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尹嘉铨）

清朝乾隆四十六年，春。

春天虽然到了，但是尹嘉铨的心里却一点也不觉得暖和。

怎么回事儿，尹嘉铨以前是朝廷命官，而且还是三品官，是个部级干部，想当年那是很风光的，只不过现在退休了，返回了河北老家养老。

按理说，在官场上四平八稳一辈子，从从容容的退下来了，这就不容易，也该享享清福了，但尹嘉铨心里一直有个事儿他过不去。

什么事儿呢？有关于他父亲尹会一。

老父亲已经故去三十多年了，生前曾经担任的最高职务，是河南巡抚，这也是了不得的大官。

父亲是善终，但美中不足的是，父亲死了之后，朝廷一直没有给父亲一个谥号。

什么叫谥号？

就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官员死了之后，皇帝根据他一生的功劳和品行，给他一个评价性的称号，比如文正，忠勇等等，这可以说是古代做臣子的最高荣誉之一了。

尹会一为官时，以孝顺父母出名，十里八乡都知道这是个孝子，乾隆皇帝甚至还写诗表扬过尹会一：

聆母多方训，于家无闲言。

麻风诚所励，百行此为尊。

名寿辉比里，考兹萃一门。

犹闻行县日，每问几平反。

这首诗，被尹家奉为传家宝，尹家上下日日吟诵，倒背如流。

尹嘉铨没事就寻思，您说皇帝这御制诗都给了，怎么就不能再给个谥号呢？

兴许皇帝是大忙人，把这茬事儿给忘记了？

尹嘉铨很快打定主意，他要为父亲争取到这一份荣誉。

乾隆四十六年的时候，皇帝正好西巡，不在紫禁城，而住在保定的行宫里，这算是便宜尹嘉铨了，因为他老家就在河北，找皇帝也方便了，但当时尹嘉铨的岁数也比较大了，腿脚不利索，所以这个事情，他就交给了他的三儿子尹绍淳，让尹绍淳去拜见皇帝，并且呈上自己写的奏折。

奏折的内容倒也很简单，就是恳请皇帝看在自己父亲尹会一生前如此孝顺父母的份上，能不能在父亲死后多年给一个谥号。

为了证明自己这个请求的合理性，尹嘉铨还在奏折中强调，说一来皇帝您给我父亲写过御制诗，这就是对他的认可，既然您认可他，那么给个谥号问题也就不大，二来本朝曾有个叫做陆陇其的大臣，康熙三十一年去世，隔了很多年，到乾隆元年您也给他追封了一个谥号，这说明以前就有这样的例子，所以这也不算破例。

尹嘉铨以为，自己的请求就是水到渠成的一桩小事，但没想到他很快就碰壁了，皇帝看完他的奏折之后非常的生气，批复说：

给官员谥号，这是国家大典，是非常慎重的事情，怎么能你想要我就给你呢？你贸然上了这么一封奏折，我本来应该治你的罪过，但是看在你不是为你自己邀功名，而是为了你的父亲，所以这次我就饶了你，你以后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待在家里，再敢胡闹，罪过可就大了。

（晚年乾隆帝）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乾隆是最不好伺候的，因为乾隆其人，喜怒无常，阴晴不定，很少有人能摸透皇帝的心思，而且和父亲雍正一样，乾隆最喜欢整治大臣，张廷玉就是最好的例子，现在乾隆给了你这么一个十分严厉的批复，如果尹嘉铨是个明白人，肯定是吓出一身冷汗，赶紧磕头谢恩，从此闭嘴，再不敢生事，但说出来您都不信，皇帝的批复刚下来，尹嘉铨的第二封奏折就送上去了。

这封奏折，内容就更加离谱了，尹嘉铨这一次不仅再次请求皇帝给他父亲一个谥号，甚至还要求皇帝把他父亲的牌位放到孔庙里，让父亲可以和历朝历代的那些顶级大儒和名臣一起接受后世读书人的供奉。

