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四年（1799 年）正月，乾隆帝驾崩仅十五日，嘉庆帝便下旨将和珅革职下狱，历数其二十款大罪，赐白绫令其自尽，享年四十九岁。这位凭借乾隆帝宠信权倾朝野二十余年的权臣，从一介落魄旗人一跃成为 “二皇帝”，聚敛了富可敌国的财富，缔造了清代历史上最庞大的贪腐集团，也成为封建王朝权臣贪腐的典型代名词。和珅的一生，是一场极致的宦海逆袭，也是一出令人警醒的权力悲剧：他天资聪颖、多才多艺，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兼具行政才干与理财能力，深得乾隆帝赏识；他善于揣摩帝心、曲意逢迎，在乾隆帝晚年的昏聩中逐渐掌握朝政大权；他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上至军机政务，下至地方州县，皆被其党羽渗透，贪腐之风席卷朝野；他最终在皇权更迭的浪潮中轰然倒台，落得身首异处、家产抄没的结局，其兴衰荣辱，与乾隆朝的盛极而衰紧密相连，也折射出封建皇权下权臣的生存逻辑与覆灭宿命。解读和珅，便是解读乾隆朝后期的政治腐朽，解读封建皇权与贪腐势力的共生关系，解读权力无节制膨胀的致命恶果。
《清史稿・和珅传》记载：“和珅，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少贫无藉，为文生员。乾隆三十四年，承袭三等轻车都尉。寻授三等侍卫，挑补黏杆处。四十年，直乾清门，擢御前侍卫，兼副都统。次年，授户部侍郎，命为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骎骎向用。又兼步军统领，充崇文门监督，总理行营事务。” 正史寥寥数语勾勒出和珅的发迹轨迹，却难掩其背后的钻营与乾隆帝的极致宠信。和珅的崛起，是乾隆朝后期皇权运作的特殊产物，他的才干成为邀宠的资本，他的贪腐因帝王纵容而肆无忌惮，他的覆灭则是新帝巩固皇权、肃清积弊的必然选择。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权力悲歌，更深刻反映了康雍乾盛世由盛转衰的历史必然，成为清代吏治史上最沉重的一笔。
一、落魄旗人：寒门出身与早年发迹
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和珅出生于北京西城驴肉胡同的一个满洲正红旗钮祜禄氏家庭，虽出身世家，却家道中落，自幼历经坎坷。和珅的父亲常保曾任福建副都统，在和珅九岁时便病逝，留下和珅与弟弟和琳相依为命。父亲去世后，家族旁支趁机侵吞家产，兄弟二人一度陷入衣食无着的困境，虽凭借旗人身份进入咸安宫官学就读，却在官学中因家道贫寒备受排挤。这段落魄的早年经历，让和珅深刻体会到权力与财富的重要性，也造就了他隐忍圆滑、善于钻营的性格，更让他立下出人头地、掌控权力的志向。
咸安宫官学是清代培养宗室子弟与八旗精英的顶级学府，师资雄厚、课业严苛，教授经史子集、满汉蒙藏语言、骑射武功等诸多内容。和珅虽家境贫寒，却天资聪颖、勤奋刻苦，在官学中表现极为出众。他不仅精通儒家经典，能诗善文，还练就了一口流利的满汉蒙藏四种语言，这在当时的八旗子弟中极为罕见；同时，他勤练骑射，武艺不俗，兼具文武之才。此外，和珅还善于观察人心、揣摩人意，在与老师、同窗的相处中，始终低调隐忍、圆滑处世，赢得了部分师长的赏识，其中便包括时任户部尚书的英廉。
英廉是乾隆朝重臣，身居高位且识人善任，他看中和珅的才学与潜力，认为其日后必成大器，不仅对其多方关照，还将自己的孙女冯氏许配给和珅。这桩婚事成为和珅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英廉不仅为和珅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持，更利用自己的人脉为其铺就了仕途之路。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和珅凭借旗人身份承袭三等轻车都尉，迈出了仕途的第一步；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和珅被授三等侍卫，挑补黏杆处，虽只是宫廷侍卫中的低级职位，却让他获得了接触乾隆帝的机会。
