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今尼泊尔境内的廓尔喀部落（从印度迁徙而来、信奉印度教的拉吉普特人）首领普利特维·纳拉扬·沙阿（即清朝史书中的‘博纳喇赤’）兴兵攻克了阳布（尼泊尔加德满都），以武力统一了‘巴勒布’地区（即今尼泊尔大部分区域），开创了统一的、强盛的廓尔喀沙阿王朝。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普里特维去世，由其子喇纳巴都尔（即拉纳·巴哈杜尔·沙阿）继位；当时喇纳巴都尔年幼不能执政，所以其叔父、普里特维之弟巴都尔萨野（即巴哈都尔·沙阿）便担任廓尔喀摄政王，代替国王侄子喇纳巴都尔治理国政。
新兴的廓尔喀沙阿王朝，与一山之隔、喜马拉雅山北麓的藏地区域联系密切、双方的贸易活动频繁、关系密切，尤其是属于班禅系统的后藏（日喀则）地区，更是与廓尔喀王国往来不绝。
当时的藏地，因为生产力方面的极度落后，无法自主铸造区域内可以流通的实物货币，而其地僧俗军民日常生活中所用到的银币元宝，很长时间内都是藏地政权统治者联系山南的巴勒布人（即廓尔喀王国前身、也即尼泊尔人），将大量的藏地白银运到巴勒布（廓尔喀），委托当地人铸成‘巴勒布银币’（藏语称为‘章噶’），再千里迢迢运回藏地内加以使用。
而巴勒布人（尼泊尔人前身）便以此获得了藏地的实际铸币权；此后，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巴勒布人便在为藏地铸币的过程中，向白银原料内掺杂一定比例的铜、铅等低价金属，以降低铸造成本、攫取额外利益。
等铸好了银钱后，巴勒布人再将这些实际含银量大大 不足的货币运回藏地换取同等重量的纯银（还要减去同时期铸币所需的火耗损失），以此谋取厚利；所以藏地官民在此铸币期间的利益损失极大（铸币税被巴勒布人收走太多了）。
而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廓尔喀人首领普利特维·纳拉扬·沙阿开创强盛的廓尔喀王国、统一巴勒布各地后，就开始铸代表新王朝的新银元宝；因为廓尔喀新钱的成色比之前的巴勒布旧钱成色要高出许多（这其实是好事），所以普利特维·纳拉扬·沙阿趁机向藏地政权提出要求，将廓尔喀新铸的新钱一圆折算之前巴勒布旧钱两圆来使用（一比二折算）。
但藏地噶厦政府认为这种折价有所不公（又被廓尔喀沙阿王朝强行收了第二次铸币税），所以一直未予答应，藏、廓两地由此生出了很大的矛盾，彼此之间龃龉不断。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五月，在长期的贸易（铸币权）矛盾，以及廓尔喀向北扩展的野心、还有在宗教内斗失败而逃亡廓尔喀的十世夏玛巴曲朱嘉措（藏传佛教噶举派、即白教红帽系持教法王）鼓动挑唆下，廓尔喀实际统治者——摄政王巴都尔萨野（即巴哈都尔·沙阿；此时廓尔喀沙阿王朝开国君主普利特维·纳拉扬·沙阿已经去世，其子继任国王拉纳·巴哈杜尔·沙阿年幼，所以由叔父巴哈都尔·沙阿摄政）决心主动挑起廓藏之间的战争，出兵入侵藏地，以劫掠财富、扩张土地、直至控制全藏。
当时，廓尔喀沙阿王朝借口‘藏地运往廓尔喀之食盐中掺土、藏地政府征收廓藏之间的贸易税太重’，以此致书噶厦政府，要求藏地必须立即做出相应改进措施；另外，巴都尔萨野还在外交书信中声称：
“藏地境内所用之钱币，都是我们巴勒布（即廓尔喀前身）所镕铸交付使用的；我国目前已使用新铸之钱，以往旧钱不可再于藏地使用，应按比例兑换。且藏地与原巴勒布所接壤的聂拉木、济咙（都是藏地下辖的地区）两个地方，原本就是巴勒布的国土，现在我国已统一巴勒布各地，这两个地方都应该归还给我们。如果你们（藏地政府）觉得这几件事应该理论解决，可以派遣官员前来谈判。”
