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想不通，好心退款却换来绑架胁迫，报警求助反遭推诿，打官司又接连败诉，这十多年的冤屈，到底要找谁才能说清？” 今年63岁的李道合，手里攥着一沓厚厚的材料，却无处说理，每一页都记录着他从2008年至今的坎坷遭遇，一场普通的生意往来，最终演变成跨越十余年的维权困境，让这位老人的晚年深陷阴霾。
善意退款起风波，无端索求埋隐患
2008年3月8日，李道合与赵某兵、唐某忠、杨某君、赵某明四人签订木材生意协议，对方按约定支付了6万元定金。然而不久后，对方突然提出终止交易，并要求全额退还定金。
“按照协议约定，对方违约在先，这笔定金我本可不予退还。但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想把关系闹僵，我便心软将6万元全额退给了他们。”李道合回忆，当时的妥协之举，让他万万没想到会成为日后噩梦的开端。
退款后没多久，赵某兵等人突然变卦，向李道合提出了无理要求：不仅索要4万元，声称是前往贺州市考察木材生意产生的旅差费、食宿费等开支，赵某兵还单独提出要5万元个人补偿，总计9万元的索求被李道合当场拒绝。
更让李道合心生警惕的是，赵某兵当时无意中透露：“有公安系统的熟人给出主意，只要逼他写了借条，过段时间没动静就去法院起诉。”后续的一系列事件，也印证了这并非随口之言，而是对方早有预谋的算计。
多次预谋施迫害，绑架胁迫写借条
口头索求无果后，赵某兵等人的行为逐渐升级，开始实施有计划的绑架与胁迫。
2009年4月25日深夜十二点，赵某兵、唐某忠、杨某君、唐某（李道合当时尚未认识）四人，冒充李道合女儿的舅舅，企图绑架其女儿，以此逼迫李道合夫妇交出100万赎金，万幸的是，这次绑架未能得逞。
2009年5月13日，赵某兵一伙四人又打电话约李道合前往桂林粮贸大厦，意图再次逼迫他写借条。期间对方多次更换胁迫地点，但当时李道合随行人员较多，赵某兵等人见无机可乘，便驱车逃离，此次胁迫再次落空。
两次未遂并未让对方收敛，反而让他们的行为愈发猖獗。2009年6月18日下午3时30分左右，李道合路过桂林市东安街泰和酒楼大门口时，赵某兵、唐某忠、杨某君、赵某明及唐某突然从一旁窜出，将他团团围住。
“赵某兵和杨某君死死按住我的脖子，另外三个人架着我的胳膊，二话不说就把我往路边的红色出租车里塞。”李道合回忆，当时唐某忠还抢走了他的手机，警告他不许报警、不许联系家人，他甚至看到唐某忠身上藏有刀具。
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摩的司机蒙师傅看到，事后蒙师傅出具证言，证实当时看到李道合被几人强行押上出租车，情形十分可疑。李道合被带到灵川县八里街一间事先准备好的出租屋，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遭遇了无休止的威胁恐吓。
“他们一开始让我写20万元的借条，后来又改成9万元，还威胁说不写就割我的脚筋，把我打成残废，甚至要把我带到外地杀掉，让家人找不到尸体。”孤立无援之下，为了保住性命，李道合被迫按对方要求，写下了两张借条：一张是借唐某忠、唐某4万元，另一张是借赵某兵5万元。
报警求助遇阻碍，立案之路遭搁浅
当晚7时许，侥幸脱身的李道合在妻子李秀群的陪同下，第一时间赶到甲山派出所报案。派出所所长听完他的陈述后，认定这是一起刑事案件，制作笔录后，安排干警余福带领他们前往秀峰公安分局第三责任刑侦大队报案，并出具了正式的报案回执单。
本以为警方会依法调查，还自己一个公道，可接下来的事情让李道合陷入了更深的绝望。当他们赶到秀峰公安分局时，时任刑侦三大队大队长的唐某宏（与赵某兵等人同为全州县人），在接了两个电话后，突然对着正在做笔录的干警提出停止记录、不予立案的要求。
李道合表示，他多次找到唐大队长沟通，甚至告知对方赵某兵的弟弟扬言要杀害自己全家，但对方并未重视。2011年1月19日，李道合第二次报案，并成功将赵某兵、唐某忠、唐某等涉案人员带到秀峰公安分局，可唐大队长再次干预，指使干警将涉案人员当场放走，依旧拒绝立案。
令人费解的是，这两次报案均未收到任何关于不予立案的书面说明，也没有被告知不予立案的具体理由，李道合的维权之路从一开始就遭遇了重重阻碍。
骚扰不断无宁日，生活深陷恐惧中
两次报案无果后，涉案人员变得有恃无恐，开始变本加厉地骚扰李道合的生活。他们收买了李道合的邻居，对其日常起居进行监视，还时不时上门挑衅：剪坏衣物被褥、偷窃家中财物、深夜敲击楼房制造噪音、撬坏车库卷闸门和阳台雨棚，甚至将粪便丢到楼顶。
“那段时光，我们一家人整天活在恐惧中，出门怕被报复，在家怕被骚扰，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李道合无奈地说，这种持续的骚扰，让他和家人的生活彻底失去了安宁，正常的生活秩序被完全打乱。
司法维权遇坎坷，两审败诉背“老赖”名
2010年9月，让李道合没想到的是，赵某兵、唐某忠拿着当年胁迫他写下的借条，将他和妻子告上了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要求偿还9万元“欠款”。
不服一审判决的李道合，于2011年1月上诉至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然而二审庭审的过程，让他彻底寒了心。庭审中，赵某兵等人当庭对他进行辱骂，法官未加以制止；审判长宋某斌未按规定穿着制服，对他的辩解态度冷淡，还表示“法院不会调查”。最终，桂林中院以“受胁迫证据不足”为由，维持原判，驳回了他的上诉。
因未履行生效判决，李道合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限制乘坐高铁、飞机，多年经营的业务遭受重创，经济损失惨重。“我根本没有向他们借过钱，那张借条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写的，可法院却只认书面证据，无视背后的胁迫事实。”李道合对此难以接受。
如今，李道合的举报材料已经堆积如山，里面有银行退款凭证、报案回执单、目击证人证言、法院判决书等，每一份材料都承载着他的冤屈与坚持。十多年来，他始终奔波在维权路上，想不明白明明是自己遭遇了不公，为何维权之路却如此艰难？那些涉案人员为何能逍遥法外？
李道合只盼着相关部门能够重视此事，深入调查核实，查明事实真相，还他一个清白，让他在晚年能够卸下这沉重的冤屈包袱，重新过上平静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