黏杆处是清代宫廷侍卫机构，负责皇帝的出行护卫、日常杂务等，和珅在任期间，始终谨小慎微、眼疾手快，时刻留意乾隆帝的言行举止，揣摩其心思喜好。乾隆四十年（1775 年），一次乾隆帝出巡，途中需要查阅一份藏文奏折，随行大臣无人能识，和珅挺身而出，流利地将藏文奏折翻译为满语与汉语，深得乾隆帝赏识；不久后，乾隆帝又让和珅作诗助兴，和珅才思敏捷，所作诗词贴合帝心，乾隆帝龙颜大悦，当即擢升其为御前侍卫，兼副都统。自此，和珅正式进入乾隆帝的视野，开启了一路飙升的宦海生涯，从一介低级侍卫到朝廷重臣，他仅用了短短一年时间，其发迹速度在清代历史上堪称罕见。
二、帝心独宠：才干傍身与曲意逢迎
和珅能得到乾隆帝的长期宠信，绝非仅凭钻营逢迎，其出众的才干是重要根基，而善于揣摩帝心、曲意逢迎的处世之道，则让他成为乾隆帝晚年最离不开的臣子。乾隆帝执政后期，年事已高、怠于政务，既需要有人为其处理繁杂的日常政务，也需要有人迎合其好大喜功、沉迷享乐的心态，而和珅恰好兼具行政才干、理财能力与逢迎之术，完美契合了乾隆帝的需求，成为其晚年最信任的 “左膀右臂”。
在行政才干方面，和珅堪称乾隆朝后期的能臣。他思维敏捷、办事干练，处理政务效率极高，无论多么繁杂的事务，他都能迅速理清头绪、妥善处理，且始终做到事事合帝心。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和珅被授户部侍郎，不久后入值军机处，兼内务府大臣，此时的军机处是清廷的核心决策机构，内务府则负责皇帝的私人财务，和珅身兼两大要职，既要处理国家财政，又要打理皇帝的私人钱财，可谓责任重大。他在任期间，对户部与内务府的积弊进行了一系列整顿，规范了财政收支流程，让原本略显混乱的国家财政与皇帝私产变得井井有条，为乾隆帝的巡游、庆典提供了充足的财力支持，深得乾隆帝认可。
和珅的理财能力更是独步朝野，这也是他最受乾隆帝倚重的能力。乾隆帝晚年好大喜功，六下江南、修建园林、举办千叟宴，耗费了巨额钱财，加之 “十全武功” 的连年征战，使得雍正朝与乾隆前期积累的国库财富消耗殆尽。和珅上任后，凭借独特的理财手段，一方面严厉打击贪腐，追缴官员亏空，充实国库；另一方面，他创新财政手段，推行 “议罪银” 制度，让犯事的官员通过缴纳银两来减免刑罚，所缴银两直接进入内务府，成为乾隆帝的私人财富；同时，他加强对盐税、关税的管控，打击走私，增加财政收入。通过这一系列手段，和珅不仅让国库保持充盈，更让乾隆帝的私人财富源源不断，满足了其奢靡的生活需求，也让乾隆帝对其愈发依赖。
除了行政与理财才干，和珅还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成为乾隆帝处理边疆事务的重要助手。乾隆朝后期，清廷与西藏、蒙古等地的往来日益频繁，诸多边疆奏折与文书皆用藏文或蒙古文书写，和珅凭借语言优势，成为乾隆帝的专属翻译与顾问，参与处理诸多边疆事务，为清廷巩固边疆统治作出了一定贡献。此外，和珅还兼具文才，其诗词风格与乾隆帝极为相似，常陪乾隆帝作诗赋词，深得乾隆帝的文学共鸣，这也是他能长期获得乾隆帝宠信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才干是和珅获得宠信的基础，那么善于揣摩帝心、曲意逢迎则是他长期把持朝政的关键。和珅深知乾隆帝晚年的性格特点：好大喜功、爱慕虚荣、喜欢被吹捧、不愿听逆耳之言。因此，他始终对乾隆帝言听计从、曲意逢迎，将 “揣摩帝心” 做到了极致。乾隆帝喜欢被称赞为 “圣君”，和珅便处处迎合，将乾隆帝的功绩无限放大，称其为 “千古一帝”；乾隆帝巡游江南，和珅全程陪同，精心安排行程，极尽奢华，让乾隆帝玩得尽兴；乾隆帝晚年身体欠佳，和珅便时刻陪伴左右，端茶送水、嘘寒问暖，甚至亲自为乾隆帝整理衣物、擦拭汗水，其殷勤程度远超乾隆帝的皇子们。
更重要的是，和珅始终懂得维护乾隆帝的绝对权威，从不触及其逆鳞。无论自己的权力多大，他始终以 “奴才” 自居，在乾隆帝面前始终恭恭敬敬、唯唯诺诺，让乾隆帝始终感觉自己牢牢掌控着权力。对于乾隆帝的过错，和珅从不直言劝谏，而是巧妙遮掩，甚至为其寻找借口，让乾隆帝始终沉浸在 “圣君” 的光环中。这种极致的逢迎，让乾隆帝对和珅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感，甚至将其视为自己的 “知己”，对其宠信日盛，不断加官进爵，赋予其越来越大的权力。
