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在莫斯科的外交吹风会上依旧维持着乐观姿态，对外宣称俄方正与中、印两国就重启三方合作机制进行密集磋商。

只是这份乐观终究难以掩盖现实的尴尬，谈判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迟迟没有实质性进展，每一次外交电报的往复都只是延续着无疾而终的惯性，曾经被俄罗斯媒体奉为“东方三驾马车”的中俄印三角合作，在走过27年的跌宕历程后，早已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

国际问题专家张弘在分析这一现象时指出，中俄印三方合作机制的式微，本质上是地缘利益冲突与战略诉求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因素导致的偶然事件。

回溯这场始于冷战余波中的合作构想，其诞生的背景充满了时代的必然性。

上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的硝烟刚刚散尽，美苏两极对峙的格局轰然瓦解，美国凭借其无可匹敌的经济、军事优势，迅速确立了单极主导的国际秩序，全球范围内难寻对手。

彼时的俄罗斯，正处于苏联解体后的阵痛期，经济衰退、国力缩水，面对西方阵营的步步紧逼，迫切需要寻找战略盟友来分担压力，重塑自身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

1998年，俄罗斯时任总理普里马科夫出访印度新德里，在与印度政要的会谈中首次抛出了构建中俄印三角合作机制的构想，这一倡议的核心逻辑的是整合三国互补优势，形成足以抗衡单极势力的战略合力。

按照普里马科夫的设想，中国的人口红利与完整制造业体系、印度广阔的市场空间、俄罗斯的能源储备与军事硬实力，三者结合便能搭建起稳固的合作框架，不仅能维护三国自身利益，更能重塑亚洲地缘政治平衡。

这一想法在当时得到了三国的初步响应，毕竟在单极霸权膨胀的背景下，抱团取暖似乎是新兴大国的必然选择。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学者尼古拉·沃罗宁曾评价，普里马科夫的倡议精准抓住了当时国际格局的痛点，为中俄印三国提供了超越双边关系、迈向多边协作的可能。

经过数年的酝酿与沟通，2001年，中俄印三国外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首次正式会晤，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主动牵头协调，中国外长唐家璇与印度外长辛格围绕合作细节深入交换意见，最终达成共识，确立了每年定期举行外长会晤的机制。

此后的数年里，三方会晤的足迹遍布全球多个城市，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到埃及的开罗，再到印度的新德里，每一次碰面都伴随着合作意向的释放与共识的积累。

俄罗斯始终将能源合作作为推动三方合作的核心抓手，凭借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积极推动与中、印两国的能源贸易往来，中、印双方也对这一方向表示认可，毕竟能源安全是各国发展的战略基石。

但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三方始终难以突破瓶颈，合作始终停留在浅层层面，缺乏实质性的项目落地与机制保障。

直到2006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三方会晤中，三国签署了一份涵盖投资合作与技术转移的经济合作备忘录，这份文件的签署让三方合作迎来了短暂的“黄金期”。

数据显示，备忘录签署后，中俄印三国间的贸易额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俄罗斯媒体更是对此大肆渲染，将这一合作称为“足以改变全球格局的东方力量”，断言世界格局将因此迎来根本性变革。

然而，美好的愿景终究抵不过现实的纠葛，中印边境的历史遗留问题，成为了刺穿三角合作美梦的第一把利刃。

这一争端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62年，当年10月，印度军队越过双方实际控制线，在阿克赛钦地区蓄意挑衅，中国边防部队被迫采取自卫反击措施，冲突从东部喜马拉雅山区蔓延至西部边境，持续一个多月的武装对抗造成双方上千人伤亡。

尽管此后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但边境地区的摩擦从未真正平息，巡逻部队的擦枪走火时有发生，边界问题的谈判更是断断续续，历经六十余年仍未取得实质性突破，成为横亘在中印关系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作为三方合作的倡议者，俄罗斯试图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在中印之间斡旋协调，希望推动双方化解分歧，为合作扫清障碍。

但印度的外交策略始终充满摇摆性，一方面继续从俄罗斯大量采购苏-30战机等先进武器装备，维持着与俄罗斯的紧密军事联系；另一方面又积极向西方靠拢，参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组建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明显采取“两头下注”的战略，试图在大国博弈中谋取最大利益。

印度前外交官拉吉夫·西克里曾坦言，印度的外交决策始终以自身利益为核心，所谓的多边合作只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工具，不会为了维护某一合作机制而牺牲自身的战略灵活性。

