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于中原大地的沙陀人唐末五代在中原叱咤了近一个世纪的沙陀人，消失得相当彻底。今天想找一个明确自称沙陀后裔的人，几乎找不到。
原因其实很朴素：沙陀内迁的基数本来就不大。当年跟着朱邪赤心（李国昌）进中原的沙陀部众，算上家眷也就一万人上下。这么点人，撒进几千万人口的中原，就像一把盐倒进一锅汤。后来沙陀三部落成型，这个共同体的人数确实涨了一截，连药彦稠、药元福这种本为汉人军将世家的，也被编进了沙陀三部落。新旧《五代史》的人物传里，沙陀人、沙陀三部落人的名号一下子多了起来。但这只是账面数字的增长，不是族群体量的增长。账面上越热闹，实际的血脉就越薄。人一少，通婚一开，三代之后名字还是那个名字，血统早就换了一半。
于是问题就来了：这些写在史书里的沙陀人，最后都去了哪里？
清代学者赵翼写过一篇《五代诸帝皆无后》，把这件事说得极其冷酷。他列了一份清单，读起来像点名册：
李克用的儿子落落、廷鸾，分别在洹水之战和晋州之战中被后梁擒杀；长子李存勖死于郭从谦兵变；睦王李存义因为是郭崇韬的女婿，先被李存勖所杀；永王李存霸、申王李存渥，国变后逃回太原，被军士所杀；通王李存确、雅王李存纪，被霍彦威所杀。只有邕王李存美、薛王李存礼，《旧五代史》说不知所终，《资治通鉴》说李存美因为生病才免于一死，住在晋阳。李克用那么多儿子，最后只剩一个残疾的。
李存勖的儿子魏王李继岌，听到父亲遇变的消息就自缢了。其余几个儿子，史书一律写“不知所终”。只有《清异录》提了一句，说李存勖有个儿子流亡到了后蜀。
李嗣源这一支更惨：长子李从审被元行钦所杀；次子秦王李从荣被安从益所杀；宋王李从厚就是愍帝，失国后被毒死；李从璨被安重诲陷害致死；许王李从益，刘知远进洛阳时赐死。明宗一脉，断得干干净净。
李从珂的长子李重吉被愍帝所杀，次子雍王李重美跟着父亲自焚而死。
石敬瑭这边，剡王石重胤、虢王石重英，在他起兵时就被李从珂诛杀；楚王石重信、寿王石重义，死在张从宾手里；齐王石重贵降契丹后北迁，连同他的儿子石延宝、石延熙一起，不知所终。
刘知远的长子刘承训早死，次子刘承祐就是隐帝，被郭允明所杀，幼子陈王刘承勋因为有残疾没能继位，后周广顺初年也死了。
赵翼没写北汉。北汉的情况稍微复杂一点。刘崇有十个儿子，长子刘赟被郭威所杀，次子就是刘承钧。其余几个儿子镐、锴、锜、锡，被刘继元杀了个干净；刘铣靠装疯卖傻捡回一条命；刘铙不知所终。
刘崇的两个孙子，刘继文出使辽朝请兵，最后死在辽地；刘继钦也被刘继元所杀。刘承钧没有亲生儿子，养子刘继恩、刘继元以及刘继恩的弟弟刘继忠都有沙陀血统。刘继恩被郭无为指使侯霸荣杀死，没有留下子嗣；刘继忠同样死于刘继元之手。唯一真正活下来的，是刘继元降宋后的一个儿子，小名叫三猪，宋朝皇帝给他赐名刘守节，到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官至右骁卫将军。
一份清单翻下来，结论很清晰：五代诸帝皆无后。
赵翼给出的解释是权力斗争。夺权成功的人要斩草除根，免得失败者的子孙卷土重来；觊觎皇位的人则要拿自己和全家当赌注，输了就是满门抄斩。这个解释完全成立，但它只解释了皇室这一层。
皇室之外，还有更庞大的那部分沙陀人，他们没有被谁刻意追杀，却也消失了。他们的消失方式更安静，也更彻底：改姓、通婚、换籍贯、换职业。一个沙陀军人的孙子，可能在开封做盐商，姓了王，娶了本地女子，孩子读的是《论语》，说的是汴梁话。族谱上再也找不到“朱邪”两个字。这不是屠杀的结果，这是同化的结果。屠杀会留下血迹，同化什么都不留。
不过，“皆无后”这三个字，赵翼自己也说得太满了。史书里那些“不知所终”，其实是最有意思的四个字。它不是“已死”，也不是“无嗣”，它是记录者不知道了。不知道，不等于不存在。