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和珅奉命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腐案，他凭借出色的办案能力，迅速查清案情，追缴巨额赃款，深得乾隆帝赏识，被擢升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兼领侍卫内大臣；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和珅被封一等男爵；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管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户部三库，还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库全书》正总裁官等职；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和珅被封一等忠襄公，成为清代历史上极少数非宗室而获封公爵的官员。此时的和珅，身兼数十个要职，掌控着清廷的行政、财政、司法、文化、边疆等诸多事务，权倾朝野，成为名副其实的 “二皇帝”，而乾隆帝对其的宠信，也达到了顶峰，甚至将自己最宠爱的十公主固伦和孝公主嫁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与和珅结为儿女亲家，让和珅的地位更加稳固。
三、权倾朝野：结党营私与贪腐乱政
随着权力的不断膨胀与乾隆帝的无限宠信，和珅的野心也日益膨胀，他不再满足于做乾隆帝的 “奴才”，而是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结党营私、贪赃枉法，逐步构建起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庞大贪腐集团，将乾隆朝后期的朝政搅得乌烟瘴气，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推手。和珅的专权与贪腐，并非单一的个人行为，而是涉及清廷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面，其贪腐之巨、党羽之多、影响之坏，在清代历史上堪称空前。
结党营私是和珅专权的基础，他凭借手中的权力，大肆安插亲信、排除异己，将清廷的重要职位皆掌控在自己的党羽手中。在中央，和珅利用兼管吏部的职权，垄断官员的任免权，无论是京官还是地方官的升迁调任，皆需经过他的同意，形成了 “和选” 的局面，与当年隆科多的 “佟选” 如出一辙。他将自己的亲信、门生、故旧安插在军机处、户部、刑部、吏部等核心机构，如大学士福长安、吏部尚书苏凌阿、工部侍郎李潢等，皆是和珅的铁杆党羽，他们唯和珅马首是瞻，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政治集团。在地方，和珅的党羽遍布各省，从总督、巡抚到布政使、按察使，诸多地方大员皆依附于和珅，如山东巡抚国泰、浙江巡抚王亶望等，皆是和珅的重要党羽，他们在地方上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却因有和珅的庇护而逍遥法外。
对于那些不愿依附自己的官员，和珅则大肆排挤、打击报复，甚至罗织罪名、置之死地。时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的纪晓岚，因在朝堂上直言进谏，反对和珅的一些举措，便被和珅多次排挤，甚至被贬谪新疆；时任御史的曹锡宝，因弹劾和珅的家奴刘全贪腐僭越，被和珅提前察觉并暗中布置，最终曹锡宝反被诬陷，落得革职留任的下场；时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之孙鄂昌，因与和珅不和，被和珅罗织 “文字狱” 罪名，最终被赐死。和珅的专权跋扈，让朝堂之上人人自危，绝大多数官员皆选择明哲保身、依附和珅，敢于直言反对者寥寥无几，清廷的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贪赃枉法是和珅集团的核心特征，和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搜刮财富，其贪腐手段多种多样，无所不用其极，聚敛了巨额财富。其一，卖官鬻爵，和珅凭借垄断官员任免权的便利，公开卖官，不同品级的官职皆有明码标价，从七品知县到一品总督，皆可花钱买到，许多富商与劣迹官员为了升官发财，纷纷向和珅行贿，和珅则借此敛财无数；其二，贪污受贿，和珅利用兼管户部、刑部等职的便利，在财政收支、案件审理中大肆贪污，地方官员向中央进贡的贡品，必先经过和珅之手，他将其中的奇珍异宝、名贵字画挑选殆尽，剩下的才送入宫中，甚至连乾隆帝的贡品他也敢截留；其三，巧取豪夺，和珅凭借权势，大肆兼并土地、侵占民产，他在京城及各地拥有大量的田产、房屋、商铺，仅在北京西城便拥有数十处府邸，其田产面积多达数千顷，遍布直隶、山东、江苏等省；其四，经营产业，和珅并非单纯的贪腐，还善于经营，他利用自己的财富与权势，开设了当铺、银号、茶庄、粮行等数十家产业，遍布全国各地，通过商业经营赚取了巨额利润。
