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26日，上午9点15分。

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楼506寝室的卫生间里，一个30岁的女研究生抢救无效，宣告死亡。

死因：自缢。

工具：两条毛巾。

地点：高度仅一米的洗手台。

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成功的自杀方式。

只要站起身，她就能活下来。

但她没有。

她半蹲着，背靠洗手台，用两条破旧的毛巾勒住自己的脖子，在生命最后时刻呕吐了一地，却始终没有站起来。

求死之心，异常决绝。

这个女孩叫杨元元，武汉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刚刚考上研究生两个月。

县级单位、公立高校都曾向她抛出橄榄枝。

她本该有无限的可能。

但她选择了死。

最先发现她的，是一位满头白发的中年妇女——她的母亲。

母亲颤抖着手摸向女儿的心口，哭喊着：「还有心跳，救人……救人啊！」

然而当救护车到来时，母亲并没有跟上去。

而是在宿舍楼道里对着来来往往的同学念叨：「我女儿啊，就是太内向了。你们不要这么内向。」

这个母亲叫望瑞玲。

她和女儿以「共生」的状态生活了10年。

10年里，女儿没有一天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10年里，母亲从未想过女儿需要独立。

直到女儿用两条毛巾勒死自己，她才发现——自己好像从来没有好好了解过女儿。

杨元元死前留下了一句话：「我读了这么多书，学了这么多知识，为什么还是没能改变命运？」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30年前说起。

一、一场名为「爱」的囚禁

1979年11月，杨元元出生在湖北枝江的一个工人家庭。

父亲是北京化工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在那个年代极为稀有。

母亲望瑞玲中学时成绩优异，但因为贫困放弃了读书，成为厂里的一名普通女工。

两人因为对「知识」共同的向往走到了一起。

父亲为女儿起名「元」，人民币的单位，寓意她能够「赚大钱」。

两年后，弟弟出生，母亲给弟弟起名「平」，希望他一生平平安安。

一家四口，夫唱妇随，儿女双全，羡煞旁人。

但福兮祸所伏。

1986年3月，杨元元6岁那年，父亲因肝癌去世，仅仅半年就离开了人世。

顶梁柱陡然崩塌。

那时候，望瑞玲的工资每个月只有几十元，只养活一个人也谈不上宽松，更别说还有两个正要长身体的孩子。

但望瑞玲扛住了。

她对两个孩子反复强调：一定要好好读书，爸爸就是念书好，只有读书学知识，才能够改变命运,过上好日子,成为人上人。

母亲的理念是：可以为了供孩子读书放弃一切。

她常说：「我这样子（吃苦），都是为了你们（好）。」

在大多数孩子耳朵里，这话会自动被翻译成：「都是因为我，她才会吃这样的苦。」

但杨元元不一样。

她吸纳了母亲所有的话，并奉之为教条。

母亲的语言，如钉子一般扎在了女儿的心里。

在这样的教育下，两个孩子确实都很争气，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尤其是杨元元。

她将海明威的一句话奉为座右铭——「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弟弟说，姐姐是个十分要强的人。有一次小考输给了好朋友，她就在家发狠学习，直到下次考赢为止。

