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和籴粮草与和买绢帛，虽同为两项沉重的民间经济负担，却有所差别。和买绢帛自北宋至南宋初，经历了从定额徵购到定额赋税的演变过程，南宋时虽仍有小的变动，却在大体上已成定制。和籴粮草自北宋初迄南宋末，始终是一项似税非税的经济负担，而并未形成定额。此外，和籴粮草所牵涉的经济关系，也比和买绢帛更为复杂。和籴粮草通称和籴。本文试图对宋朝的和籴作初步的较为简单的探索和介绍。
一、军饷与和籴
宋时和籴可称和市、[1]籴买、市籴、[2]收籴、[3]收市[4]等等。马端临说：“古之国用，食租衣税而已，毋俟於籴也。平籴法始於魏李悝，然丰则取之於民，歉则捐以济民，凡以为民而已，军国之用，未尝仰此，历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籴充他用。至于宋，而籴遂为军饷边储一大事。”[5]这清楚说明，宋朝和籴主要是供“军饷边储”之用，至於“备荒岁”，赈济饥民，[6]则是相当次要的。
宋朝实行募兵制，维持了一支前朝所未有的、庞大而冗滥的常备军，到宋仁宗和宋英宗时，兵籍上登记的兵力编额，达一百十馀万至一百二、三十万人，并以宋廷大部份钱币和实物收入，赡养军队，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史实。据蔡襄在宋英宗初上奏说，当时宋朝粮食年收入为26，943，575宋石，其中两税夏粮和秋粮收入为18，073，094宋石，支出为30，472，708宋石，其中军用为23，170，223宋石；草的收入为29，396，113束，支出为29，520，469束，其中军用为24，980，464束。由於两税收入不足，“所阙粮、草、匹帛，并是见钱和买并课利折科、诸般博买，应副得足”。[7]宋仁宗末至宋英宗初，两税的粮食收入与军用的差额达500馀万宋石，而军用粮草又占粮草支出的大部份，如不实行和籴，无疑是不可能“应副得足”的。
宋朝的粮食产量较唐朝大为增长，但粮食的主要产地是在南方。南粮北调的漕运额也远远超过唐朝，宋太宗时，“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8]後来米又增至“以六百万石为额，淮南一百三十万石，江南东路九十九万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万石，荆湖北路三十五万石，两浙路一百五十万石，通馀羡岁入六百二十万石”。[9]这六百万宋石米大部份供应开封京城，小部份供应开封府各县、应天府和拱州，[10]以作军人和官员食用。但因交通条件所限，一般不调运至与辽、西夏接壤的河北、河东和陕西。宋仁宗时，南方驻禁兵为198指挥，北方驻禁兵为1，739指挥，其中开封府京城和各县驻684指挥，京东驻140指挥，京西驻166指挥，河北驻254指挥，河东驻159指挥，陕西驻336指挥。[11]在河北、河东、陕西等重兵集结地区，乡村徵收两税而得的粟麦，完全不能满足“军饷边储”之用，而必须仰仗於大量和籴粮草。例如宋仁宗时，“每年河北便籴粮斛三、四百万石”，[12]河东“十三州税轻”，“二税三十九万二千馀石，和籴八十二万四千馀石”，比两税多一倍以上，“本路恃为边储，理不可阙”。[13]
南宋时，作为正规军的屯驻大兵有四十多万人，连同禁兵、厢兵、土兵、弓手等非正规军约有六、七十万人。南宋後期，在蒙古贵族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军队更是有增而无减。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贾似道上奏说，自“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迄今，节次招军凡二十三万三千有奇，除填额，创招者九万五千，近又招五万”。[14]在十多年间，兵力编额净增十四万五千人。南宋的兵力固然少於北宋，而土地也比北宋少了约三分之一，至南宋後期，四川又大部残破。为了供应军饷，仍须依赖和籴。
宋高宗时，由于战乱後户籍与税籍紊乱，大姓巨室广占田地，千方百计抗税和逃税，故两税收入减少。北宋时，两浙、江南和荆湖五路上供米四百七十万石，而至绍兴时，“所欠一百万斛有奇”，[15]故尤须仰赖和籴。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宋廷规定，“临安，平江府，淮东、西，湖北三总领所岁籴米百二十万石有奇”。“浙西凡籴七十六万石：行在省仓三界三十五万五千，临安、平江府场各二十万。淮西总领所十六万五千，湖北、淮东皆十五万石”。[16]行在临安“辇毂之下，供馈至广，岁用粮一百五十馀万石，虽全仰两浙苗米，然所得不过八十馀万石，其馀七十馀万石尽係坐仓收籴及和籴客人米斛”。[17]此外，“四川军粮岁用一百五十六万馀斛，其十三万馀斛岁收，一百三十七万斛籴买”，籴买粮计“关内七十八万石，关外六十万馀石”。[18]可见四川军粮绝大部份依靠和籴。
除了军士用粮外，马料和马草亦须和籴。“行在诸军马草，每年计三百六十万束，每束户部降本钱百文，下浙西漕司于诸州收买”。[19]南宋马料一般都用大麦，四川“置场籴买，岁用大麦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斛”。[20]临安驻军的马料，也“以其数和籴于民”。[21]
总而言之，和籴粮草在宋朝的财政收支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实为军饷边储之所繫。特别到南宋後期，“土地日蹙，赋入日少，恃和籴以足糗粮，倚造楮以为泉货”。[22]和籴粮草与滥印纸币，成了宋廷弥补财政亏空，苟延残喘的主要经济手段。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程元凤说：“去岁所籴，视宝祐三年以前，多三分之一。”[23]反映当时的和籴额不断增加。
二、官府的籴本
宋朝和籴制度十分复杂，有各种名目，实际上表明籴买粮草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如果大致分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官府置场和籴，招徕商人和富豪出售粮草；二是实行抑配徵购。
宋代商品经济较唐代有很大发展，和籴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当时商品经济发达的一个侧面。官府和籴粮草，需要有“和籴本钱”，[24]简称“籴本”。[25]置场和籴一般可谓是名符其实的和籴，因为如果没有赢利，商人和富豪是不会向官府出售粮草的。例如宋仁宗宝元时，“收买秆草一千万束，行人估定每束一十三斤，末等价例一十九文”，结果皇帝“诏令三司特更添五文”，另外又“依旧例更支脚钱五文”。[26]每束草包括运输费(脚钱)在内，共支二十九文。至於抑配徵购固然有“名虽和籴，其实白夺”的情况，[27]而在不少场合，也多少要支付一些籴本。