和珅的贪腐并非一人所为，而是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贪腐链条，和珅作为贪腐集团的核心，上至中央大员，下至地方小吏，皆参与其中，层层贪腐、层层盘剥。地方官员为了向和珅行贿，便在地方上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加重百姓赋税，导致民不聊生；而和珅则将贪污所得的一部分用于孝敬乾隆帝，满足其奢靡的生活需求，让乾隆帝对其贪腐行为视而不见、纵容包庇。据史料记载，和珅的党羽山东巡抚国泰，在任期间贪污受贿、搜刮民财，导致山东国库亏空数百万两白银，百姓怨声载道，乾隆帝派和珅前往查办，和珅因与国泰交好，便暗中包庇，最终仅以 “革职留任” 草草收场，直到数年后，国泰的贪腐罪行才彻底败露，被赐死。
和珅聚敛的财富数额之巨，令人瞠目结舌。嘉庆四年（1799 年），和珅被抄家时，其家产被逐一清点，据《和珅犯罪全案档》记载，和珅的家产包括：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三百多万两，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二座，田产数千顷，房屋数千间，还有大量的奇珍异宝、名贵字画、古玩玉器、绸缎布匹等，其家产总价值约合白银八亿两。而当时清廷一年的财政收入仅为七千万两白银，和珅的家产相当于清廷十余年的财政收入总和，真正达到了 “富可敌国” 的程度。民间因此流传着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的谚语，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和珅的贪腐之巨。
除了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和珅还利用权力干预朝政、擅权专断，将清廷的政务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乾隆帝晚年，怠于政务，常将诸多重要事务交由和珅处理，和珅则借此机会独断专行，不与其他军机大臣商议，直接自行决策，甚至连嘉庆帝作为皇太子时，也不得不对和珅有所忌惮。和珅还利用手中的权力，篡改奏折、隐瞒实情，对于地方上的灾情、民变等情况，他常常隐瞒不报或轻描淡写，导致清廷无法及时掌握实际情况，错失治理良机。乾隆朝后期，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爆发，声势浩大，席卷数省，和珅因隐瞒灾情、延误战机，导致起义愈演愈烈，清廷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历经十余年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而这也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
四、盛极而衰：皇权更迭与身败名裂
和珅的一切权力与荣耀，皆源于乾隆帝的宠信，他如同依附于乾隆帝的 “藤蔓”，一旦失去乾隆帝的庇护，便会迅速枯萎。乾隆帝晚年，虽禅位于嘉庆帝，成为太上皇，却始终掌控着朝政大权，和珅依旧凭借乾隆帝的宠信专权跋扈，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他低估了嘉庆帝的隐忍与决心，也高估了自己的地位，最终在乾隆帝驾崩后，迅速落得身败名裂、自尽身亡的结局，其苦心经营二十余年的权力与财富帝国，也随之轰然倒塌。
乾隆六十年（1795 年），乾隆帝为了不超过祖父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的纪录，正式册立第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次年传位给颙琰，改元嘉庆，自己则退居太上皇，依旧掌控着清廷的军政大权。嘉庆帝即位后，虽贵为皇帝，却并无实际权力，朝政大权仍由乾隆帝与和珅掌控，和珅凭借乾隆帝的宠信，对嘉庆帝也颇为不敬，甚至在朝堂之上公然顶撞嘉庆帝，还暗中监视嘉庆帝的言行，试图控制其一举一动。
