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岁丁克女走了,丈夫火化后弃骨灰:没孩子连祭奠都多余
我叫周建平,今年56岁,在市公交修理厂做钣金工。妻子许兰比我小两岁,去年54岁时走了。我们结婚28年,没有孩子。火化那天,我把她的骨灰盒留在殡仪馆,没买墓地,也没带回家。亲戚说我心硬,连我姐都骂我不像个人。我没还嘴。那天之后,我才明白这件事不是一句“没钱”就能说清的。
我和许兰是1994年认识的。她在棉纺厂财务室做出纳,我在修理厂学徒。厂里办联谊,她端着搪瓷杯坐在窗边,杯口缺了个小豁。我问她要不要看电影,她说:“先说清楚,你想不想要孩子?”
我愣了一下。她把杯子放下,又说:“我不想生。你别想着以后劝我。”
我那时刚转正,工资四百多,家里还有个身体不好的父亲。说实话,我也怕养不起。我说:“我也没多想要。咱俩过日子就行。”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你说了算数?”
“算数。”
她点了点头。后来她告诉我,她母亲生她时落下病根,家里又常年为钱吵架。她怕自己把那份苦再传下去。我没劝她。她也没再追问。
头几年,我们确实过得还行。她会把我工装口袋里的螺丝掏出来,免得洗衣机滚筒卡住。我夜班回来,她在门后留一盏小灯,桌上压着张纸:“锅里有藕汤,热两分钟。”
我爸住院那回,她请了三天假,拎着饭盒去医院送饭。护士说家属只能留一个,她就把椅子让给我,自己靠着走廊墙打盹。
逢年过节,她不爱凑热闹。我们去菜场买一条鱼,回来她刮鳞,我剁葱。她说:“没娃也好,耳根清净。”我嘴上说她抠,心里也觉得轻松。
事情是从一张体检单开始变味的。
她五十岁那年,单位体检查出乳腺有结节。医生说要复查,她把单子折成四折,塞进挎包里。回家后,她照样给我缝开线的裤脚。我问她怎么还不去医院,她说:“号排到下个月了,急啥。”
我把那张单子从包里拿出来,放到餐桌上。她伸手压住。
“别催,我自己知道。”
“拖着有啥好处?”
“你又不是医生。”
她那句说得不重,我却把筷子搁下了。那晚我没再提。第二天,我把她的复查预约单放在钥匙旁。她出门时瞥了一眼,没拿。
后来她还是去了。医生让她定期复诊,她嫌排队麻烦,总说再等等。我每回陪她去,都先请半天假。她进诊室,我在走廊上替她拿着那只旧布包。里头有纸巾、薄荷糖,还有一把没拆封的发夹。
有回复查回来,她把报告塞进抽屉,转身去擦灶台。我看着她擦了三遍,开口问:“医生怎么说?”
“没啥大事。”
“那下次我还陪你去。”
她拿抹布拧得很紧:“你请假不扣钱啊?厂里也不欠你的。”
我没吭声。她说得有道理。我每请半天假,工资条上就少一笔。可她那种把报告藏起来的样子,让我心里不踏实。最后我还是把下次复诊日期写在日历上。
再往后,她开始不让我替她交医药费。医院缴费窗口前,她一把抢过我的手机,自己扫了码。
“医保报完了,剩下我有。”
“咱俩的钱还分什么?”
“我退休金比你高,少欠你点。”
我听着不舒服,却没抢回来。那阵子她的检查多,家里水电费也涨了。我确实算过,银行卡里还能撑几个月。她可能看出来了,才不愿让我垫钱。
她弟弟许强来家里那次,我才知道她一直在攒钱。许强的女儿准备读大专,家里差学费。他坐在餐桌边,手指搓着纸杯:“姐,我就借两万,年底还你。”
许兰没抬头,打开手机转了两万。
我等他走了,问她:“咱俩存的钱,你怎么说转就转?”
她把手机扣在桌上:“那是我弟。”
“他自己没收入?”
