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续考》∶《左传》的阴阳五行说
1.《左传》的阴阳说
如
《左传·僖公十六年》周内史叔兴说：
“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金栋、雪宁按：这是公元前644年对天降陨石、水鸟退飞异常自然现象的解释，即由于阴阳二气失调导致风疾之故。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说：
“谓陨石与六鹢（yì）退飞，其事由于宇宙中之阴阳之气，不关人事吉凶。《荀子·天论篇》亦云：‘夫星之隊，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春秋战国时代的易说》说：
“春秋时期，掌管天文的史官，亦以阴阳二气说明气候的变化。如周内史叔兴解释‘六鹢退飞过宋都’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左传·僖公十六年》）此是以阴阳二气的变化说明风大，使水鸟退飞。”
2.《左传》的五行说
如
（1）《昭公二十五年》说：
“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
金栋、雪宁按：六气，杜预注：“谓阴阳风雨晦明。”五行，杜预注：“金木水火土。”而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色（青赤黄白黑）、五声（角徵宫商羽）则五行之附会推演。
（2）《昭公二十九年》说：
“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金栋、雪宁按：此五行之官是为五行之地神，即地祇（qí），亦名五祀神——句芒在地，木行之神；祝融在地，火行之神；后土在地，土行之神；蓐收在地，金行之神；玄冥在地，水行之神。如
《礼记·月令》说：
“孟春之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
“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季夏之月……中央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孟秋之月……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孟冬之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说：
“愚谓天以四时五行化生万物，其气之所主谓之帝，《易》所谓‘帝出乎震’也。春之帝曰太皞，夏曰炎帝，秋曰少皞，冬曰颛顼，中央曰黄帝，《周礼》所谓‘五帝’也。有帝而复有神者，盖四时之气运于天，而五行之质丽乎地，自其气之各有所主则为五帝，自其质之各有所司则为五神，故《周礼》五帝为天神，而五祀为地祇也。太皞在天，木德之帝，伏羲氏乘木德而王，其号亦曰太皞，祭木帝则以配食焉。句芒在地，木行之神，重为木正，而其官亦曰句芒，祭木神则以配食焉。”
关于天神五帝、地祇五祀等附会五行（五季、五方）推演，《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天文训》与《月令》同。
若以战国末期《吕氏春秋·十二纪》、西汉初期《礼记·月令》《淮南子·天文训》天神、地祇等附会五行（五季、五方）的成熟推演体系而言，则《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非春秋时人之所为，更似汉儒之思想体系。见后说。
亦有虽未言及“五行”之词，却有“五行”之实者。如
（3）《昭公元年》说：
“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
杜预注：
“六气之化，分而序之，则成四时得五行之节。”
孔颖达《疏》：
“六气并行无时止息，但气有温暑寒凉，分为四时春夏秋冬也；序此四时以为五行之节，计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序之为五行，每行得有七十二日有余，土无定方，分主四季，故每季之末有十八日为土正主日也。”
金栋、雪宁按：五节，五个时节、五个阶段，即五行之时节，《左传》注、疏则是。如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然此五行之时节，当为每行七十二日十月太阳历法之五行，非春夏秋冬每季各九十日而“土无定方，分主四季，故每季之末有十八日为土正主日也”之五行。只不过，此段阴阳五行四时之内容疑为汉儒刘歆所“窜入”。如
赵洪钧《内经时代》说：
“春秋末留下了一条与《内经》极有关的资料。公元前540年，秦国的医和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这段话已很接近《内经》思想的基础，只是孤证难据。细读上下文颇觉文理不通……本来诊断明确……中间却大谈六气、五味、四时、五节，与理不通。《左传》向以文章见长，此处文气如此断续，很值得怀疑是否羼入……近世疑古学派多持《左传》为西汉末刘歆采掇《国语》原文而成，其间难免前后错乱或加入汉代思想。我们固不必一定取此说，然从上下文看总有此疑问。”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说：
“《左传》，亦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解释《春秋》的古文经传。儒家经典之一……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是西汉刘歆改编。”
从以上《国语》《左传》分析，
“这些史料似乎表明，春秋时期已流行五行观念。不过，《国语》乃战国时人撰述；而且自清以降，便有许多学者、古史专家对《左传》的真伪提出质疑。传统认为《左传》系春秋之时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作。但司马迁在《史记》中曾两度提高‘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却从未说起过《左传》。据近人研究，《左传》是汉儒刘歆为了与《公羊传》《谷梁传》对抗，根据《国语》改编而成的。现今所见到的《国语》，则是刘歆删削之余。两汉之际正是五行学说盛极一时，刘歆又是王莽利用五德终始说篡位的得力干将，因此，他在改编《左传》《国语》时，窜入‘五行’之说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是尽管以上史料的可靠性非常值得怀疑，五行观念产生的时代亦十分难以确定。我们还是可以说，五行观念的发生，当早于战国中、末期以前。因为产生于战国中、末期的五德终始说，以及《洪范》《吕氏春秋·十二纪》中的五行学说，已是相当成熟、相当完整的思想体系了。而原始观念的发生，必远早于成熟思想的出现。”（谢松龄《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
其实，阴阳五行说源于史前天文历法，在中原大地上虽已断代失传，然相关文献资料仍有其痕迹。见第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