嘉庆帝深知和珅的专权跋扈与贪腐罪行，也对其所作所为极为不满，但他深知乾隆帝对和珅的宠信之深，自己此时尚无实力与和珅抗衡，因此选择隐忍不发，表面上对和珅极为敬重，甚至对其言听计从，暗地里却在默默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清算和珅。嘉庆帝一方面暗中联络刘统勋之子、时任东阁大学士的刘墉，以及时任吏部尚书的董诰等正直大臣，形成自己的政治班底；另一方面，他密切关注和珅的一举一动，收集其贪腐与专权的罪证，为日后清算和珅做准备。
和珅虽察觉到嘉庆帝的不满，却仗着乾隆帝的庇护，依旧肆无忌惮、专权跋扈，丝毫没有收敛自己的行为。他继续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甚至试图在乾隆帝驾崩后，继续掌控朝政大权，成为辅佐嘉庆帝的 “顾命大臣”。他的这种做法，不仅让嘉庆帝对其恨之入骨，也让朝堂之上的正直大臣极为不满，为其日后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嘉庆四年（1799 年）正月初三，乾隆帝在紫禁城养心殿病逝，享年八十九岁。乾隆帝的驾崩，标志着和珅的时代彻底结束，也为嘉庆帝清算和珅提供了绝佳的时机。乾隆帝驾崩的当日，嘉庆帝便立即采取行动，他先是下旨让和珅与福长安为乾隆帝总理丧仪，将其软禁在宫中，切断其与外界的联系；随后，他下旨召刘墉、董诰等大臣入宫，商议清算和珅之事；正月初八，嘉庆帝正式下旨，将和珅与福长安革职下狱，交由刑部审讯；正月十一，嘉庆帝历数和珅二十款大罪，包括 “欺罔擅权”“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僭越妄为” 等，每一款罪名皆罪证确凿，足以判处凌迟之刑。
和珅的二十款大罪公布后，朝野上下震动，官员们纷纷上奏弹劾和珅，要求将其凌迟处死。嘉庆帝考虑到和珅是乾隆帝的宠臣，且与自己有儿女亲家之谊（嘉庆帝的妹妹固伦和孝公主嫁给了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为了顾及乾隆帝的颜面与皇家体面，最终决定对和珅从轻发落，赐白绫令其自尽。嘉庆四年（1799 年）正月十八日，和珅在狱中自尽身亡，结束了其权倾朝野、贪腐一生的悲剧人生。
和珅自尽后，嘉庆帝下令对其党羽进行清算，将福长安革职下狱，判斩监候；将和珅的铁杆党羽苏凌阿、李潢等革职流放；对其他依附和珅的官员，根据其罪行轻重，分别予以革职、降职、罚俸等处罚，经过数月的清算，和珅构建的庞大贪腐集团被彻底瓦解，清廷的政治生态得到一定程度的整顿。同时，嘉庆帝下令对和珅的家产进行抄没，将其贪污所得的巨额财富充公，充实国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廷的财政危机，印证了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的民间谚语。
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因娶固伦和孝公主为妻，得以保全性命，被革去伯爵爵位，降为三等轻车都尉，后被发配边疆，最终郁郁而终；和珅的其他家人，也皆被革职流放，昔日显赫一时的和珅家族，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而和珅聚敛的那些富可敌国的财富，除了一部分充公入国库外，一部分被嘉庆帝赏赐给宗室王公与大臣，还有一部分被宫中太监、宫女与地方官员暗中侵吞，最终真正进入国库的财富，实则大打折扣。
五、历史评说：权臣悲剧与时代警示
和珅的一生，是一场极致的宦海逆袭，也是一出典型的权力悲剧。他从一介落魄旗人，凭借自身的才干与钻营，赢得乾隆帝的极致宠信，一跃成为权倾朝野的一等公爵，缔造了清代历史上最庞大的贪腐集团；最终却在皇权更迭的浪潮中身败名裂、自尽身亡，落得家破人亡、遗臭万年的结局。和珅的兴衰荣辱，不仅是其个人性格与行为的必然结果，更是乾隆朝后期政治腐朽与封建皇权制度弊端的集中体现，其故事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警示。