有几条漏网的记录，恰好能说明问题。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里记着一条：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四月，安德节度推官李佑上书，请求安排一个离家近的官职，好方便洒扫祖坟。朝廷把他改授为西京留守推官。仁宗对辅臣说了一段话：“唐庄宗百战灭梁，始有天下，不务修德，而溺于声乐，嬖用伶官以及祸，良可叹也！”
注意这里的称呼。仁宗说的是“唐庄宗”，不是“伪唐”“僭主”，也不是直呼其名。李存勖覆亡在同光四年（926），到天圣四年正好一百年。李佑自称是李存勖的曾孙，时间上完全对得上。也就是说，李存勖那一支并没有绝，只是从正史里退场了，退到了地方官制的缝隙里，以一个节度推官的身份重新出现。一个曾经灭掉后梁、拥有天下的家族，一百年后的存在方式，是请求朝廷给他调一个离家近的差事，好去给祖坟扫扫墓。这个细节比任何感慨都有力。
还有一支是李克用的弟弟李克宁的后代。《资治通鉴》记载，后唐长兴三年（932）六月，李嗣源派供奉官李存瓌去西川给孟知祥送诏书。李存瓌是李克宁的儿子，也是孟知祥的外甥。《新五代史·孟知祥世家》说得更细：李克宁的妻子孟氏，是孟知祥的妹妹。李存勖杀了李克宁之后，孟氏回到哥哥孟知祥身边，她的儿子李瓌留在中原，在后唐做了供奉官。李嗣源正是派他回去探望母亲，顺便招抚孟知祥。这个人后来在后汉担任北京（太原）副留守，成了刘崇建立北汉时的重要谋臣之一。
这条线值得多停一下。李克宁是被李存勖杀的，他的儿子却在几十年后，替另一个沙陀政权镇守太原。家族的仇怨没有断绝血脉，血脉反而绕了一圈，又回到了河东。沙陀人的网络比王朝更耐用。王朝一个一个换，那张由姻亲、部曲、旧将织成的网还在原地。
北宋朝廷对待前朝皇室的态度，也比赵翼说的宽容得多。《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仅在仁宗景祐四年（1037）六月，就集中录用了一批前朝宗室后人。第一批授三班借职、奉职的有八人；第二批授三班借职的十一人，授助教的五十三人，免解的五人，免徭役的三十七人。所谓三班借职、奉职，是宋代武职东、西、横三班的入门阶，入仕先为借职，积资转奉职。免解则是举子不用经过地方考试，直接参加礼部试。
到了神宗熙宁四年（1071）三月，又录用唐李氏诸孙李果为三班借职，李德臣、李养年为州长史。
这批人里的“唐李氏”到底指谁，史书没有点明。是李渊的后人？还是李存勖、李嗣源的后人？说不清。但后唐既然以李唐继承者自居，北宋又和后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李氏”里包含后唐皇室的可能，不能排除。更关键的是动作本身：一个统一王朝，主动去捞前朝宗室的后代，给他们官做，给他们免考，给他们免役。这不是仁慈，是政治技术。把前朝血脉收编进自己的官僚系统，比让他们散落在民间安全得多。一个领俸禄的三班借职，不会去喊复国口号。
石敬瑭那一支也一样。赵翼说“无子孙在中国”，这话也不准。石敬瑭的侄子石曦，在北宋官至霸州防御使，《宋史》里有传。景祐四年那批录用名单里，也有后晋石氏后人两人授三班借职、奉职。至于石重贵那一批被迁到辽地的，他们确实离开了中原，但也没有绝。辽朝那边另有记载，那是另一条线索了。
所以真实的答案大概是这样的：沙陀作为一个族群确实消失了，但沙陀人的血脉并没有被斩尽杀绝。皇室那一层，大部分死在了权力斗争里，这是五代的游戏规则，输家不留种；剩下那些“不知所终”的，一部分流亡蜀地，一部分藏进地方，一部分被新朝收编成低阶武官和州县吏员。而数量更大的普通沙陀部众，则融进了北方的平民社会，改了姓，换了籍贯，不再需要那个身份标签。
一个族群的退场，很少是一场大火烧干净。更多时候，它是一点点被稀释，直到没有人再记得去追问。