研究官府籴本的演变，对于了解宋朝和籴的性质，宋朝的财政史，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宋太祖时，已在“缘边和市军储”，[28]但籴本的具体内容不详。司马光说，宋太宗“平河东”，“戍兵盛众，命和籴粮草以给之。当是时，人希物贱，米一斗十馀钱，草一围八钱”，後物价上涨，“或更折以茶，布”。[29]此外，因与辽作战，“河北用兵，切于馈饷，始令商人输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优为其直，执文券至京师，偿以缗钱，或移文江、淮，给茶、盐，谓之折中”。[30]可知当时作为籴本者，不但有钱币，还有茶、盐、麻布之类，实际上是以物易物。
和籴粮草，作为商品交换，或是由官府直接支付钱货，或是以文券、钞引之类为中介凭证，由商人往外地领取钱货，以节省官府的运输负担和损耗。这两种方式都为後世所沿用。以钞引间接支付的方式，又牵涉到十分复杂的茶法、盐法等等。
北宋中期，和籴粮草的记述更多，官府支付的籴本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铜钱：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出内藏钱七万贯，付京西路市军粮”。[31]宋仁宗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又出内藏库缗钱五十万，河北市粮草”。[32]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出内藏库钱一百万，下河北市籴军储”。[33]
二、铁钱：北宋时，陕西与河东为铜钱和铁钱兼行地区，四川为铁钱行用地区，并以铁钱为本位，发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宋仁宗天圣时，为鼓励四川客商在陕西一些州军“入中粮草”，规定可由官府“出给交抄，於四川益州或嘉、邛等州请领铁钱及交子使用”。[34]
三、交子：除了上引记载外，如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取益州交子三十万，於秦州募人入中粮草”。[35]
四、银：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诏出内库银三十万两付三司，送天雄军博籴军储”。[36]宋仁宗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诏三司出银十五万两下河北路，绢十万下河东路，助籴军粮”。[37]
五、珠：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出内库珠，易缗钱三十万，籴边储”。
六、丝织品：当时以丝织品和籴粮草的记载不少。如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出内府绫、罗、锦、绮，计直百八十万”，“赴河朔博籴斛粟，盖乘其丰稔，以资军实”。[38]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出左藏库绢十万，下陕西缘边州军市籴粮草”。[39]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留四川上供紬、绢十万，於环、庆等州博籴粮草”。[40]
七、丝绵：宋仁宗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出内藏库紬、绵五十万，下河北、陕西路市籴军储”。[41]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出内藏库缗钱十万，绸、绢二十万，绵十万，下河北助籴军储”。[42]
八、麻布：宋真宗景德时，京西转运使郑文宝“请自京给大方茶并晋、绛州布七万匹，付辖下州军，依河东例和籴军储”，未获批准。[43]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出布十万端易钱，籴河北军储”。[44]麻布作为比较低级和粗糙的纺织品，一般价值不高，故除了如河东那样，抑配民间，强行徵购粮草外，往往只能在“易钱”後，方才得以作为籴本。
九、盐：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梁鼎说，“陕西沿边所折中粮草，率皆高抬价例，倍给公钱”，如在镇戎军，“颗盐十八斤十一两止易米一斗”，“颗盐十三斤二两止易粟一斗”，“颗盐十二斤十一两止易草一束”。[45]这是因为不“高抬价例”，商人和富豪便不肯入中粮草。宋仁宗康定前，“陕西旧於沿边秦、延、环、庆、渭、［原］、保安、镇戎、德顺九州军听人入中粮草，算支解盐”。[46]除解池颗盐外，宋仁宗康定时，“诏商人入刍粟陕西并边，愿受东南盐者，加数与之”。[47]可知东南末盐亦充籴本。
十、茶：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梁鼎说，陕西镇戎军折中粮草，“茶一斤止易米一斗五升五合五勺”，“止易粟一斗五升〔五〕合七勺”，“止易草一束五分”。[48]宋仁宗时，“客人将陕西、河北入中、便籴粮草交抄，贴纳钱物，算射茶货”。[49]可知茶也可作为官府的籴本。
十一、矾：宋仁宗时，“河东矾积益多，复听入金帛、刍粟，刍粟虚估高，商人利於入中”，“矾之出官，为钱二万一千五百，才易粟六石”。[50]
十二、香药、象牙、犀角：象牙、犀角之类为外洋舶货，北宋时实行禁榷，因积贮甚多，也作为籴本。早在宋太宗末年，“西北宿兵，募商人入刍粟，度远近，增其虚估，给券，以茶偿之，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象齿”。如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的“三分法”，规定为“茶引三分，东南见钱二分半，香药四分半”。[51]这种以各类物品搭配，充作籴本的办法，在宋时甚为流行。
总的说来，到北宋中期为止，官府的籴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於茶、盐之类禁榷物资，交子在籴本中所占比例肯定不大。当时交子币值稳定，购买力有时甚至高于铁钱，却开了後世广泛行用纸币的先例。如珠、麻布之类，是兑换成钱币，以充籴本，这与钱币、交子等直接支付民间，也有所不同。
