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泓峰、宋圭武）当西方主流现代性叙事陷入“历史终结论”的迷思与“文明冲突论”的焦虑时，世界的东方，一场规模空前、路径独特的现代化实践正在静水深流般展开。它并非对任何既定模板的简单模仿或反叛，而是一个绵延五千年的文明体系，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剧烈冲击后，历经艰苦卓绝的探索与试错，所寻找到的一条系统性的再生与超越之路——中国式现代化。

其最根本的特征与最深刻的理论贡献，恰恰在于它对“动态均衡”这一宇宙与社会元法则的高度自觉与卓越实践。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常见的“单向度突进”（如资本无限扩张、个人主义极端化）与“断裂式转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的，是一种在多重目标、复杂约束与历史连续之间，不断寻求并维持创造性均衡的“系统性艺术”。本文将深入剖析这一实践的内在逻辑，论证其不仅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哲学，亦是为人类探索超越现代性困境、构建未来文明新形态所提供的、一种富含东方智慧的“均衡方案”。

一、哲学根脉——“执两用中”与“通变”的古老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均衡思维，绝非权宜之计，而是深植于其文明底层的哲学方法论。与亚里士多德强调在个体德性中寻求“中道”类似，但更具系统性与实践性，中国古典思想为“动态均衡”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1.儒家的“中庸”与“时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儒家推崇“中庸”为至德，朱熹释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但这绝非僵化的中间点。正如《中庸》所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中”强调必须根据时势、条件的变化而动态地把握那个最适宜的均衡点。这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核心智慧：既要坚守核心价值与长远目标（如共同富裕、社会稳定），又要在策略方法上保持高度灵活性与适应性。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权变”是实践中的最高智慧，这正是动态均衡的精髓。

2.道家的“阴阳平衡”与“反者道之动”：系统思维与转化律

道家思想从宇宙观层面奠定了均衡哲学。《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将万物视为阴阳两极动态均衡的统一体。同时，“反者道之动”指出事物发展到极致便会向对立面转化，这警示任何政策都需避免走向极端，要预留调整空间，预判对立转化的可能。这与现代系统论中的反馈调节思想深度契合。

3.法家的“法、术、势”结合：制度、策略与趋势的协同

法家韩非子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法”是公开稳定的制度，“术”是灵活机动的统治策略，“势”是客观的权势与时代趋势。成功的治理需要三者均衡运用：以“法”立规矩、稳预期；以“术”应万变、抓落实；以“势”乘东风、聚合力。这为理解中国如何将长期规划与灵活调控相结合，提供了古典政治学的注脚。

这些古老智慧，共同塑造了一种“系统辩证、务实权变”的思维模式，成为中国在面对现代化这一复杂巨系统时，拒绝简单化、教条化解决方案的文化心理基础。

二、实践维度——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五大核心均衡

在当代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征程中，上述哲学智慧具体化为一系列关乎国运的核心均衡实践。它们并非静态的妥协，而是充满张力、持续调适的动态过程。

1.改革、发展、稳定的“三角均衡”

这是中国治理中最具标志性的宏观均衡。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同时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而改革则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三者形成紧密咬合的齿轮：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保稳定，在稳定中推改革。任何一方过度偏废都会导致系统失衡。这与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所揭示的平等与效率的“巨大权衡”（Big Trade-off）有相似逻辑，但中国将其扩展为更具操作性的三维动态模型。其关键在于掌握改革的“度”与“时”的力度、速度与社会可承受度的均衡。

2.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辩证均衡”

中国打破了“市场万能”或“政府全能”的意识形态窠臼，探索“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更优结合。这并非简单的“半市场半计划”，而是政府在不同领域、不同发展阶段扮演不同角色：在战略引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纠正市场失灵（如环境污染）上“有为”；在微观经济活动、资源配置效率上让市场“有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发展成功的经济体中，政府都扮演了“催化剂”和“赋能者”的角色，中国市场与政府的互动模式是这一观点的复杂实践版。其均衡点在于，政府干预旨在“培育市场”而非“取代市场”。

3.效率与公平的“演进均衡”

中国清醒认识到，在不同发展阶段，效率与公平的优先级需动态调整。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突出了效率优先，以打破平均主义、激活经济活力。随着发展进入新阶段，重心逐步转向“共同富裕”，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公平。这体现了一种“时序均衡”的战略耐心：先做大蛋糕，再分好蛋糕，并在过程中通过精准扶贫、社会保障等进行动态调节。这与西蒙·库兹涅茨提出的收入不平等随经济发展先升后降的“倒U型曲线”假说有经验呼应，但中国试图通过主动的政策干预来平缓曲线、控制峰值。

4.中央权威与地方活力的“动态均衡”

中国通过独特的“中央统筹”与“地方竞合”机制，实现了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中央政府设定总体目标（如GDP增长、节能减排）、提供政治与政策框架，而地方政府在此框架内展开竞争与创新，形成了如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言的“县域竞争”模式。这既保证了国家战略的统一性，又释放了基层的能动性。其均衡艺术体现在“收放自如”：在需要统一意志时（如宏观调控、重大危机应对），中央权威凸显；在需要激发创新时，赋予地方充分的探索空间。

