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围绕权力、资源和利益分配展开的博弈关系，其核心是在国家整体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实现动态平衡。权衡‬央‬地‬关系是政治学中的核心难题，中华文明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处理央地关系的历史。尽管‬地方‬政府‬与中央利益在根本目标上保持一致，共同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但‬地方政府基于其治理职责又具有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改革开放以前以中央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地方自主空间较为有限；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权力逐步下放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地方自主性不断增强，中央与地方关系逐渐由单纯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向以经济发展和利益协调为基础的互动博弈关系。
民主集中制与中央对地方的人事控制深刻影响了央地关系。作为党和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设计初衷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但在长期实践中更突出权力向上级组织和主要负责人集中。这一原则延伸至行政领域，确立了“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格局，地方缺乏自主性。同时，中央通过下管一级的干部人事管理‬权，掌握地方重要领导人的任免、调动、考核等管理‬权限‬，左右其政治生命，确保地方听从中央指挥。即便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和行政权限不断下放、地方自主空间有所扩大，中央仍可借助人事管理机制对地方事务进行调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分权趋势构成了明显的‬制约。
财权是任何权力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为打破央地之间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模式，增强地方发展活力，逐步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将原有的“统收统支”“一灶吃饭”转变为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地方在完成上缴任务后拥有较大的资源支配权，促进了地方财政地位提升。与此同时，资源配置方式由中央集中再分配逐步转向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分层配置，地方政府承担了更多满足本地发展需求的职责。财政体制改革有效调动了地方积极性，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也为中央如何保持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带来了挑战，央地财政关系呈现出分权化发展的特征。
政府机构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承担组织和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制定和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管理各项公共事务的重要职责。为有效履行政府职能，需要按照科学原则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组织体系。地方各级政府作为上级政府的执行者与组织者，其机构设置是否合理、决策是否高效，直接关系到国家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的稳定繁荣。历史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环境不断变化，政府机构设置也需要持续调整。对于我国而言，通过深化机构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优化组织架构和职能配置，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和治理能力，对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掌握经济支配权，社会经济严格按指令性计划运行，企业无自主权，央地关系实行中央高度集权。实行市场经济后，发展经济、满足人民需求成为中央首要任务。但中国社会的超大性决定了社会需求远超中央集中调控体制所能调配的资源份额，单一调控中心无法满足百业待兴的资源需求，也无力全面协调日益繁多的社会事务。因此，必须发挥地方调控主体的能动性，扩大地方调控能量，授予地方必要权限、自由裁量权及一定经济活动空间，使地方聚集资源满足本地需求。这一因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产生的资源配置新环境，成为推动央地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调整的第一推动力。
央地关系调整主要由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推动，首先调整的是经济关系。因各地资源不均、机遇不同，中央给予不同优惠政策，但这加大了地区发展不平衡，形成沿海优于内地、东部优于西部的格局。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又为强调中央集权者提供了借口，要求收回财权、事权。实际上，央地分权并非否定中央宏观调控权，而是主张中央将中观、微观管理权交予地方以调动积极性，同时建立宏观调控体系协调各地矛盾。不能因宏观调控尚不完善、地区发展不平衡就收回下放权限。若中央仍依赖直接行政手段而非价格、税率、转移支付等间接手段调节经济，将始终走不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统、一统就死"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