宋神宗时，籴本的构成有所变化。除了继续用钱、绢、银、茶等等充籴本外，如度牒、官告之类也开始作价充籴本。度牒是僧道的凭证。自宋神宗即位的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始鬻度牒”，“赐陕西转运使度牒千道，籴榖赈济”。[52]一道度牒“熙宁之直，为百二十千”，[53]而至元丰时，“每道为钱百三十千”。[54]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宋神宗“赐秦凤路都转运司度僧牒二千，试监主簿、斋郎、州助教敕牒三百，变置籴本”。[55]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赐广南西路转运司度僧牒二千，籴宜、融州军粮”。[56]
宋时也有所谓纳粟授官，如监主簿、太庙斋郎、州助教之类低等官员，往往因出粮赈贷，置办紧急的人工和物料等等而授官。宋真宗时，曾规定在河北、陕西等地“许民输军储”，“依逐等数酬奖”，如“镇戎军、环州、渭州、保安军、延州、原州、庆州千石与本州助教、文学，二千石与出身，三千石与簿、尉、借职，四千石与三班奉职，五千石与诸寺、监主簿，六千石与正字、校书郎，七千石与太祝、奉礼，八千石与大理评事、殿直，九千石与诸寺、监丞，侍禁，万石与大理寺丞、供奉官”。[57]但正式将官告之类折钱出售，充当籴本，还是始于宋神宗时。除了前引记载外，如在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诏赐监主簿、斋郎、州助教告身补牒，共为钱十五万缗，付广南东路转运司市粮草”。[58]又“诏赐坊场钱五万缗，监主簿告、斋郎牒、州助教敕总三十三，为钱五万缗”，付京东西路“籴军粮”。[59]从後一记载看，这些告、牒、敕的价格都约在千贯以上，相当昂贵。
交子、度牒、官告之类与钱、银、绢、茶、盐等等不同，官府实际上未花多少工本，便获厚利。然而交子等也不可不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如滥印滥发，则必然贬值。交子在宋哲宗“绍圣以後，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招致严重贬值，以至无法行用。[60]度牒一道，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岁卖三万馀纸，新旧积压，民间折价至九十千”。[61]尽管如此，宋廷依然将度牒、官告之类大量充当籴本，藉以搜刮民脂民膏。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诏泛给香药钞并告、敕、补牒、度牒、师号、紫衣，共二百万贯，付河北籴便司，广行收籴”。[62]当时除度牒之外，又出现了师号和紫衣两个新品种。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即北宋亡国前夕，又“预降度牒、紫衣、师号并见钱、新法钞，每路八十万贯，於江西、湖南、淮南、两浙路和籴粳米”。[63]
南宋初年，财政非常拮据，其籴本的构成，例如户部规定：“湖南籴米一十万石，依江西例，每石作四贯四百文，支降籴本四十四万贯，窠名下项：金银五万二千五百贯，见钱交子一十五万贯，总制钱、经制无额钱五万贯，移用钱五万贯，度牒三万五千贯，紫衣一万三千五百贯，师号一万贯，助教敕三万二千贯，迪功郎告四万八千贯。”据此清单，即使官吏对籴本并无克扣，则度牒、官告之类尚占十三万八千五百贯。当时湖南路正值旱荒，“饿殍满野，死亡十有六、七”，“田畴往往荒顿，无人耕种”，“米每升一百馀钱”，即每宋石达十馀贯。[64]浙西“籴买马料，转运司年年降本钱，比私价亦可得三之一，或用乳香，或用关、钞，或用见钱”，遂“为浙西之害”。[65]
南宋前期，籴本的构成出现了见钱交子、关子和会子三个新品种。交子係仿效四川交子，在东南一带充当籴本，除前引记载外，如在江南西路，“和籴米二十万石，其所降籴本，以三分为率，约计一分係新法交子，二分係金银、敕牒等”。[66]宋廷共印行交子约二百万贯，主要作为“和籴本钱”，却无足够的“合用钱本”，能予以兑换，[67]故旋即废罢。
关子是一种可以兑换钱币的票据。《庆元条法事类》卷37《籴买粮草》载绍兴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敕：“应给降过籴本关子，听民间从便使用，即不得辄有减落。如有妄说事端，贱价兑买之人，立赏钱五百贯，许诸色人陈告，其犯人取旨从重断罪。”这项规定旨在保证关子价格的稳定。王廷珪说，“朝廷给降关子和籴，江西每岁亡虑百万缗”，“赍至行在［榷］货务，并给见钱与之”。[68]关子除称见钱关子外，还称所谓一合同关子、三合同关子。[69]宋孝宗初，因“江西累岁丰熟”，“给降空名度牒八百道，榷货务印造三合同见钱关子三十五万贯”，“置场和籴”。[70]淳熙时，“诏户部支降三合同关子一十万贯，应副湖广总领所，量州军事力，均拨收籴”。[71]王师愈说：“无见钱以为籴本，或给官告、度牒，或给三合同关子，或给乳香、茶引，令州县变转现钱，不免强敷之於民。”[72]
南宋时，以铜钱作本位的东南会子是最重要的纸币。会子在籴本中所占的地位，也无疑比关子和交子重要。会子自绍兴末发行後，到宋孝宗时，开始大量充当籴本。如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户部建议：“今更不给降度牒、关(关子)、引(末茶引)，欲改降新印会子，品搭钱、银，支降本钱一百二十五万贯，每石大约价钱二贯五百文省，收籴五十万石。镇江府一十万石，计本钱二十五万贯：会子一十四万贯，银五万五千贯，见钱五万五千贯。建康府二十万石，计本钱五十万贯：会子二十八万贯，银［一］十［一］万贯，见钱一十一万贯。池州五万石，计本钱一十二万五千贯：会子七万贯，银二万七千五百贯，见钱二万七千五百贯。隆兴府一十五万石，计本钱三十七万五千贯……会子二十一万贯，银八万二千五百贯，见钱八万二千五百贯。”[73]得到宋孝宗的批准。在这次以会子和钱、银搭配的籴本中，会子占56%。在四川，“括兴元、阶、成、西和、凤、文、龙等州民户家业而均科之”，计和籴五十二万石粮，“每石予钱引四道有半，其二分折茶，实给三引，耗费、斛面不与焉”，[74]这是使用当地纸币钱引充籴本。
宋孝宗时，会子的币值虽也有波动，但由于控制了发行量，并采取其他措施，还大体保持稳定。自宋宁宗开禧北伐後，宋廷滥印滥发会子，币值跌落，有时甚至变成废纸。可是宋廷依然大量抛降会子、度牒之类，作为籴本，以搜刮百姓的膏血。如宋宁宗嘉定初，在潭州“攽降［籴］本，係用金银、度牒、官会品搭支还”，至嘉定末，“支拨和籴米本，会子七万贯，度牒一百五十道，每道作八百贯变卖”，“令潭州守臣就本州措置和籴米一十万石”。[75]宋理宗时，江东转运判官徐鹿卿上奏，要求“科拨十八界新会一百万贯，下本路为籴本”。[76]据《至顺镇江志》卷6载，宋理宗时，“因连年用兵，粮食不给，造楮币七、八千万，于两浙、江东、西和籴米八百馀万斛，接济军饷，天下劳扰”。这些数字不一定确切，但用大量会子籴买粮草，则是事实。在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沿江制置司招籴米五十万石，湖南安抚司籴米五十万石，两浙转运司五十万石，淮、浙发运司二百万石，江东提举司三十万石，江西转运司五十万石，湖南转运司二十万石，太平州一十万石，淮安州三十万石，高邮军五十万石，涟水军一十万石，庐州一十万石，并视时以一色会子发下收籴，以供军饷”。[77]共计达560万石之多的军饷，全以当时贬值甚烈的十七界、十八界会子徵购，实际上与无偿强徵相差不多。
