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他说：我刚到。您现在忙不忙？”“现在不忙。”我答道，刚好这天店里比较闲散。
他说：“不忙就好。那请您来这里一趟，好不好？”我估计他肯定邀请共进晚餐，便说：“好好，我就来，请等一等。”然后就挂了电话。我稍事整理，四点钟左右，便乘一路电车赶过去。在静安寺下车，径直去了附近的百乐门饭店。果不其然，对方已经准备好了一桌晚餐。而且不是中餐，是大菜。遗憾的是，人家如此亲切，我却没能吃多少。不过，对我来说，那菜分量之大，也确是我难以消受的。
谈话的主题围绕数年来多灾多难的状况。“现在是无论如何一心想恢复和平，日本方面是怎样的情形？”杨先生问道。“我也觉得必须早日回复常态，但此事有个机遇的问题。双方理应在机遇到来的时候……”我的话还没完，对方便接过话头：“我觉得机遇已经到来了。在我方来说，已经充分到来了。我们所担心的是日方如何。”“我觉得就日本而言，也已经到来。就是说，双方都正当其时，然而却仍无法妥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问君对这点是如何考虑的呢？”我试图征求他的意见。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双方都没有靠得住的这个。”“不是没有。有的。路是有一条，可双方都不自觉，因为都在为战争而发高烧嘛。”我这样一说，他把身体向我这边凑了凑，问道：“真的有吗？”
“有是有的。你难道还不知道吗？”我这样说着，意在敦促对方的思考。他却说：“可是，日本方面表态，不承认第三方介入，难道不是最大的难关吗？恐怕还是要看有无能超越这种难关的、有大面子的人脉吧。”
于是，我直接端出我的想法：“照我的想象，说日本不谋求第三方介入的说法本身，是件很难办的事。如此来说，无异在拒斥那些在政治、经济上有关系的人。因此，我倒觉得，先让那些没太大关系的人进来，未必不是一个台阶。说到有大面子者，先例倒是有一个：罗马教皇的话，应该不成问题。你觉得呢？”话音未落，他立即接过话头：“原来如此！如果罗马教皇真能调停的话，中国问题不大，不失为一个绝好的渠道。可日本，却是一个完全不认可宗教世界普遍性力量的国家……”我说：“不能这么说。今天的日本，已然对罗马教皇的定位及其普世性的存在等有所了解。我觉得倘若能以之为第三方的话，日本是会买账的。”“假如日本能迈出这一步的话，中国自然无话可说。关键还是要看日本……”他似乎仍在担心日本。可我总觉得日本终究会动起来。“首先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路径吧。有必要让第三国的天主教信徒出面恳请教皇出马。如果有美国那边的信徒呼吁，能请教皇站出来的话就好了。”此话到此打住。我们俩一致认为，无论如何应当在两国交战时谋求问题的解决，否则如事态进一步扩大的话，局面便无法收拾了。
晚九点多，回到家，一边琢磨方才杨先生说话时的样子，内心的自信好像一下子变强了似的，觉得如果这样的话也许能成。一日，华中电气通信社长福田耕氏突然来访，说“有个人务必想让你见一见，明天午餐时请到俱乐部来。”我问道：“到底是谁呢？”对方说：“见了就明白了。明天的午餐已经安排好了，请务必过来。在日本人俱乐部。”于是就这样敲定了。翌日，我一去才知道，要见的人物原来是报纸上风传做过汪精卫政府顾问的石渡先生。另外一位是各路联合会会长林雄吉先生，一行共四人。午餐是鸡素烧。林先生一个劲儿地谈日本政府对滞留上海的日本人的不满和希望，谈得很多也很深入，石渡先生则只是不住地点头。这中间，大家用了膳。结束时，福田先生试探我对中日问题何以破局的看法，石渡先生也趁机问我：“可有什么好主意？”我毫不客气地说：“有的，只有一个，就是让罗马教皇站出来。”然后把那番话仅作为个人的想法一说，石渡先生说：“这确实不失为一个法子。”我自己则受到鼓舞，进而想到应该把这个想法传递到国内，刚好就有了个回东京的差使，于是便经长崎回到了东京。我拜访了当时一直保持沉默的《朝日新闻》社的太田卯之助¹先生，并谈了自己的想法，遂得到其赞许：“这倒是一个绝好的妙案。”继而又在三两个场合谈过之后，回到了上海。但最终还是未能实现——此乃至今使我痛感遗憾者之一。