除了父系这一条线，母系那边同样能摸到沙陀皇室的血脉，而且位置离权力中心极近。
宋太祖赵匡胤的最后一位皇后是宋皇后。她的外祖父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父亲宋偓又是李存勖的外孙。这么一算，宋皇后身上同时流着后汉和后唐两家的血。
宋偓一共生了九个儿子、十一个女儿，这二十个孩子再往下繁衍，子孙后代身上多少都带着沙陀的血。也就是说，宋朝开国皇帝的枕边人，恰恰是前朝沙陀皇族的后裔。血缘这张网，比王朝的更替要结实得多。
除了皇族，民间能查到的沙陀后裔也不少。常见的有杨、郭、瞿、张、白这几个姓氏，沙陀三部落里的安、康、史、石也在其中。这些人进了宋朝以后，史书上依然能看到他们的名字。
郭从义的祖先出自沙陀部，父亲郭绍古在李克用手下做事，被赐姓李。郭从义本人先后在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四朝为官。儿子郭守忠、郭守信，孙子郭世隆，曾孙郭昭祐、郭承祐，《宋史》里全都有记载。郭承祐还娶了宋太宗的儿子舒王赵元偁的女儿。一个沙陀部将的后代，一路做到和宋朝亲王结亲，这条线走得相当平稳。
杨承信是沙陀部人，也是杨光远的儿子，历事后汉、后周和北宋。他死后，孙子杨松被录用为奉职。白重赞的先人同样是沙陀部族，历经后汉、后周、北宋三朝，官做到定国军节度使。
这几个人属于史书明确标注了“沙陀”出身的。还有一批人，史书到了宋朝那一栏就不再提种族了。
比如安忠，《宋史》只写他是河南洛阳人，祖父安叔千，父亲安延韬。安守忠也只写他是并州晋阳人，父亲安审琦。但往前翻《旧五代史》，安叔千的条目下写着“沙陀三部落之种”，安审琦的条目下写着“其先沙陀部人”。同一个家族，前后两部史书的写法截然不同。究竟是宋朝史官疏忽了，还是当事人自己有意不提，今天已经无从查证。只知道安忠在宋朝官至淮南诸州兵马钤辖，宋真宗天禧元年，他的孙子安惟庆被录用为殿直。安守忠做到宋州知州，至道三年（997）去世，儿子安继昌被录用为供备库副使。安守忠的堂兄弟安守鏻，在北宋也做到了赞善大夫。
族群标签被悄悄抹掉的过程，往往就藏在这些籍贯和家世的改写里。
不仅是个别人，整个部落建制也保留了一段时间。“沙陀三部落”之一的安庆部落，到宋代依然存在。宋庠的《元宪集》里收了两篇关于“安庆府”的敕书，一篇是《赐石州安庆府都督康兴进乾元节马敕书》，另一篇是《赐潞州安庆府都督安美等进上尊号马敕书》。直到宋仁宗时期，“安庆府”这个名号还在用，而且都督一职依然由昭武九姓胡人担任。其中潞州的安庆府，还是从云州、朔州一带迁徙过来的。一个游牧部落的行政外壳，硬是在中原王朝的官僚体系里又撑了一百多年。
从史籍记载看，沙陀人内迁之后，长期保留着不少旧俗。后唐庄宗李存勖、明宗李嗣源祭祀天神、祭突厥神，当时就被称为“夷狄之事”。
李存勖在很多场合从不避讳自己的出身。李嗣源喜欢讲蕃胡语，行军时能和契丹人直接用胡语对话，在朝堂上也能跟康福用蕃语交谈。石敬瑭死后，石重贵专门派人押着先皇的两匹御马，去相州西山“扑祭”，也就是杀马祭祀，这同样是草原礼俗。后唐废帝李从厚在中兴殿的庭院里搭起穹庐，刘知远也曾向后晋朝廷进献过一百顶穹庐。连丧葬最初都保留着火葬的习惯。欧阳修看到这些，忍不住惊呼：“中国几何其不夷狄矣！”
相貌上的差别就更藏不住了。陶岳的《五代史补》里记了一段故事：敬新磨是河东人，当伶官，深得李存勖宠爱。李存勖得了天下以后，大量任用蕃部子弟做左右侍卫，这些人里高鼻深目的非常多，仗着势头凌辱士大夫。
敬新磨看不惯，经常公开骂：“这帮人虽然弓硬箭长，可如今天下已定，没地方施展了。唯一比别人强的地方，就是鼻孔大、眼睛深，别的都不值一提。”
侍卫们恨得咬牙切齿，集体去找李存勖告状。李存勖把敬新磨叫来责问：“我军出自蕃部，天下谁不知道？你从不替我避讳，还当众辱骂他们，害得他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地来告状，这是为什么？”