自北宋迄南宋，籴本的构成无疑有重大的变化，一方面是钱、银、茶、盐之类的比例下降，另一方面是纸币、官告、度牒之类的比例上升。这表明官府的实际籴本支出愈来愈少，而民间的和籴负担愈来愈重。
然而和籴粮草毕竟与和买绢帛不同，并未演变成为定额赋税。宋廷每年抛降各地的和籴额，须视军饷边储之所需，各地丰歉的状况而定，并未完全形成固定不变的数额。此外，籴本以会子之类支付，虽币面价值与市场价格差距甚大，终究也不能与取消籴本完全等同。如南宋末，贾似道掌政，发行关子，规定十八界会子“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足”。[78]实际上，“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贸一草履，而以供战士一日之需”。[79]可知在某些场合下，尽管币值甚低，尚不能与废纸等同。终宋一代，由于籴本始终未曾取消，故和籴也就多少带一点籴买粮草的性质，如前所述，成为一项似税非税的负担。
三、和籴的各种名目
宋朝各种名目的和籴制度，并非在北宋初即已应有尽有，而是在各代陆续设置，或兴或废。如北宋前期至中期，“市籴之名有三：和籴以见钱给之，博籴以他物给之，便籴则商贾以钞引给之”。[80]这是当时三种主要的名目，其差别又仅限于籴本的不同。今将宋时各种名目的和籴制度分别介绍於下：
一、和籴：“和籴”一词最早含义较窄，仅限於用钱币籴买粮草，後来才逐渐演变成为市籴粮草的通称。如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诏河北转运司，今岁河朔大稔，於应通水路州军增钱和籴，务广储蓄”。[81]大中祥符时，宋真宗对宰臣王旦等人说：“夏麦虽稔，至於和籴，当优给其价，仍支见钱，其博籴亦应农民不易。”王旦等人说：“便籴亦以他物准折，与博籴同，农民俱为不便。”[82]宋太宗平河东後，“和籴粮草”，最早也以钱币作为籴本。[83]随着籴买粮草的数额愈来愈大，单纯以钱币作籴本的和籴制度，便愈来愈难以维持下去。如宋仁宗时，“自来河东路和籴粮草，支一分见钱，三分茶”。[84]实际上成了一分和籴，三分博籴，却仍沿用了和籴的旧名。可见和籴的含义由窄变广，正是原来的和籴制逐渐破坏的结果。
二、博籴：北宋时，用钱币以外的各种物品充当籴本的博籴，颇为盛行。宋真宗时，曾“免秦州所逋博籴军粮八千六百九十馀石”。[85]宋仁宗庆历时，“遣内侍赍奉宸库银三万两，下陕西博籴榖麦，以济饥民”。[86]按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诏规定：“每年抛降夏秋色粮草与逐处收籴、便籴、博籴，转运司於州军差官往彼专监入纳者，其粮草及得元抛万数，即优与酬奖，七分已上替日磨勘，理为劳绩，五分已上替日磨勘，与家便近地一任差遣，如只是便籴得数多，收、博数少，并不酬奖。”[87]收籴即是以钱币作籴本的和籴，此诏说明宋廷对博籴的重视，也反映当时便籴易于“得数多”，而“收、博数少”的事实。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诏：河北路转运、提举司置场，以常平及省仓岁计馀粮减直，许民以丝、［绵］、绫、绢增价博买，为转运司年计，或俟秋成博籴”。[88]这是官府出售馀粮，换取民间丝、绵、绫、绢之类，以备秋收时又以丝、绵、绫、绢之类进行博籴。元丰时，“熙河等路诸司各置场博籴，或用见钱，或用茶，或用盐钞”，或“兼用綵帛博籴”。[89]既然用钱币或盐钞籴买粮草，也可称博籴，可知当时“博籴”一词的含义也发生变化。南宋初，“给降空名官告，於浙西州军劝诱博籴米五十万石，马料一十五万石”，“依价支还官告、度牒、紫衣、师号”。[90]当时虽亦沿用博籴的旧名，其实已非博籴的旧制。
三、便籴：宋代“俗谓借钱为便钱，言借贷以便用也”。[91]北宋时，便籴、入便、入中、折中等名词，词义比较接近，又有所差别。便籴是指官府以钞引籴买粮草，入便是指商人等纳钱或出粜粮草，领取钞引等类。如宋仁宗时，陕西“收籴、博籴粮草数少，便籴数多”，“盖是监籴官员、使臣不切用心，趁时收、博，致过时却就贵价入便”。[92]入中是指商人以刍粟等物输纳官府，以换取茶、盐、钱之类，而折中是指官府以茶、盐、钱之类折还商人入中的刍粟等。入中和折中往往以钞引之类作交易的中介。[93]
便籴到宋仁宗时，已成最重要的籴买制度，如前所述，便籴粮草的数额往往超过和籴与博籴。宋神宗时，曾布和吕惠卿上奏说：“臣等出使河北，考详边储仰给便籴，自来措置无术，胥吏、专斗厚取贿赂，而又官阙见钱及时收籴。”[94]便籴制虽盛极一时，由於出现种种流弊，往往使官府亏损籴本，故逐步衰落下去。
四、推置：北宋前期至中期，“京东、西、陕西、河北阙兵食，州县括民家所积粮市之，谓之推置”，这种强行徵购的方式，并非“常制”。[95]
五、对籴：北宋前期至中期，主要在京东、京西、河北、陕西等路，“取上户版籍，酌所输租而均籴之，谓之对籴”，当时亦非“常制”。[96]南宋时，四川也实行对籴，“民输米一石，即就籴一石，或半价，或不支，且多取赢”。[97]
六、青苗钱：“陕西籴榖，又岁预给青苗钱”，看来是较早的事。[98]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罢陕西预放青苗价钱”。[99]然而事隔不久，李参又“令民自隐度麦粟之赢，先贷以钱，俟榖熟，还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羡粮”，以解决陕西“多戍兵，苦食少”的问题。王安石的“熙宁青苗法盖萌於此”。[100]然而熙宁青苗法与早先的陕西青苗钱有所不同，陕西青苗钱实际上是籴买粮草的一种方式。
七、坐仓：坐仓是将军人、官吏等吃不完的馀粮返粜於官府。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令诸军馀粮愿粜入官者，计价支钱，复储其米於仓”。[101]但当时实施范围尚限於开封。翌年，王安石领导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上奏：“检会编敕：军人食不尽月粮口食，并许坐仓粜入官。自来河北、河东、陕西州军少阙省钱，多不施行。欲乞三路如阙见钱，许提举常平仓司坐仓收籴，以备俵散。如合留充军粮支遣，即却令拨充和籴或入中仓。”[102]宋神宗批准此奏。“诸军、班及诸司库务公人”的“坐仓条贯”，是在熙宁前制定的，[103]而在熙宁时才认真实施和推广。元丰时，连广南路的海南岛也实行坐仓制。[104]宋哲宗初，规定陕西一些州军“和籴场仍并用见钱籴买，内坐仓收籴官员、诸军斛斗并召情愿，不得抑勒”。[105]坐仓制的弊端在於“低价抑籴”。[106]北宋末，李纲说，在陕西关中之地，“有司窘於泉帛，无以广籴”，“又行坐仓之法，士有饥色，其何以战”？[107]南宋孝宗时，司农少卿张宗元建议：“其诸仓收到籴本钱，止籴坐仓米斛，凑足一岁之用，若有馀，则［另］项桩积，以增储蓄。”[108]可知当时坐仓制依然实施而不废。 八、结籴：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都提举市易司言：昨遣刘佐体量川茶，因便结籴熙河路军储，得榖七万馀石。诏运致给本路”。[109]据《宋史》卷175《食货志》说，这即是实行结籴制之开端。然而结籴一词颇为费解。据王居卿说：“市易之法有三：结保赊请，一也；契书、金银抵当，二也；贸迁物货，三也。”[110]当时粮草有结籴，其他物品有“结买”，[111]应是商人五人以上结成一保，用金银、田地房产等契书作抵押，向市易司赊贷本钱，贩运粮草或其他物品。