2017年的洞朗对峙，让本就脆弱的中印关系雪上加霜，也让中俄印三方合作陷入停滞。

当时中国工程队在边境高原地区开展正常的道路建设工程，印度军队却非法越线阻挠，双方在雨季的泥泞地带形成长达73天的对峙局面，这一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后，迅速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西方媒体趁机煽风点火，渲染“中印对抗”氛围，而俄罗斯则紧急派出外交特使穿梭于中印两国之间，试图推动双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但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然失控，反对党借机指责政府“软弱”，街头抗议活动中甚至出现了焚烧中国国旗、抵制中国商品的极端行为，印度政府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加强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紧张。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阎学通认为，洞朗对峙的本质的是印度对中国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焦虑，这种焦虑转化为强硬的对抗行为，不仅破坏了中印双边关系，更直接导致中俄印三方合作机制陷入实质性停滞，此后数年，三方外长会晤虽偶有举行，但均未取得任何有价值的成果。

如果说洞朗对峙是对中俄印三角合作的沉重打击，那么2020年6月15日的加勒万河谷冲突，则彻底击碎了三方合作的最后希望。

当时印度巡逻部队违反双方达成的共识，非法越线进入加勒万河谷地区，蓄意挑衅中国边防部队，中国军人依法依规进行拦截劝阻，却遭到印度军队的暴力袭击。

冲突发生在河谷陡坡地带，双方士兵赤手空拳展开激烈推搡与搏斗，石块、棍棒成为双方对抗的工具，混乱中多名士兵坠落河谷深处，最终造成印度方面20人阵亡，中国边防部队4人牺牲、1人受伤的惨重代价。

这是自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以来，双方发生的最严重武装冲突，事件发生后，中印双边关系瞬间跌至冰点。

印度议会迅速通过决议，宣布禁止近200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序，包括抖音、微信等热门软件，同时严格限制中国企业在印投资，对来自中国的货物实施严苛的海关查验，港口码头一度出现中国商品堆积滞留的情况，双边贸易往来受到严重冲击。

印度外长苏杰生在议会发言中明确表示，边境和平稳定是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的边境环境，任何形式的合作都无从谈起，这番表态等同于彻底否定了当时推进中俄印三方合作的可能性。

而此时的俄罗斯，自身也深陷多重困境，根本无力再为中俄印三角合作斡旋协调。

早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爆发后，俄罗斯就遭到了西方阵营的集体制裁，欧盟、美国等相继出台多项制裁措施，冻结俄罗斯海外资产、限制对俄科技出口、禁止俄罗斯金融机构接入国际结算系统，一系列制裁让本就脆弱的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

数据显示，制裁实施后，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国内通货膨胀率飙升，众多企业因无法获得海外技术与资金支持陷入经营困境，企业高管、政府官员的海外出行也受到严格限制，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被大幅压缩。

俄罗斯经济部曾发布报告称，西方制裁导致俄罗斯GDP在2014至2016年间累计萎缩超过3%，能源出口收入锐减，国内就业形势严峻，经济复苏之路举步维艰。

屋漏偏逢连夜雨，2022年2月，俄乌冲突正式爆发，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进一步升级。

坦克集群跨越边境线推进，炮火在乌克兰境内持续轰鸣，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谴责声此起彼伏，更多国家加入到制裁行列，制裁范围从经济、金融领域扩展至能源、文化、体育等多个层面，俄罗斯被排除在众多国际组织与会议之外，国际席位日渐冷清。

西方对俄罗斯的能源禁运措施，更是直接冲击了俄罗斯的经济支柱，尽管俄罗斯迅速调整能源出口方向，加大对亚洲国家的出口，但短期内难以弥补西方市场流失带来的损失。

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大幅缩水，原本寄希望于通过中俄印三角合作抗衡西方制裁、重塑地缘影响力的计划，彻底沦为泡影。

值得注意的是，中印关系跌至谷底的同时，印度的外交策略更加倾向于“两头下注”。

一方面，印度继续保持与俄罗斯的传统军事合作，大量采购S-400防空导弹系统、苏-57战机等先进武器装备，甚至在西方制裁俄罗斯的背景下，加大了对俄罗斯能源的进口力度，以低价获取石油、天然气资源；另一方面，印度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愈发紧密，频繁参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下的联合军演。

在关岛基地举行的美印联合军演中，双方坦克在沙地中展开协同作战演练，战斗机低空掠过演训场，展示出日益深化的军事协同能力，印度试图通过这种双向绑定的策略，在大国博弈中最大化自身利益。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对此评价道，印度的“双头鹰”外交策略，从根本上瓦解了中俄印三角合作的基础，三方合作缺乏共同的战略目标与互信基础，最终只能走向瓦解。

即便如此，俄罗斯依旧没有放弃重启三方合作的努力。

2025年5月29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事务听证会上，再次公开喊话中、印两国，呼吁重启中俄印三方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