这还不算，他还指手画脚的说，依臣来看，本朝的汤斌，范文程等一些官员，他们都有资格从祀文庙，既然他们有，那我父亲必须也有。

得了，这是鬼迷心窍，指示上皇帝了。

乾隆皇帝非常之生气，简直气炸了，朱笔一挥，只批复了一句话：

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这个尹嘉铨，简直就像一条疯狗一样乱叫，绝对不能饶恕他。

骂完之后，乾隆还不解气，立刻下达命令，逮捕尹嘉铨，把他抓起来，投入刑部大牢，顺便把他的家给抄了。

抄家，无非是抄一些金银细软，抄财产嘛，但是这对尹嘉铨来说还在其次，他一生倒不爱钱财，唯一爱好，就是书，他喜欢写书，喜欢编书，还喜欢藏书。

所以乾隆皇帝特别指示，说仔细查一查他写的书，记的笔记，以及他和别人往来的信件，看看里边有没有什么狂妄反动的话。

尹嘉铨的书还真是多，后来根据统计，查抄出套书三百多，散装书也有一千五，刻书的木板还有一千多块，加起来结结实实的装了十来箱子。

皇帝指示，审案的官员不敢怠慢，在这茫茫书海里查找尹嘉铨的罪证，还真查出不少东西来。

拿着这些罪证，钦差开始了对他的审问。

尹嘉铨自己写的一本《近思录》里，尹嘉铨把父亲封为当世大儒，给予了相当之高的评价，说父亲是颜回，曾子那样的圣人，朝廷认为这个举动，胆子很大。

尹嘉铨说，是自己糊涂，自己狂妄，以后不了。

尹嘉铨自己编写的家谱，用的是宗庙，宗器这样的字眼，尹嘉铨的母亲病故，尹嘉铨用“薨”来形容，而“薨”其实是王爷公主专用的字。

尹嘉铨解释说，这些字自己都是从古书上看的，随手用的，没细想过，以后不用了。

尹嘉铨自己的一本诗文里，有“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为可虑”一句，翻译过来的大致意思是，皇帝不了解民间疾苦。

尹嘉铨说，我这就是泛泛而谈，我说皇帝不了解民间疾苦，我说的是以前那些朝代的皇帝，而不是现在的当今圣上。

尹嘉铨编写一本《多病徒传》，书中写“子欲为帝者师”，这意思是你尹嘉铨想要做皇帝的老师，是吗？你真是大逆不道。

尹嘉铨说，《汉书·张良传》有云：学此则为帝者师矣，意思是像张良那样的人学习，就可以成为王佐之才，我在文章中只是援引这句话，没有别的意思。

尹嘉铨在很多个人创作的书籍中，说想要记录当年父亲和皇帝之间的一些事情，但因“密奏之事不载”，朝廷问他，说你父亲和皇帝从来都只是普通君臣的关系，什么时候上过密折？你敢编排皇帝？

尹嘉铨说，自己不过是为了想要体现出父亲和皇帝的关系亲密才这么写的，其实没有密折，都是自己虚构出来的。

再翻阅尹嘉铨自己的书信和笔记，还查出一桩私事——尹嘉铨想要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姑娘做妾，但老姑娘不嫁，尹嘉铨很感动，认为人家有气节，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表扬人家。

（锒铛入狱）

其实，钦差们对尹嘉铨的审讯，似乎是有问题的。

他们审讯尹嘉铨，目的不是为了查清他“是否做了某件事”，而是为了证明“他为什么做某事”，所以他们断章取义，深文周纳，还混淆概念，上纲上线，甚至还公私丑化，想要全面打倒。

整个审讯的逻辑是，因为你本质是狂妄，你大逆不道（由你的书籍证明），所以你才会上奏折，而你上的奏折，又反过来证明了你的狂妄，这是一个无法挣脱的逻辑闭环。

最终，朝廷里的官员合议，认为尹嘉铨冲撞圣人，逾越礼制，还诽谤皇帝，应属大逆之罪，给他定了一个凌迟处死。

报到乾隆皇帝那里，皇帝反而“开恩”了，说凌迟还是算了，直接绞死就行了。

尹嘉铨死了，但是事情还没结束，皇帝余怒未消，又要求全面销毁尹嘉铨创作过的所有书籍，一本都不许留下。

因为皇帝认为，尹嘉铨的思想是有毒的，不能流传出去害人。

于是，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焚书运动开始了，圣旨由京师发到全国各地，尤其是尹嘉铨生前履职过的地方，更是严格查处，各省的总督，巡抚全都行动了起来，命令下属各县，翻箱倒柜的查，无论是书店，学堂，私人藏书家，甚至是寺庙道观都不能放过，只要发现尹嘉铨写的书，或者他为别人的书写的序，以及他刻的板，都要立刻上缴，送到京师统一销毁。

甚至就连尹嘉铨题字的石碑，也要把拓片追回来烧了，碑身也要磨平。

这些承载着一个人毕生思考的纸张，在熊熊烈火中化为了飞舞的灰烬，最终消散在了风中。

尹嘉铨或许到屠刀悬颈的那一刻也想不明白，自己不过是想要为父亲争取一点点的荣誉，怎么就会落到这样的一个下场...

参考资料：

《清高宗实录》

《健余先生文集》

《博陵尹氏家谱》

黄波.“帝王师”:文人的迷梦.社会科学论坛,2002

金新秀.尹嘉铨宦迹考略.保定学院学报,2016

林鹄.本朝无名臣亦无奸臣——乾隆年间的尹嘉铨案.读书,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