和珅并非一无是处的庸臣，其出众的才干是不可否认的。他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兼具行政才干、理财能力与办事效率，在乾隆朝后期的政务处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清廷巩固边疆、充实财政、处理繁杂政务作出了一定贡献。如果和珅能坚守本心、恪尽职守，凭借其才干，完全可以成为一代名臣，留名青史。但他却在权力与财富的诱惑下，迷失了自我，将才干用作钻营逢迎、贪赃枉法的工具，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其悲剧根源，在于其极度膨胀的私欲与毫无底线的贪婪。
和珅的贪腐与专权，离不开乾隆帝的纵容与庇护，这也是其能长期把持朝政的关键。乾隆帝执政后期，年事已高、怠于政务、好大喜功、沉迷享乐，他需要和珅这样有才干、会逢迎的臣子为其处理政务、打理财富、迎合其心态，因此对和珅的贪腐与专权行为视而不见、纵容包庇，甚至成为和珅贪腐集团的 “保护伞”。乾隆帝的这种行为，不仅助长了和珅的嚣张气焰，也导致清廷的贪腐之风愈演愈烈，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康雍乾盛世也在这种腐朽的政治环境中逐渐走向衰落。可以说，和珅的贪腐，是乾隆帝晚年昏聩的直接产物，而乾隆帝的纵容，则是和珅悲剧的重要推手。
和珅的悲剧，也是封建皇权制度的必然结果。在封建皇权制度下，皇权至高无上，皇帝的个人意志决定着臣子的生死荣辱，臣子的权力皆源于皇帝的授予，毫无独立可言。和珅的权力看似庞大，实则只是乾隆帝赋予的，他始终是乾隆帝的 “奴才”，一旦失去乾隆帝的庇护，便毫无反抗之力。而嘉庆帝即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肃清乾隆朝后期的积弊，必然要拿和珅开刀，和珅作为乾隆朝后期专权贪腐的代表，成为新帝立威、整顿吏治的牺牲品，其覆灭是封建皇权更迭的必然选择。同时，封建皇权制度下的监察体系形同虚设，无法有效制约权臣的权力，使得和珅能够肆无忌惮地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最终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和珅的故事，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警示。其一，权力是一把 “双刃剑”，既能成就人，也能毁灭人，唯有对权力保持敬畏之心，坚守底线、廉洁自律，才能善用权力，造福百姓；若放任权力膨胀，被私欲与贪婪所左右，终将走向自我毁灭。其二，帝王的贤明与昏聩，直接决定着朝政的清明与腐朽，作为最高统治者，唯有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勤政爱民、严于律己、善于纳谏，才能遏制贪腐、整顿吏治，保持王朝的长治久安；若怠于政务、好大喜功、纵容贪腐，终将导致王朝由盛转衰。其三，健全的制度约束是遏制贪腐与专权的关键，唯有建立完善的权力监督与制约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贪腐与专权行为的发生，避免重蹈和珅的悲剧。
历史上对和珅的评价，历来以批判为主，他被视为贪腐、专权、奸佞的代名词，遭后世千古唾骂。《清史稿》评价和珅：“和珅继用事，贪黩为古今所未有，高宗晚节倚任之，遂致吏治败坏，府库空虚，民怨沸腾，卒成川楚之变，清祚由是中衰。” 这一评价精准地概括了和珅的罪行与对清王朝的危害。和珅的贪腐与专权，不仅导致乾隆朝后期吏治败坏、府库空虚、民怨沸腾，还引发了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使得清王朝由盛转衰，为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埋下了伏笔，其对清王朝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如今，和珅的故事早已跨越时空，成为后世品读清代历史、反思权力与贪腐的重要范本。他的一生，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权力与贪婪的致命恶果，也映照出封建皇权制度的种种弊端。和珅的悲剧告诉我们：无论一个人的才干有多高、地位有多显赫，一旦被私欲与贪婪所左右，放弃底线、为非作歹，终将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而一个王朝，一旦吏治败坏、贪腐盛行，失去民心，也终将走向衰落与灭亡。这一历史警示，在任何时代，都值得我们深思与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