1998年，杨元元19岁,高考超常发挥。

她喜出望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给妈妈报喜。

她一路欢笑又尖叫着跑回家。

但母亲却兜头给她泼了一盆冷水。

杨元元的梦想是去大连海事大学读法律系。

高中时,她的「市三好学生」荣誉被一个有后门的孩子偷走了,她想学法律,为穷人讨公道。

但母亲坚决不同意。

理由很简单：「去大连这么远的地方读书，光是路费就要上千，家里哪拿得出来这么多钱！」

彼时，弟弟还在念高中，家里确实拿不出更多钱。

这是杨元元第一次尝试独立于母亲做决定。

失败得彻头彻尾。

决定了她整个人生走向的因素，是区区千元路费。

她最终去了武汉大学读经济学。

不能完成梦想，只能向现实妥协。

1998年,杨元元19岁,有了一个985名校生的标签。

无论如何,她的命运应该已经改变了。

只要她能握住这次机会。

但两年后,母亲再次伸出手,将杨元元的生活决策权攥回了自己手里。

这一攥,就再也没松过手。

二、那个住进女儿大学宿舍的母亲

刚进入武大读书,杨元元就立誓不再问家里要一分钱。

她也做到了。

因为没有钱交学费,杨元元申请了助学贷款。平时的生活费就自己一分一分地赚——超负荷地接了许多家教和兼职,常常为省路费步行往返。

同学们常常能看到,她披着夜色在食堂擦桌椅,或者把垃圾扫起来,从中捡出筷子。

生活虽然清苦,但到处都是希望。

杨元元一直在自学法律,准备读法律系的研究生。成绩优秀、做人质朴、品质坚毅,很快就以高票当选班级团支书。

自从离开家,杨元元就再也没用过家里的钱,也没回过一次家。

但2001年,杨元元大三那年,母亲那边出事了。

望瑞玲所在工厂计划将职工居住区迁至宜昌市区,员工们需要拿出3万5千元,在市区赎买房子。

这个数字,望瑞玲要不吃不喝干10年才能拿出来。

厂里的同事们都纷纷接受了这个协议,毕竟这是生活了几十年的「家」。

但望瑞玲不愿意。

她直接去厂里办了内退。

按理来说,望瑞玲年纪并不大,完全可以在枝江租个单间独立生活。那边的房租只要200块,她的退休工资有215块,找一份清闲点的工作就能养活自己。

但她一分钱也不想花。

她的做法是——直接打包全部行李,去武汉大学找女儿一起生活。

女儿在大学有校舍,有床位,还免费,和女儿住一起,再方便不过了。

她想到了一切利好自己和能够节省的办法。

唯独不需要在意的,是杨元元自己的想法。

当她提出要一起住的时候,杨元元是犹豫的,说要向学校申请一下。

可望瑞玲没有给杨元元喘息的机会,直接把整个家都搬到了杨元元的宿舍。

住过寝室的都知道,大学校舍六人寝,一张床宽度只有90厘米,一个人睡翻身都要小心。

她就那么大剌剌住了进去,和白天要上课、晚上要打工的杨元元挤在一张床上。

她一早就认定了,女儿从小就孝顺,不会有怨言的。

杨元元也确实如她所料,看到大包小包的望瑞玲出现在学校时,丝毫没有表现出拒绝的意思。

她的无条件接纳与顺从,印证了望瑞玲的教育是「成功」的——杨元元就是一个「懂事要强、百依百顺」的孩子。

但她自己的人生呢？

她没资格想。

就这样,杨元元的生活里再次多出了望瑞玲的影子。

确切地说,是生活里只剩下望瑞玲。

其他五个女孩虽然体谅杨元元的困难,不愿意看她为难窘迫,但杨元元一下课就要帮母亲去摆摊卖东西,没有任何个人的生活空间。

同龄人之间的交流趋近于无。

杨元元本来虽然自卑敏感,但至少和外人交流都是大方的、坚强的、乐观的。

这一年,她变得内向了。

望瑞玲在武大宿舍住下没多久,老家宜昌就有了新消息:她曾经住的老职工宿舍因为是危房被拆除。

彻底没了住房,望瑞玲索性继续留了下来,不做他想。

杨元元的枷锁,彻底被铐牢了。

望瑞玲在狭小的宿舍里做起了卤菜,每到饭点就在校园里支起小摊,卖卤鸡蛋、干子、豆皮,一天能卖个十来块钱,用来补贴姐弟俩的生活费。

杨元元也很懂事,除了上课就是帮母亲。

只是在一个人只能分到45厘米的床铺上,杨元元根本没办法好好休息。望瑞玲半夜想翻身、上厕所,都会把杨元元吵醒。

辅修法学的杨元元课程很繁重,得不到良好的休息,上课提不起一点精神,学业跟不上。

寝室里泛着卤菜味,堆满锅碗瓢盆,敏感自卑的杨元元能感觉到室友的不舒服,愧疚得不行。

每晚听着母亲的呼噜声,杨元元辗转难眠。

好在武汉大学适时伸出了援手——考虑到这对母女的特殊情况,学校为望瑞玲提供了一间空置宿舍,安置了母女俩。

特事特办,体现了一个学校的人文精神。

可是这个处理并没有迎来望瑞玲的感激。

她觉得,这是应该的。

杨元元看着母亲有了住处后精神矍铄的样子,心情也稍稍好转。

也许等读上研究生有点收入,一切就好了。

可她不知道,这两年带母同寝的生活早已让自己身上贴满了「异类」的标签。

它摧残的不只是杨元元的精神,也摧残了她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成绩。

三、被夺走的保研资格

大三那年,杨元元本来已经获得了保研资格。

可临近毕业,一个晴天霹雳轰然落下:保研资格被取消了,临时换了一个人。

她痛哭一场,也想过去找学校要个说法。

可是再仔细想想,如果不是学校的关怀,母亲甚至没有一个容身之处。

杨元元便又把这份不甘与愤怒生生压了下去。

此时距离年底的考研仅剩两三个月的时间,杨元元仓促备考,最后奇迹没有发生。

她失败了。

这次失败意味着她马上就要没学上也没工作、没家回也没住处。与此同时家里还有一个母亲、一个弟弟要依靠她。

人生彻底滑向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