5. 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

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深度融入全球化，“打开国门搞建设”。这种均衡在于：开放以我为主，学习但不依附；竞争中有合作，融合中保安全。尤其是在科技领域，一方面坚持自主创新、攻克“卡脖子”技术，另一方面在全球产业链中深度嵌入、博采众长。这回应了发展经济学中关于“依附”与“脱钩”的经典争论，中国试图走出一条在相互依存中保持战略自主的新路。

三、时代挑战——数智时代对均衡艺术的新大考

数智革命的冲击正颠覆所有既定范式。中国式现代化引以为傲的均衡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

1.技术赋能与治理适应的新竞赛

平台经济崛起、数据成为生产要素，要求政府监管模式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乃至“敏捷治理”快速转型。如何在鼓励熊彼特所言“创造性破坏”式创新的同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公平竞争与数据安全？这要求政府与市场的均衡关系升级至2.0版。

2.增长动能与社会结构的新张力

人工智能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可能加剧“技术性失业”与收入分化，对“效率—公平”均衡构成直接冲击。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要求发展模式深度调整。如何在“创造性破坏”中，实现社会结构的平稳过渡与广泛受益，是对“发展—稳定”均衡的严峻考验。

3.全球秩序重构中的新定位

在“3+2”全球力量重组与地缘政治动荡中，中国“独立自主—对外开放”的均衡面临更加复杂环境。技术脱钩风险、规则标准之争，要求中国在融入与引领、合作与竞争之间，找到更精细、更具战略定力的新平衡点。

这些挑战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均衡实践已进入“深水区”，需要在更高复杂度上实现系统性调适。

四、理论贡献——一种新的现代性可能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态均衡实践，其意义远超一国范畴。它为解决人类面临的普遍现代性困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与实践参照。

1.对“单一现代性”叙事的超越

它证明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现代性不等于全盘西化，每个文明都可以基于自身历史与文化，探索独特的均衡点组合。这打破了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独断，呼应了艾森斯塔德“多元现代性”的学术洞见，并以宏大的实践为其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2.对“系统复杂性”治理的示范

面对生态、经济、社会、技术交织的复杂巨系统，线性思维与单一目标导向往往导致灾难。中国实践凸显了“系统思维”与“辩证治理”的极端重要性。它表明，治理的最高艺术不在于追求某个维度的极致，而在于洞察多重目标的相互关联，并运用制度弹性进行动态调适。这为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提供了某种“韧性治理”的案例。

3.对“发展伦理学”的丰富

中国对“共同富裕”的追求，将发展的伦理维度置于核心。它试图回答阿马蒂亚·森所倡导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之外的另一重要命题：如何“以共享看待发展”，确保发展过程与结果的广泛包容性。这种对公平的持续关注，为全球化时代缓解社会撕裂、凝聚发展共识提供了价值资源。

4.对“文明对话”的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本身就成为全球文明对话中最有分量的议题之一。它促使世界思考：西方启蒙运动开出的现代性方案，是不是唯一解？不同文明的智慧（如中国的“中庸”“和合”），能否为克服现代性的弊端（如个人原子化、生态危机、意义虚无）提供补救？这为构建费孝通先生所期望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文明图景，增添了新的可能性与动力。

五、结语：在动态均衡中，走向未来的辉煌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仍在延伸、不断自我革新的“大道”。这条大道的核心密码，便是“动态均衡”——它不是预设的蓝图，而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航行中，凭借深厚文明底蕴赋予的智慧、凭借对人民福祉的执着、凭借实事求是的勇气，不断校准航向、平衡风帆的持续过程。

它向世界昭示：真正的复兴，绝非回到过去，亦非全盘复制他人，而是一个文明在深刻自我认知的基础上，吸纳全人类优秀成果，以我为主，在传统与现代、内部与外部、稳定与变革、效率与公平等一系列永恒张力中，创造性走出的一条新路。这条路必然充满挑战，其均衡艺术也将持续面临时代叩问。

然而，正是这种对均衡的不懈追求，使得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增长故事，升华为一场关乎文明何以在剧变时代保持生命力、凝聚力与向善力的宏大实验。它的最终理论贡献，或许在于证明：在人类文明的星空中，均衡，而非失衡；和谐，而非冲突；共享，而非独享，才是可持续的繁荣与真正的力量之源。这条“大道之行”，不仅关乎中国的未来，也必将为在失衡中焦虑徘徊的世界，投射一束探寻新可能性的思想之光。

作者简介：

1.蒋泓峰：均衡管理学创始人，企业安全成长架构师，中国乡镇企业协会数字经济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北林大、北理工等学府MBA导师。中国食品安全报社原常务副总编辑、人民日报社原《信息导刊》副总编辑。

2.宋圭武：甘肃省第一层次领军人才，原中共甘肃省委党校二级教授，兰州城市学院特聘教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