面对咄咄逼人的廓尔喀沙阿王朝的进逼，噶厦政府则不卑不亢地回信给廓尔喀王国、答复说：
“廓尔喀新铸的钱币数量很少，不足以在藏地流通，所以目前仍将新旧银钱混合使用，以慢慢取消旧钱流通；而聂拉木、济咙两处都系我藏地所辖多年，之前双方并无疑 议；现在天气较为炎热，待立冬气候凉爽时，我方将派人前往与贵方理论谈判。”
但噶厦政府在与廓尔喀王国进行外交交涉时，并未将如此重要的对外事务向时任驻藏大臣庆麟、雅满泰及时禀告并寻求应对之策，以至于日后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而庆麟、雅满泰才具平庸、不谙事务，驻藏期间只图生活安逸，已近渐渐失去了藏地民众之心；后来两人都因处置廓尔喀入侵之事‘措置乖 方、办事不利’被乾隆帝下诏革职查办，且枷号问罪。
有关廓藏之间因贸易矛盾引起战争的情况，尼泊尔现今的历史文献记载与中国的史料略有不同——尼泊尔方面的资料声称——廓尔喀同藏地发生银钱铸造及贸易纠纷后，摄政王巴哈都尔·沙阿（即中国史料中的巴都尔萨野）原希望同藏地政府签订新贸易条约来解决问题，但遭到了噶厦政府的粗暴拒绝。
而且，噶厦政府还警告廓尔喀王国不要试图对藏地动用武力，那将迎来‘大清’的全面武力反击。而廓尔喀派往拉萨的第二个谈判使团又遭到了噶厦政府的无礼扣留，所以巴哈都尔·沙阿才在万分愤怒的情况下，决定出兵藏地讨还公道（都是给自己贴金、指责对方无礼蛮横霸道，老套路了）。
当年七月，接到西藏地方紧急军情奏报的乾隆帝，得知廓尔喀已经出兵侵入藏地后大怒不已，立即指令清军反击廓尔喀军，并命驻藏大臣雅满泰率驻藏的绿营军队及厄鲁特蒙古兵火速前往札什伦布寺（西藏日喀则班禅驻锡地）慰问七世班禅丹贝尼 玛，然后与六世班禅之兄仲巴呼图克图协商部署沿边防御廓尔喀事宜。
另一位驻藏大臣庆麟则奉命主持前藏地区的防御事宜，而四川总督李世杰、四川提督成德（钮钴禄氏，道光帝孝全成皇后曾祖父，咸丰帝外高祖父）也奉乾隆帝诏命，率满汉藏军队四千人驰赴后藏；当时，负责整个川藏守卫驻防重任的成都将军鄂辉还在热河陛见，乾隆帝也命他火速返回成都，然后赶赴藏地统兵作战。
为了保证大军入藏作战的军粮物资供应，乾隆帝命暂拨达赖、班禅驻锡地的库存粮草物资给军队使用，并于藏地内买粮予以充实后勤，待将来战事结束后再归还借粮。之后，为了统一指挥藏地内的满汉藏大军，乾隆帝遣御前侍卫、理藩院侍郎巴忠为钦差大臣，前往藏地主持统兵作战。
当时，藏地驻有清军五百人，藏军一千六百人，自西川至藏地沿途的台站辎重兵另有一千三百人。而驻藏大臣庆麟在在接到朝廷的命令之前，就提前调动了藏地绿营兵五百人及察木多、达木冈兵七百人，分路前出后藏，堵防廓尔喀入侵军。
同时，四川总督李世杰抽调驻防成都的旗兵五百人，绿营兵一千三百人，原大小金川地区的‘屯练番兵’（即金川地区的前土司军队、此时已经归降清朝）一千二百人，交给四川提督成德、总兵穆克登阿率领，由打箭炉（四川康定）、巴塘、里塘（四川理塘）、察木多，一路驰赴后藏。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八月，巴忠抵达藏地，然后奉旨与将军鄂辉、提督成德查办‘驱廓事宜’，而巴忠则向乾隆帝上疏巴忠弹劾驻藏大臣庆麟、雅满泰办事不利、贪图安逸，以至朝廷在蕃众（即西藏地方僧俗官员军民）中失去威望，心怀离散之意。
接到巴忠的弹劾奏疏之后，乾隆帝便将庆麟、雅满泰分别革职治罪。当年十二月，巴忠奉旨护理驻藏大臣印信，督办藏地军务（也就是继任驻藏大臣）。