¹ 太田卯之助（Unosuke Ohta，1891—1986）：新闻记者。兵库县人，名字之助。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曾任《朝日新闻》驻上海特派员、支局长、东亚调查委员和论说委员，长期在中国生活，同情中国革命，与孙文、鲁迅等人都有交游。著有《生涯——一个新闻人走过的道路》《我与中国五十年》等。生前立下遗嘱，死后将自宅的土地捐献，建成亚洲留学生宿舍，即今东京都杉并区的太田纪念馆。1990年开馆以来，已累计接收超过800名中国留学生。
此事暂且搁下不表，却说随着滞留上海的日本人越来越多，日本领事馆的实力也日益强化。过去在共同租界工部局管理之下，各种游戏规则完全是英国式的，相当实际且很自由。伴随着东洋势力的介入，日本人虽然自由渐失，彼时却似乎无意占领共同租界。可是，出于公共租界的权力若不掌握在日本的手里，就不方便、不好办的考虑，日本人遂计划让九名市参事会成员中的五人由日本人占据。而当时的九个人中，五个是英国人，两个是日本人，还有两名美国人。每年以连记法投票¹的形式改选。该计划在当年便告失败，投票结果仍然是英国五人，日美各二人。但在投票场所，却发生了林雄吉老人用手枪射击，致英国人议长负伤的大骚乱。究竟是谁、出于何种想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甚清楚，但年逾古稀的林雄老人竟然在投票场所以手枪制造骚乱，虽说是在战时，但到底是件难堪的事。我感到日本人的教养水准还差得远。战后不久，这位林老人便失踪了，留下一纸像是遗书似的东西，大概是投河自尽了。生前的友人们给他办了个葬礼。可后来又传说人还活着，到底如何我其实也不大清楚。但总之作为一个人，是被世间给埋葬了。这无疑起因于上述的手枪骚动。想到这一层，反倒有些可怜他。
¹ 指选举时，把两名以上候选人的名字写在同一张选票上进行投票。
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据说主席是汪兆铭，汪与蒋介石并列为国民政府的巨头。而如此之人，却与日本——这个中国的敌国合作，成立了所谓奉行“和平政策”的“新国民政府”，这对日本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可是，我以为这却是中国绵延四千年的历史，作为独立国家一直走到今天的秘诀中的秘诀之所在。而且，这并非是基于某种理论和推理的有计划的行动，中国在危机存亡的关头，自然而然会产生这种智慧。在中国戏曲中，有一出戏叫《空城计》。戏的内容我不大了解，但这三个字，却与我说的“秘诀中的秘诀”刚好吻合。两巨头之一的汪脱离坚持抗战政策、战斗着的国民政府，从重庆出逃。出逃后的汪却采取完全相反的政策——所谓“和平政策”，并投入宿敌日本的阵营。日本人到底年轻，竟然就上了套。
就是说，中国就此分成了两块。所谓中庸，就是不冷不热、不上不下，可这回却判然分为冷和热、上与下——中国被分成两个极端，中间是“空”的。然而，正是这个“空”，却蕴含着无限的能量。日本投降，便说明了奉行所谓“和平政策”的南京走向没落，而坚持抗战政策的重庆则填满了这个“空”，象征了中国的庄严。若不是中国，便不可能有这样的一幕。那真是我们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在中国，从中国人身上，我看到了经验之力的伟大。这也是关于这场日本对中国挑起的战争，我尝言“前途更无光明”的理由，不是别的，皆出于“与自然为敌”也。中国人对自然的思考是绝对的，是第一性的，其生活正是一种本着这种绝对性的生活。古时圣贤一语道破的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绝不仅仅是文章，而是人的现实生活。中国人的经验是很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