宋神宗时，主持市易法的市易司和市易务也从事粮草的籴买工作。如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宋廷“给度僧牒二千，付都提举市易司募人入钱，为秦凤路转运司籴本”。[112]这还是实行结籴制前的筹措籴本。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诏：祁、定州民欠市易、水利、淤田司结籴粮，可止令依常平法，出息二分，纳钱”。[113]按市易法，向官府赊请籴本，半年付利息一分，一年付利息二分，到期无力支还，每月加2%的罚息，对祁州和定州欠结籴粮，改用常平法，应是例外的情况，故由宋神宗下诏规定。实行结籴法後，向市易司和市易务赊请籴本者，不仅有商人，也有官员，商人王震上书说：“结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经年方输者。”宋廷派人“究治”的结果，总管王君万等人“负熙、河两州结籴钱十四万六百三十馀缗，银三百馀两”。[114]“熙州制置司以官盐钞等物赊借与持服人胡渊等，用结籴为名，贾贩拖欠”。[115]此外，官员鲜于师中、高遵裕等也“违法结籴”。[116]结籴制延续到北宋末。宋徽宗崇宁初，蔡京将结籴制“行於陕西，尽括民财以充数”。[117]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宋徽宗在诏中宣布：“其分籴、结籴、敷籴、配籴更不输纳。”[118]从宋神宗时 “祁、定州民”欠结籴粮的记载看来，结籴制逐渐由商人自愿结籴演变成抑配民间结籴，至北宋末更成为民间一大祸害。
九、俵籴：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宋廷原准备运往澶州和北京大名府一百万石粮，因运费约需三十七万贯，价格昂贵，故改为“岁给［末］盐钱钞、在京粳米总六十万贯、石，付都提举市易司贸易。度民田入多寡，预给钱物，至收成时，令於澶州、北京及缘边州军入米粟麦封桩。候有备，遇物价贵，听籴便司权住入中，借兑支用，须岁丰补还。其市易司所籴如价高，令以渐计置”，谓之俵籴。王安石说，俵籴“可榷河北入中价”，“转之河北，非惟实边，亦免伤农”。[119]但吕惠卿反对实行此制，认为“市易俵籴事”，主持市易司的吕嘉问“必不能［办］”。[120]不管当政者实行俵籴的目的如何，在腐败的官僚政治下，乡村俵籴实际上只能成为民间负担。宋徽宗时，“蔡京令坊郭、乡村以等第给钱，俟收，以时价入粟边郡。弓箭手、青唐蕃部皆然。用俵多寡为官吏赏罚”，[121]“行结籴、俵籴之法，尽括民财充数”。[122]完全是强制徵购，甚至出现“榖麦未登，已先俵籴”的情况。[123]
十、兑籴：兑籴是指某个官司籴买粮草，由宋廷或另一个官司支还籴本。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吕升卿建议淮东实行兑籴，“发运司许籴上供米三十万石，与本路阙军粮处，令转运司依价拨还”，得到宋神宗批准。[124]宋神宗还在对环庆路安抚使楚建中上奏的批示中说：“本司无见粮，即计会转运使兑籴。”[125]司农寺言：“江东、淮、浙灾伤，当赈籴。闻江南西路榖稍贱，乞遣知咸平县、殿中丞吴居厚计置，及于荆湖路兊籴应副。”得到皇帝批准。[126]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诏：淮南路常平司於二麦丰熟州军及时兑籴出散，不得积留，以致陈坏”。[127]元丰时，蹇周辅上奏说：“司农寺、市易、淤田、水利等司自来所计置粮榖，并散在缘边及近里州县，其间七分白米，然各去定、瀛州远，难运入新仓。今缘边州军阙米，转运司见收籴。乞以此米兑籴於逐司，令还价钱。却令措置籴便司依旧籴九分白米。”宋神宗批准此奏。[128]宋哲宗初，反变法派废罢青苗法，“户部乃请令转运司更不收籴年计，止将常平［斛］斗兑籴”。[129]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淮南、河北、京东、京西、府界今岁夏麦丰熟，榖价甚贱”，宋廷规定由各路提刑司“令州县比市价添钱收籴，向去有价或不亏元本，便许变转兑籴”。[130]在宋徽宗和南宋时，也依然实行兑籴制。[131]
十一、寄籴：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权三司户部判官皮公弼言：乞河北便籴司於大名府等处差官置场，寄籴斛斗”。宋神宗批准此奏，并规定“今後令便籴司相度，如合寄籴，即一面施行”。[132]当时在边远地区，由“商人入中，岁小不登，必邀厚价，故设内郡寄籴之法，以权轻重”。[133]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户部言：“恩州至沧州等处见有寄籴粮斛约八十馀万石。欲乞下河北路都大提举籴便司，令随本处州县人户賖借，内第三等不得过两石，第四等、第五等不得过一石，即不得抑勒。候次年夏秋收成日输纳。其已有賖欠者勿给。”宋神宗予以批准，[134]可见寄籴数额相当可观。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官员对寄籴制度发生争议，李南公和王子渊认为，“寄籴法行之已久”，可以“平准物价，使轻重之权，不为兼并所制”，宋廷采纳他们意见，故寄籴法不予废罢。[135]东南发运司也实行寄籴，“有百馀万缗在诸路作籴本。如浙路水旱，淮南大熟，即以浙路合籴之数，于淮南寄籴，而淮南之钱却在浙路。诸路通融皆仿此”。宋徽宗崇宁时，“改为直达，发运使胡师文作羡馀献之，除户部侍郎，而转般一年之储无有矣”。[136]宋孝宗时，因浙西“米榖日少”，“於淮西总领所寄籴客米一十万石，以补岁用”。[137]
十二、折籴：宋仁宗天圣年间，“诏出内藏库绢六十万，下河北折籴军储，自三等而上户计其税一石者，籴五斗”。[138]时的折籴其实与对籴类似，实际上还不能作为一种籴买制度。宋神宗元丰时，司农寺言：“近差主簿韩宗良往淮、浙起发粮斛。缘逐路今岁秋熟，物价甚贱，其积［欠］苗、役、坊场等钱可以乘时折纳，以广收籴。今乞就差宗良提举淮南东路、两［浙］诸州军折籴。”宋神宗“诏韩宗良，如所折籴可以般运，不致损坏，及有贮积处，即依此施行”。[139]这是将民间积欠的青苗钱、役钱、坊场钱等，折纳粮食，谓之折籴。