“他也不容易,跑装修一天一结,工地停了就没钱。孩子学费不能拖。”
我没再追。可那两万原本是留着换热水器的。旧热水器开到一半会熄火,冬天洗澡总要重新点火。我把维修单夹进抽屉,心里那点气没地方落。
她弟后来还了五千,剩下的总说等发工资。许兰从不催。我也没开口。只是那台热水器又坏了两次,我把接头拧紧,贴了条胶带,凑合着用。
她倒是记得我姐过生日。那天她下班路过糕点店,买了个小蛋糕,盒子上还粘着一片银色糖纸。我姐笑她:“你俩又没孩子,倒把我当小孩哄。”
许兰把蜡烛插好:“没人过生日,才更要过。”
我记住了这句话。没过多久,她说起后事。
那天她刚做完检查,回家把病历放到茶几上,手指推着桌角一张旧收据。她说:“我死了,别给我买墓地。”
我听着来气:“人还在呢,讲这个干什么?”
“我想过了。买了也没人年年去。”
“我会去。”
她看了我一眼:“你会去几年?”
我没答上来。她把收据叠好,放进垃圾桶。
“骨灰也别摆家里。屋子小,打扫麻烦。”
“那总不能扔了。”
“到时再说。”她说完就去洗手,没再聊。
她最后一次住院时,许强赶来守了两晚。他趴在病床边睡着,嘴里还含着半截没吃完的面包。许兰醒了,替他把外套拉到肩头。我站在门口,看见她的手在抖。
她走那天,病房里有股消毒水味。她没留下什么长话,只让我把窗台上的那只塑料小鸟带回去。那是她在公交站台买的,说嘴巴涂歪了,挺像我。
火化那天,馆里只让两个人进去。我和许强站在外面等。手续办完,工作人员把骨灰盒递给我,还问要不要选存放格位。我问价钱,最便宜的也要一万多,年限到了还得续。
我手里有存款,可那是给自己留的看病钱。许兰弟弟借走的钱没还清。我盯着那张价目表,指节捏得发白。
许强劝我:“姐夫,先放进去吧。钱我来想办法。”
我看着他眼底的红血丝,没说他欠钱的事。可他说这话时,手里还攥着车钥匙。家里还有个读书的女儿,工资又不稳。他不是不疼姐姐。他也是真的顾不上。
工作人员问:“您现在办,还是先寄存?”
我说先寄存。后来殡仪馆打过几次电话,提醒寄存期快到了。我每次都说再等等。许强也打过电话,说想接骨灰回老家,可老家房子拆迁了,坟地早没了。他问我:“要不先放你那儿?”
我没答应。那晚我把那只塑料小鸟擦干净,摆在电视柜边。小鸟的嘴还是歪的。我看着它,心里堵得慌。
过了寄存期,我去办了手续。工作人员说可以选公益安放,也可以申请无主骨灰集中处置。我问:“集中处置是什么意思?”
她低头翻了一页:“按规定统一处理,不单独保留。”
我站在柜台前很久。最后我签了字。盒子没带走。签字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是在把她最后一点东西交出去。
我姐听说后,冲到我家,把装着许兰衣服的袋子摔在门边。
“你连她骨灰都不要?”
我让她坐下。她没坐。
“你说过会去看她。”
我看着地砖上的袋子,半天才说:“我不想让她的盒子变成一笔谁都不肯接的钱。”
这话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硬。可我确实想过,若把盒子带回家,我每天看见它,就会想起那张价目表,想起她弟弟没还的钱,也想起我答应过她会去看她。
我姐擦着眼泪说:“你就是嫌麻烦。”
我没反驳。她替许兰收拾了几件衣服,走前把塑料小鸟也带走了。她说:“这个我拿着。省得你又扔。”
我后来去殡仪馆补办了证明。经办人核对完姓名,指着纸上的一栏问我:“是否确认不保留?”
我说确认。
回到家,我把茶几擦了一遍。她那只旧布包还在柜子里,薄荷糖过了期。我没扔,拿纸包好,放进抽屉。那张复诊单压在下面,日期已经过去很久。
有人问我,许兰没孩子,连祭奠都多余吗。
我说:“没孩子连祭奠都多余。可我签字那天,手抖了半天。”
这阵子,我每天出门前会摸一下钥匙串。钥匙上的红绳是她打的结,拆不开。我也没去拆。
作品声明:以上生成为虚构故事,请勿与现实生活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