空回家，这次好不容易有了假期，我揣着礼物，想着给父母一个惊喜。

可惊喜没到，惊吓倒先来了。

还没到家，我就看到家门口围了一圈人。人群中间，传来一个破锣般的嗓门，那声音标识性太强，就是隔壁邻居家的老范叔。

他神情激动，唾沫横飞，“砍了！今天这树必须砍了！谁来说都没用。这破树不但挂坏了我家的瓦，还招一帮野孩子爬墙头！你们要是不砍，我就自己动手！”

“老范啊，你得讲点理！这皂角树种了十几年了，树枝伸过去我修剪就是了，你凭啥让我连根砍了？”

这是父亲的声音，明显也压着火气。

“凭啥？就凭它碍了我的眼，挡了我的路！”老范越说越起劲，手里还比划着一把旧斧头。

我赶忙拎着东西就往家跑，这要是真打起来了，父亲要吃亏。

老范头这人，是我们村出了名的“滚刀肉”，为人也比较蛮横。

1983年，我家建新房，不巧的是，宅基地就在老范头家隔壁，跟他成了邻居。

从那以后，我家就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

起院墙的时候，他硬是要我们将院墙往内收了三十公分。

父亲去找他理论，他就拿着锄头要拼命，说我们坏了他家的风水，动墙就要拼命。

父亲人老实，村里干部来做工作，但老范头主打一个不讲理，往地上一躺，要砌墙就把他埋里面。

那时候我正在上初中，年轻气盛，气得想拿砖头砸他家玻璃。

父亲死死拦住了我：“红雷，咱家没人，斗不过他。你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了，咱这腰杆才能硬。”

但父亲也不是瓤人，他用了个损招，在靠近老范家围墙的那片空地，开了两垄菜地。

他挑来粪水，那地方正好是风口，一到夏天，那股味儿就飘进了隔壁院子。

老范头当然忍不了，也来闹，父亲就搬出他当年的话：“我在我家院子里种菜，你管我怎么种，刮什么方向的风我能控制吗？”

就这样，两家斗了好几年，平时谁也不理谁。

冲进人群后，我一下子挡在父亲面前，震慑道：“老范叔，你要干什么？斧头能在手里随便比划吗？还不快放下。”

我的突然出现，旁边人也在帮腔，但老范头有些不情愿，嘴里嘟囔道：“穿个制服有啥了不起的……”看样子还是有些不罢休。

我正要跟他讲理，突然传来一个女声：“哎，你干嘛呢！把斧头放下！哎，你是杜红雷吗？你回来了啊！”

话音刚落，一个人影迅速将老范头手里的斧头夺了下来。

来人是一个姑娘，穿着一身笔挺的警服，留着齐耳短发，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刘……你是刘若琳？”我试探着喊了一声。

“行啊，杜排长，还算你还记得我……这个老同学。”她笑了。

刘若琳，我的初中同学，她是乡里干部的女儿，也是学习委员。上学那会儿，我们就挺聊得来，但也仅限于学习。

后来，我去县里上了高中，而刘若琳去市里上的高中。没想到，六年没见，当年的黄毛丫头，已经成了这么飒爽的女警官。

“你怎么在这儿？”我有些发愣。

“下乡走访，正好路过。”她看了一眼围观的人群，又看了看我，“怎么？刚回来就遇上麻烦了？”

她这一身警服，往那一站，气场全开。老范头本来还骂骂咧咧，此时也歇火了。

他虽然横，但也知道什么人能惹，什么人不能惹。

“商量事儿带斧头？”刘若琳冷冷地问了一句，老范头一下子缩到了边上，不开腔了。

父母看见我回来了，激动得手都在发抖：“红雷！你可回来了！这位是……”

“爸，这是我初中同学，刘若琳，在……”我一时语塞，不知道她在哪上班。

刘若琳倒是很大方，接过话头，“叔，婶，我在咱们镇上的派出所上班。”

母亲一听是派出所的，眼睛瞬间亮了，赶紧把人往屋里让。

此时，老范还站在那，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尴尬得像个小丑。

刘若琳看了他一眼，语气平和但有力：“叔，邻里邻居的，有事好商量。拿着凶器堵门，这要是定性起来，可不是小事。您说呢？”

老范连连点头：“是是是，闺女说得对。那啥，我家里锅还烧着呢，我先回去了。”

说完，他灰溜溜地钻进自家院子，“哐当”一声关上了门。

进了屋，母亲拉着刘若琳的手不放，“闺女，今天多亏了你。要不那个老无赖还不知道要闹到啥时候。”

刘若琳笑着说：“婶子，这都不算事。红雷是军官，他不方便出面，我这身衣服正好管这事。”

我看着她，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她不仅帮我家解了围，还顾全了我的身份。

母亲非要留她吃饭，可家里冷锅冷灶的，也没啥好菜。

刘若琳看出了母亲的窘迫，笑着解围：“婶子，不麻烦了。我同事还在村口等我呢，晚上所里还要开会。改天，改天我专门来看您。”

临走时，她转过身，大大方方地把手伸到我面前：“大排长，把你的通信地址给我一个呗？老同学联系联系。”

我一愣，随即反应过来，赶忙找出笔记本，撕下一张纸，写下了部队的地址和代号。

她接过纸条，冲我挥挥手：“回见！”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那一刻，我的心跳得比第一次实弹射击还快。

晚上，我和父母坐在灯下，聊起了白天的事。

父亲还在愤愤不平：“那个老范，就是欺软怕硬！红雷，你现在当官了，明天咱们去找村长，让他把墙给咱退回来！”

我看着父亲花白的头发，叹了口气。

“爸，那是以前。现在咱们不一样了。”

我想起了刘若琳临走时的那个眼神，那是一种暗示，也是一种期待。

“爸，那棵皂角树，明天咱把它修了吧。把伸到老范家房顶的那几根大枝子，全砍了。”

“啥？”父亲瞪大了眼，“凭啥？那可是咱家的树！砍了不就等于向他低头了吗？”

“不是低头，是格局。”我耐心地劝导，“爸，我现在是军官了，您是军属。咱们跟一个无赖计较，赢了也不光彩，输了更丢人。把树修了，让他没话说。”

“还有浇粪水的事，以后也别干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咱自家院子也不好闻啊。”

父亲沉默了许久，抽了一口烟，点了点头，“行吧，那听你的。俺娃出息了，比我们有眼光。”

第二天，我和父亲搭着梯子，把那几根惹祸的树枝锯断了。老范就在墙那边看着，一句话没说。

后来，父亲来信说，老范家再也没找过麻烦。

我长舒了一口气，你弱的时候，到处都是坏人；你强了，而且强得有风度，世界就变得和颜悦色了。

回到部队后，我收到了刘若琳的第一封信。

她在信里写道：“红雷，后来我去你们村，看到你们家把树锯了，你处理的很好，是个好样的。”

从那以后，我们的信件往来频繁了。信里面，她讲的是每天处理的家长里短，我则是跟她讲述的是驻地的高山风雪。

不但如此，只要下乡路过，她都会去我家坐坐，跟父母聊聊天。村里人都说，不知道老杜家是修了几辈子的福，竟然能找个当警察的儿媳妇。

1993年腊月，我和杜若琳领取了结婚证。没有奢华的婚礼，只有两颗贴近的心。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家里的老房子重新翻新过了，那棵皂角树还活的很好。

每年它结皂角的时候，若琳总会笑着说：“看，咱家的月老树又结果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