十三、配籴：宋真宗时，“京西转运使请于部内配籴刍粮”，知河南府温仲舒“请等第配籴”。[140]宋仁宗时，“河北配籴民粟至二百万石，民蓄榖尽籍，加督责，户不聊生”。[141]包拯也上奏说：“臣窃闻江、淮、两浙、荆湖南、北路近岁旱涝相继，粒食踊贵。淮南西路蕲、黄等州尤甚，去秋霖雨陨霜，损害苗稼，今夏大水，飘流居人。兼又官中配籴，民间之蓄尽输入官，官籴既多，迨今五月不雨，秋苗悉已枯槁，米价斗二百文。”[142]他在另一奏中说，“缘河北转运司近年失于计置，自灾伤之後，近里州军例皆阙乏粮储，有只支得一两月去处。虽本司于去年秋擘画，预给三说文钞，配籴三百五十万。自後又为安抚司以配籴不便，乃借支诸州常平仓及那拨封桩斛斗外，只令籴三十一万石，为一年准备”。“近准中书札子，令更配籴一百万石，充军粮。况河北、河东水旱相继，人户流亡殆尽，虽有存者，亦宜抚恤，不可重有搔扰。虽欲抑配，必恐无由办集”。[143]郑獬也上奏说：“兼闻河北便籴，官价殊高，豪民亦有藏粟邀价者。及官配籴甚急，而粟价愈贵，若便籴、配籴，宜一切罢之。”[144]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诏说： “福建、广东、湖南和籴、配籴、括籴指挥，令提举粮草司详度，如不须施行，即一面指挥讫奏。”[145]太原知府韩绛报告“河东夏秋大熟”，宋神宗“诏听以一半配籴”。[146]如前所述，宋徽宗宣和末下诏，也提到“配籴更不输纳”。配籴无疑是一种抑配民间的强制性籴买。
十四、括籴：宋仁宗时，郑戬在陕西“奏罢括籴，以劝民积粟”。[147]如前所述，在宋神宗时，湖南、福建、广东等路也实行括籴，但具体内容不详。宋哲宗元符时，“泾原经略使章楶请并边籴买，豫榜谕民，毋得与公家争籴。即官储有乏，括索赢粮之家，量存其所用，尽籴入官”，谓之括籴。[148]南宋初，“朝散大夫蔡伸于乡村括籴，而不偿其直”。[149]南宋後期，阳枋上书余玠，谈四川一带的重敛说：“粤自军兴，和籴无虑四变，为劝谕，为科俵，为掇籴，为括籴，民日益困，财日益匮。”[150]这是一种强制徵购馀粮的非常措施。
十五、劝籴：宋徽宗时，童贯在陕西实行劝籴，实际上也是向民间强行徵购，故官员钱即说：“劝籴非可以久行。”[151]南宋初，对浙西“富实积藏之家，不拘官户、编户”，以官告、度牒之类“劝诱博籴”，谓之“劝籴”。[152]宋孝宗时，为解决四川军粮供应，“命总领李蘩以本所钱招籴，惧不给，又命劝籴其半，劝籴之名自此始”。李蘩建议：“欲于上户劝籴，令民自量自概，自输之仓，以防多取之弊。”後来四川劝籴曾一度废罢，至宋宁宗开禧北伐失败後，又“令金、洋、兴元三郡劝籴小麦三十万石”，由总领所“照李蘩成法措置”。[153]总的看来，劝籴大致是向上户徵购馀粮。
十六、均籴：宋徽宗时，童贯在陕西实行均籴，其法为“摊定一州一县合籴都大石数，会计一州一县逐等第都计家业钱纽算，每家业钱几文，合籴多少石斗”，[154]完全以各户家业钱的多少均摊。河东和陕西沿边的乡兵弓箭手也摊派均籴。“自来均籴虽分等第，缘物力贫富不同，遂至轻重不均”，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改为 “上等均籴三硕，中等二硕，下等一硕，依在市中价”，“依崇宁弓箭手敕本户结籴法，预借价钱，其新招到人权免二年均籴”。[155]後来不仅北方“河北、河东仿陕西均籴”，连南方的两浙、荆湖等路也实行均籴。[156]均籴制为害甚烈，“贱入民粟，增估金帛以偿之，下至蕃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全陕骚然，几至生变”。[157]“河东俗少种麦，民无以输”，官员崔钧上奏後，“有旨遂罢夏籴”，[158]但对秋粮的均籴依然如故。北宋末，宋钦宗在手诏中也承认：“常赋之外，横加籴买，均籴、贻(贴)籴、结籴，其名甚众，惟以官告、度牒之类等第科配。”[159]均籴制延续到南宋。绍兴末年，广南西路化州“和籴万石，支价钱四百，仍就税户均籴，民间甚以为患”。[160]
十七、敷籴：北宋末，已出现“敷籴”的名目。[161]南宋初，胡安国《时政论》说，在荆湖南、北路，“收籴则有均籴、敷籴、补籴。”[162]南宋後期，李曾伯上奏说，“敷籴则派付上户，上户不敢不受”，当时推行“苗头敷籴”，即依两税的秋税额摊派和籴额。[163]黄震说：“籴以不均而扰，则敷籴固宜也。然数亩之家，斗升之租亦敷之，可乎?”[164]可见敷籴按亩税额分摊，下户亦不能免。《群书会元截江网》卷7也说，“凡田产之在畿者，必捐廪以应敷籴之急，虽权倖之家不容免也”。“今也貔貅待哺，岁辄苦之，计亩敷籴，浸成常额，甚至有并縁扰民，以为己利者矣”。
十八、带籴：南宋初，薛徽言上奏，论“带籴之弊”，带籴为“湖南一路旧有之，名籴而未尝给钱，多或兼倍正赋，州县受纳，必先籴而後租，民不供命，但能充籴而已”，主张“宽贫下带籴之米”。[165]江西“带籴米斛，每正苗一石，带籴二斗”。[166]
十九、借籴：南宋初，“言者论浙西科敛之害”，“不支籴钱，强令输粟，号曰均籴，又别立一名，曰借籴”，事实上无非是“借”而不还，“官吏於常赋、均籴之外，复计顷亩，以月科敷”。[167]
二十、科籴：据《长编》卷400元祐二年五月乙卯载，北宋时，河东“据其田亩，视其苗稼，等第科籴”。宋高宗“绍兴中，蜀军无见粮，创为科籴”，[168]“诸州岁籴六十万石”。宋孝宗淳熙时，才下令四川“田里免科籴”。[169]但“建康人户”“犹是一贯省，科籴一石”。[170]南宋後期，宋廷摊派一些官司籴粮，也可称科籴。如泸州“民困于科籴，岁以四万缗，敷二万斛”。[171]潭州“因榷酒之故，岁岁行下科籴糯米，所酬之直，未必能及时价，所支之钱，未必能到人户”。“岁造二十万缗之酒，用糯至多，苟不科籴，何所取办”？[172]李曾伯说，湖广总领所“蒙朝廷科籴七十万石，江西、湖南两漕司共科籴七十万石”。[173]
二一、招籴：南宋时，置场和籴有时可称招籴。宋宁宗嘉定时，黄度在建康府，“时商贩不通，米价甚贵，虽有主业之家，不免艰食”。他“以帅司招籴盐钞下元估三之一，诱致米商”。[174]南宋晚期，吴泳在《西陲八议·广籴》中说：“广籴之法有三，其上就籴，其次招籴，其下桩籴。就籴者就于边，而省漕运之烦；招籴者通于商，而免官买之弊；桩籴者储于州县，而有军旅缓急之须。行之一月，当有一月之效；行之一岁，当有一岁之劳。”[175]李曾伯说，“招籴则支付民旅”，“依市价招籴则难”，因籴本不足，“民旅望而不来”。[176]在宋廷财政窘急的情况下，招籴也往往变成非自愿的徵购。宋理宗时，徐鹿卿说：“顷年虽曰招籴，然半是出等之家，以礼劝籴。”[177]宋孝宗时，广西路“损其估以市米於民，曰和籴，曰招籴，民愈病”。[178]