原本乾隆帝寄希望于巴忠到达藏地就任驻藏大臣、主持对廓尔喀的战事后会率军一鼓作气打败廓尔喀军，恢复全藏的安全稳定局面；但巴忠继任驻藏大臣后，为了息事宁人，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年初与八世达赖（前藏噶厦政府）、仲巴呼图克图（代表后藏班禅系统）商议后，默许噶厦噶伦丹津、班珠尔私下与占据济咙、聂拉木、宗喀等地的廓尔喀军议和（此事原由庆麟、雅满泰在任时决定）。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三月，藏廓和议签定——西藏噶厦政府每年向廓尔喀沙阿王朝交纳银元宝三百锭（每锭三十两），以为收回聂拉木、济咙宗、宗喀宗三地的赎金，廓尔喀军则在和议签署后由后藏退兵退兵；但和议之事，巴忠与八世达赖、仲巴呼图克图、雅满泰、庆麟等人均隐瞒不上报给乾隆帝知晓。
同月，成都将军鄂辉率入藏清军‘收复’了聂拉木、济咙宗、宗喀宗失地，并于六月奉朝廷之命调整了藏地防务，加强了后藏札什伦布寺等地的防备，在宗喀宗、聂拉木、济咙宗等要地重新修砌卡碉，留兵驻守；此后，藏地也奉朝廷之命调整了与廓尔喀的贸易政策。
‘驱准之役’，清军出兵后实际上并未与廓尔喀军队进行交战，但调派军队入藏过程中所耗费的物资军械及人员行军运输费用，已支出军饷过百万两的白银，可谓耗资巨大。
而‘成功驱廓、保藏有功’的巴忠，在事件平息后与统兵入藏的成都将军鄂辉、四川提督成德联名上奏乾隆帝：
‘廓尔喀畏罪输诚，遣喀登嘛撒海等来营乞降，臣等宣示皇上威德，番众倾服。’
乾隆帝收到巴忠的奏疏后很满意，令其会同藏地噶伦、第巴等人将日后藏地盐税银钱等公事议定具体条规，派人勘明藏廓边界，将‘永不滋事’诏命钤记番结，交噶伦收存以备后续与廓尔喀交往所出示，拟定相关善后事宜十九条安抚藏地军民百姓。
在廓尔喀入侵后藏以及清朝更换驻藏大臣、并由新任驻藏大臣巴忠等与噶厦政府诸噶伦商议后以‘和议、赎地’的措施换取廓尔喀退兵后，清朝中枢在乾隆帝的诏命下，处罚了擅权、失职的前任驻藏大臣庆麟、雅满泰。
（其中庆麟被革去一等公爵位，先降为头等侍卫留藏地效力，后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解赴打箭炉，枷号三年以示惩罚；而雅满泰则先革职召回京师任笔帖式，再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授一等侍卫，前往藏地二次出任驻藏大臣。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再次入侵藏地后，雅满泰又被乾隆帝下诏革职戴枷问罪。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雅满泰才被释放回京，在拜唐阿（无品级事务官）上行走，后来起复为一等侍卫）。
在巴忠处理完‘安定藏地’差事、交卸职责返京后，乾隆帝以舒濂为驻藏办事大臣，普福为驻藏帮办大臣，负责处理藏地军政事务；但舒濂到职后，先是包庇聚敛舞弊的八世达赖之兄弟罗布藏多吉、罗布藏根敦扎克巴，又擅自决定前来向噶厦政府索取第一年‘赎地费’的廓尔喀使者交付三百个元宝（三十两一个）。
因此，看不惯其作为、又不同意其行事方式的时任帮办大臣普福与舒濂之间矛盾重重，最终导致两位驻藏大臣互相给乾隆帝上疏、参奏对方‘失职’。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月，被舒濂和普福这两位驻藏大臣的相互攻讦搞得头疼不已的乾隆帝命成都将军鄂辉入藏查办此事的缘由；当年五月，得到鄂辉密奏汇报的乾隆帝将犯有过失的舒濂革职，以帮办大臣普福擢升办事大臣，前任驻藏大臣雅满泰则‘戴罪立功’重任驻藏帮办大臣，前往藏地协助普福办事。
但就在当年七月，因为鄂辉随后的奏疏中也将普福任职时的过错一一奏明，所以乾隆帝又将普福革职降为三等侍卫，命十年前曾任驻藏大臣的保泰再度入藏，接替普福二度担任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八月，乾隆帝命革职后留在藏地‘戴罪立功’的舒濂解送有舞弊贪财行为的八世达赖兄弟罗布藏多吉、罗布藏根敦扎克巴二人来京论罪，同时命藏地摄政活佛济咙呼图克图一并来京（八世达赖此时尚未亲政），再以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阿旺楚尔提木入藏地代为摄政。
在乾隆帝的一番人事处置安排下，此时的驻藏大臣为保泰、雅满泰，而前后藏的摄政分别为：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前藏）、仲巴呼图克图（后藏）。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十月，又是一年的缴纳‘赎地费’时间到了，廓尔喀摄政王巴都尔萨野（即巴哈都尔·沙阿）按照之前廓尔喀与藏地的‘和议协定’，派出一正两副三位使者、及若干随行人员来到前藏拉萨，拜会噶厦政府，要求噶厦依照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廓藏两地所签订的‘和议’，继续交付第二年的‘赎地银两’。
可此时的新任藏地摄政噶勒丹锡哷图呼图克图却以‘不知前任所议’的理由，拒绝给廓尔喀交付‘赎地费’；并且，八世达赖还额外派布达拉宫喇嘛敦珠布朋楚克、博尔东到藏廓两地的边境上大肆宣传——廓尔喀已为大清属国，不应照前约继续索要‘赎地银’。
无奈之下，廓尔喀使者又拜见了两位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请求清朝朝廷按‘外藩’的标准，‘赏给’廓尔喀国王喇纳巴都尔（即拉纳·巴哈都尔·沙阿）年俸及封地（也就是变相地要求赎地费和藏廓边境土地），同样也被驻藏大臣一口回绝。
廓尔喀使者此次入藏后一事无成，只得悻悻地返回了阳布，将在藏地的交涉事务以及被慢待的遭遇告诉给摄政王巴哈都尔·沙阿（巴都尔萨野）。
逼迫（耍无赖）廓尔喀使者无功而返后，八世达赖自觉这一次藏廓交涉之事或许有些过于无礼了，于是再派堪布托格穆特、商卓特巴吉弥敦第、仔琫第卜巴（都是噶厦政府的办事官）前赴廓尔喀都城阳布再次商谈，打算一次性付给廓尔喀一百五十个元宝（相当于半价五折），同时将原订的‘和议’协定就此撤回，从此藏廓两方永绝后续瓜葛。
但藏地使者抵达阳布后，廓尔喀一方也毫不客气，以托格穆特的地位不高为由，指名要求藏方派八世达赖的叔父阿古拉，以及噶厦政府噶伦之一丹津班珠尔来两地的边境处商谈后续事宜。
可此时阿古拉已经去世（廓尔喀统治者并不知道），丹津班珠尔也不可能轻易离开拉萨前往边境（没有八世达赖的允许及驻藏大臣的同意）；另外，在不久之后，噶厦政府派去和廓尔喀商谈事宜的堪布托格穆特也在阳布不幸病逝，藏廓双方失去了正常沟通的渠道。
下一篇文章，就是廓尔喀第二次入侵后藏、以及福康安奉旨率大军入藏、反击廓尔喀的作战经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