二二、秋籴：宋理宗时，四川又实行秋籴，“大抵以人户家业钱敷派，此外别无秋苗之输，名籴而实敛也”。“淳祐十二年余玠任内，元敷八十二万一千馀石，实催及五十一万一千馀石，宝祐二年蒲［择］之籴司元敷五十七万五千馀石，实催及三十二万二千馀石”。“蜀饷一年调度，凡取办於秋籴者过半焉”。“独惟有司於秋籴之外，又有和籴，立价犹时有高下”。“余玠任内民间米直大约每石四、五百贯，而官司秋籴每米一石，支第一料川引五十贯文，以京券价揆之，才比十八界五百文，仅是铜钱一百文足耳。蒲［择］之权司以来，民间米直大约七、八百贯，官司秋籴每米一石，增支作第一料川引八十贯文，以京券价揆之，亦只比十八界八百文，仅是铜钱一百六十文足耳。使此钱尽到民户，止得偿时价之十一，况又取［赢］於斛面，减剋于吏手”，“但白输尔”。[179]
二三、分籴：“分籴”一词见于北宋末。[180]据南宋崔敦诗说：“盖州县既承认朝廷之所籴数目，乃以其数科拨下属县分籴。县之于州，非钱不行，计会符移，则有使用，请降本钱，则有剋除，洎至得钱下县，已不及元定价直，无由收籴。于是不免科敷上户，或至中户，止据所请到钱，令认数入纳。”[181]看来分籴即是由州向属县分摊和籴数额。
二四、补籴：前引胡安国《时政论》已涉及补籴。宋孝宗时，“知信州赵师严补籴前政所亏常平米，方及半，而坐擅用，鑴两秩，永不得任亲民”。[182]宋宁宗初，彭龟年上奏说：“本府（江陵府）既有补籴，又有和籴，数目既多，深恐置场不能顿足，不免均之诸邑，诸邑复不免敷之百姓。上下相乘，其势有甚不得已者。”[18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6《嘉泰补籴关外桩积粮斛》载：“关外积粮八百馀万斛，然陈陈相因，庾吏率全其扃钥，以相授受，至可食者则无几。嘉泰甲子正月，有言北境増戍积粮者，朝廷下制置司，遣官盘量，且令除其腐败折阅之数，所有累界官吏失检点之罪，并槩豁免。时陈日华（晔）总赋，遂䧏度牒二万五千道，下总总所收籴补填焉。”可知补籴原是指籴粮补足仓储亏失数额，但实施时往往强制徵购。
其他如贴籴、[184]劫籴、掇籴、截籴[185]之类，籴名虽存，其内容已不知其详。
宋代籴买制度固然十分复杂，而且名目繁多。如实行大致分类，则便籴和寄籴基本上可算置场籴买，和籴、博籴、坐仓、结籴、兑籴和招籴是置场籴买与抑配徵购兼行，而推置、对籴、青苗钱、俵籴、折籴、配籴、括籴、劝籴、均籴、敷籴、带籴、借籴、秋籴、科籴、分籴和补籴应算是抑配徵购。贴籴、劫籴、掇籴、截籴之类虽已不知其详，既然都在民间造成骚扰，也应属抑配徵购一类。其中如配籴、科籴、敷籴等，似属泛指抑配徵购，与均籴、俵籴等专有名称，也有所不同。
为了进一步说明宋代和籴的性质，以下就置场和籴与抑配徵购两方面再作介绍。
四、置场和籴
宋朝一般在收获时节，利用粮价低贱之机置场和籴。“诸州军逐年夏秋例各置场，和籴、入中诸般粮草，准备军须”。[186]有时不仅州军，连县也可开设籴场，“州县各置一场，州委司户，县委主簿兼掌之，秋成之际，开场收籴，少增时价，以诱致之”。[187]至於粮草的收籴价格，“委知州、军同通判与监官当面勒行人，依在市见卖价例，估定钱数”。[188]前面提到宋仁宗宝元时，行人估定每束盪草重十三斤，“末等价例一十九文”，可为一例。有时，因有关官司“各自置场，竞争价直，互相违戾，致籴买不行”，[189]出现了互相哄抬粮价的局面。
《数书九章》卷12算题《推知籴数》：
问：和籴三百万贯，求米石数。闻每石牙钱三十，籴场量米折支牙人所得，每石出牵钱八百，牙人量米四石六斗八合，折与牵头。欲知米数、石价、牙钱、牙米、牵钱各几何?
答曰：籴到米一十二万石。石价二十五贯文。牙钱三千六百贯文，折米一百四十四石。牵钱一百一十五贯二百文。……
得一十二万石，为籴到米数。以米数乘牙钱三十，得三千六百贯，为牙钱。以石价二十五贯除牙钱三千六百贯文，得一百四十四石，为籴场量米折牙钱。以牵钱八百乘牙米一百四十四石，得一百一十五贯二百文，为牵头得牙人所与牵钱之数。今乃以石价二十五贯文，约牵钱一百一十五贯二百文，得四石六斗八合为牵米。
这道算题反映了置场和籴时官府、牙人和牵头三者的经济关系。
宋廷对各地籴场规定了籴买粮草的数额，有时还调拨籴本。如南宋初，宋高宗“诏令行在户部支银二十万两，绢一十万匹，付两浙提刑司，分［擘］於沿流州县置场，收籴封桩，听候朝廷支用”。[190]宋孝宗初，收籴马料，“每石且以一贯文省，供支降本钱三十万贯，令两浙、江东、西路转运司分拨，於沿流出产州军置场，以市价趁时收籴，专委知、通认数，如法桩管，不得擅行侵用”。[191]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因“江西路丰稔，［令］本路漕臣委官於丰熟州军置场，依市价收籴二十万石，左藏南上库支降本钱三十万贯”。[192]各地还须将和籴情况及时申报宋廷。如乾道初，“诏淮西总领所委官置场，和籴米一十万石”，“仍仰每旬开具籴到米数、用过本钱，申朝廷照会”。[193]有时甚至“每三日一次，具实直市价申三省、枢密院”。[194]
置场和籴一般须以籴本充足，籴价较高为代价。北宋陈襄《古灵集》卷6《知河阳县乞抛降和籴小麦价钱状》说：“本州(孟州)每岁抛降和籴小麦万数，多是过时收籴，每一斗官支价钱不下九十文以上至一百二十文，比之民间麦熟之时所直市价，常多三、四十文。”宋高宗时，萧振说：“收籴须是量增价直(如民间每斗用钱三百足，官中须用钱三百三十至四十文足)，其价随时低昂，为之增减，常使官中比民间价十分中多一、二分。”[195]如籴本不足，籴价较低，则置场和籴的方式便无法维持。如宋孝宗时，侍卫马军司军移屯建康府，该军马料“令江东漕司籴五万石，淮西漕司籴六万石，每石定价一千二百文。偶淳熙四年淮甸大稔，减价一半，遂为定例，由是州县不复置场，只以物力高下科抑人户”。[196]在籴价降为每石六百文的情况下，只能由置场和籴改为在乡村抑配徵购，以物力，即各户家业钱的多少进行摊派。可知置场和籴往往是名符其实的和籴。我们在前面说，宋代的和籴是一项似税非税的民间经济负担，这是就整体而言的，如仅以置场和籴而论，一般就很难说是似税非税的负担。
在腐败的官僚政治之下，置场和籴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流弊，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富豪与商人操纵粮价：一般说来，贫民下户不可能有多少馀粮出售，故置场和籴的主要对象无疑是商人和富豪。在粮食收获时节，“豪民兼并之家趁贱收籴，官中无可计置”，[197]官府争籴。他们“乘时贱取，闭籴以待官场之急”，[198]低价收籴，高价出粜，以牟厚利。故宋仁宗时，范雍上奏说：“天下和籴和买夏秋粮草，虽逐处开场，多被经贩行人小估价例，外面添钱收买，候过时，乘官中急市，即添价却将籴买者中卖。兼多方拌和均减，致粮草怯弱，又枉费官钱不少。”他主张“自今和籴和买须及时早开场”。[199]然而早开籴场也不能解决被商人和富豪操纵粮价的问题。欧阳修向宋廷报告说：“沿边军储事大，累年斛斗入便不敷。庆历元年只便到八十五万，二年只便到四十五万，三年只便到一百四万。……兼每年客人虽有斛斗，不肯便行入中，须待体探年岁丰俭，及伺候官中价例高低，常至三、四月间，方始猛来入中。”[200]宋神宗时，大臣吴充也说：“置场和籴，则猾民得以乘时要价，以困公上。”[201]可见置场和籴不可能制止商人和富豪的投机倒把活动。
二、官吏作弊：宋时有的官吏也与商人、富豪一样，做粮食生意，故早在宋太宗时就规定：“所有食禄之家并形势人并不得入中斛斗，及与人请求折纳。违者许人陈告，主吏处死，本官除名贬配。”[202]刑罚虽重，其实并无多大效果。宋仁宗时的记载说：“逐处官员自将收获职田及有月俸馀剩，或籴买粗弱斛斗中籴，是以互相容隐。不惟亏损官钱，兼且仓库守支，易为损恶，以至军人请得陈次口食，或形嗟怨之语。”[203]宋徽宗崇宁时，赵挺之说：“和籴入粟，鄯州以每石价至七十贯，湟州五十馀贯，盖仓场利於客人入中乞取，而官吏利於请给斛斗中官，获利百倍，人人皆富。是以上下相蒙，而为朝廷之害。”[204]宣和时，宋徽宗也下诏说，陕西官吏“缘籴事，循私意，公受请讬，乞取钱物，儹换变转，故损籴价，诡名借本，停塌入官，强籴搅拌，低估赢略，计会中纳，放债剋除。若抑配军兵，贱买交旁，复用转敖，搭带大量，不上［赤］历，诈作客人中官，及在任者冒法入纳”。[205]凡此种种作弊行为，结果无非是损公廪而肥私囊。
三、籴买的粮草品质低劣：宋时置场和籴所得粮草，品质低劣，事实上是无法剗革的积弊。宋仁宗天圣时，“上封者言：体量得河北诸州军每年和籴、便籴斛斗万数不少，官中估价不低，从来被诸色行人等将来米、粟两色入糠及秕榖，用温水拌和入中，在仓敖及一、二年间，便有陈次黑弱。”[206]宋廷为此屡下禁令，宋仁宗诏说：“诸路籴场以滥恶高估入官，许人陈告，百石者全给，百石以上予半，馀皆没官。”[207]当时还特别规定：“若监、专等不切用心，取受颜情告属，入便下夹杂粗弱不堪斛斗，致有亏损官物，其监官及转运使、副、知州、军、［通］判等并各勘罪，当议等第重行朝典。所有亏官剥纳价钱，并勒专副等填纳入官，具数闻奏，当行决配。”[208]宋神宗时也规定，“每岁住籴之後，选差官遍诣便籴州军点检，如不及分数，及有粮秕夹杂”，“干系官吏”要“重置於法”。[209]然而这些禁令显然没有成效。宋徽宗诏说：“诸司籴买军储，不容滥恶，条禁甚明。近岁奸弊百出，往往杂以糠秕灰土，致亏诸军粮食。”[210]南宋孝宗时，户部尚书曾怀也说：“访闻从来委官置场，和籴米斛，多是被牙侩、公吏与中卖之人通同作弊，比之市直，高抬价例，［赢］落官钱，所委官恬不省察，或籴湿恶米斛，不耐久贮，因而腐烂，失陷官物。”[211]
四、籴本亏损：为招徕富豪和商人出粜粮草，官府必须支付优厚的籴价，而所得粮草品质低劣，故籴本亏损，得不偿失的情况便长期持续下去。《长编》卷60景德二年五月壬子的记事说：
自有事二边，戍兵寖广，师行馈运，仰於博易，有司务优物估，以来输入，河北有水运，而地里差近亦有京师辇送者。其入中，大约［人］粮斗增六十五钱，马料增四十五钱。西鄙回远，及涉碛阴，运载甚难，其入中之价，灵州斗粟有至千钱以上者，自馀州率不下数百。边地市估之外，别加抬为入中，价无定，皆转运使视当时缓急而裁处之。如粟价当得七百五十钱者，交引给以千钱，又倍之为二千。切於所须，故不吝南货。初，商人以盐为急，皆竞趋焉。及禁江、淮盐，又增用茶，当得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辄加给百千，又有官耗，随所饶益。
其输边粟者，非尽行商，率其土人，既得交引，特诣冲要州府鬻之，市得者寡(?)至京师。京师有坐贾置铺，隶名榷货务，怀交引者凑之。若行商则铺贾为保任，诣京师榷务给钱，又移文南州给茶。若非行商，则铺贾自售之，转鬻与茶贾。及和好罢兵，边储稍缓，物价差减，而官给交引虚钱之名未改。既以茶代盐，而买茶所入，不充其给，交引停积，故商旅所得茶指期於数年之外，京师交引愈贱，至有裁得所入刍粟之实价者。官私俱无利。
这段记事反映当时便籴制下的复杂经济关系，官府为了招诱商人入中，甚至支付斗粟千钱的籴价，另有临时“加抬”，“边郡所入直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者，即给茶直百千，谓之加抬钱”。[212]宋仁宗庆历时，张方平说：“三边税赋，支赡不足，募客人入中粮草，三司于在京给还钱帛，加抬则例，价率三倍。”[213]他又说：“比岁以来，三路入中粮草，度支给还价钱，常至一千万贯上下，边费如此，何以枝梧?”[214]至和时，薛向“言河北籴法之弊，以为被边十四州，悉仰食度支，岁费钱五百万缗，得米粟百六十万斛，其实才直二百万缗尔。而岁常虚费三百万缗，入于商贾蓄贩之家”。[215]
宋廷为了扭转籴本亏损的局面，屡次变更入中之制，终无成效。籴价高昂，则入中粮草多，而官府甚至无力支付。如“自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改用见钱法，而京师积钱少，不能及入中之费。尝出内藏库钱帛百万，以赐三司。久之，入中者寖多，京师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动弥岁月，则至损其直，以售於畜贾之家”。[216]籴价稍低，或充当籴本的物品销路不广，则又影响了军饷和边储的供应。宋神宗熙宁时，讨论茶法，吴充说：“立法之初，许商人入刍粟边郡，执交抄至京师，或使钱，或银、紬、绢，或香药、象牙，唯所欲，商人便之，故法大行。後因祥符初，限以三说之法，[217]定立分数，不许从便，客旅拘制。又买茶官多买纳下号茶，苟趁课额，搭饶与客。茶既品下，而脚乘与税钱重，商人往往折阅。又法数变易，民不为信，此其所以至於大坏。”[218]由於官府以钱、茶和香药、象牙按比例搭配，以充籴本，不便商人贸易，而官府又往往以“下号茶”充数。商人亏本“折阅”的结果，自然影响了边籴。
由於存在种种难以消除的弊病，而宋朝又出现旷日持久的财政危机，无力支付充足的籴本，故置场和籴的逐步衰落，便势不可免了。马端临说：“盖自真宗、仁宗以来，西北用兵，粮储缺乏，遂以茶、盐、货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贾遂至低价估货，高价入粟。国家争仰军储，又法令素宽，致有此弊。後来惩其弊，所以只籴之於民，而不复堕商人之计。然至於计其家产而均敷之，量其蓄积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偿其直，或强敷其数，则其为民病，有不可胜言者。盖始也官为商所亏，终也民又为官所亏，其失一也。”[219]这段话大体上概括了由置场和籴为主演变为以抑配徵购为主的过程。
自宋神宗时始，尽管置场和籴逐渐衰落，然而宋廷却从未明令取消置场和籴这种方式。前引记载表明，直到南宋时，也依然有置场和籴。宋理宗时，真德秀说：“今供馈尚繁，未容遽已，莫若仿本朝入中之制，豪民大贾输粟於边，而受钱都内，则约束简便，人所乐从。不然，则名虽和籴，其实白夺。”[220]他的建议事实上不过是一堆废话，当时财政窘困至极，官府籴本少得可怜，又怎么能恢复入中之制呢?正如李曾伯在谈论和籴时所指出，“用苗头敷籴则可”，“依市价招籴则难”，“招籴则支付民旅，民旅望而不来”。[221]到南宋後期，置场和籴已相当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