《旧五代史·氏叔琮传》里还有一处外貌描写：“深目虬须”，也就是眼窝深陷、胡须蜷曲。高鼻、深目、大鼻孔、卷胡子，这就是沙陀人和沙陀三部落里粟特人的典型长相。
不过从整体来看，沙陀人从内迁那天起，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单行道。旧俗还在，长相还在，可这些都没能挡住最终的汉化。欧阳修那声担忧，后来证明是多余的。
沙陀人在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内迁到代北，在那里生活了近八十年。代北自古就是多民族杂居区，史书说那里“纵有编户，亦染戎风”。
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像盖寓、郭崇韬这样的代北汉人，脑子里装的全是传统的儒家观念。沙陀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可能不受影响。
关键的转折点在唐僖宗中和三年（883）。那一年李克用出任河东节度使，沙陀人正式进入太原地区。太原有着悠久的汉文化传统，晚唐以来藩镇跋扈、民族交融，社会风气确实变了不少，但文化根底太深，不是几十年就能彻底换掉的。沙陀及各部族进了河东，受到的熏陶比在代北时更浓，汉化的步子一下子快了起来。更何况，要在中原行使统治，这一步非走不可。
沙陀人对汉族和汉文化的认同，体现在方方面面。做了皇帝之后，他们在宗庙建立上，一律把中原前世帝王认作自己的始祖。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宗庙考》里对此批评得很直接：后唐、后晋、后汉都出自夷狄，李存勖和李嗣源舍弃自己的祖先去认唐朝的祖宗；等到石敬瑭、刘知远崛起登位，也都想以华夏贵族自居，所以在四亲之外，非要找出一个“始祖”来供奉。史书上出自沙陀部的记载明明掩盖不住，这么做究竟有什么好处？
好处其实很实在。把汉族帝王当祖先供奉，无非是想从血缘上拉近和汉人的距离，摆出一副华夏正宗传人的姿态，造出一种“胡汉一家”的表象。哪怕对掩盖沙陀出身毫无帮助，他们还是要做。这就是主观上认同华夏文化的具体行动。
改用汉姓、占籍汉地，是另一项重要动作。从现有材料看，沙陀人固有的姓氏，除了李克用祖上出现过“朱邪”这一例，再无第二个。
后唐明宗李嗣源原本没有姓氏，名叫邈佶烈；石敬瑭的父亲叫臬捩鸡，恐怕也没有姓氏；杨光远的父亲叫阿噔啜，同样不像有姓。所以沙陀人的刘、杨、郭、瞿、张、白诸姓，应该都是进入中原后才得到的汉姓。至于昭武九姓胡人改汉姓、占汉地户籍，更是普遍现象。
改姓和改籍贯，说明他们对中原汉文化的钦慕和认同已经落到了纸面上。这对他们融入汉人社会，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上层这条路，走得更主动，也更彻底。
沙陀的统治者们很清楚自己的短板在哪里。他们靠马背和刀箭打下来的天下，守天下却要靠另一套东西。于是他们抓紧一切机会让子弟读汉文、学礼法、写文章，同时拼命和汉族的新老贵族联姻，尤其是那些世代做官的衣冠世族。结果就是史书上常见的一种反差：父亲出身卑微，儿子文采风流。爷爷连姓氏都没有，孙子已经能跟士大夫唱和诗词了。这种现象在前文已经出现过多次，这里不必再一一列举。
上层的动作是自觉的、有计划的。普通沙陀平民那边，过程则安静得多。他们在集市上和汉人做买卖，在军营里和汉人士兵同吃一锅饭，孩子在一块儿长大，说的话慢慢就变成了一种。没有人给他们上过课，但他们每天都在上课。
至于通婚，在平民阶层只会更加普遍。军户之间互相嫁娶本来就没有太多门第讲究，一个沙陀骑兵娶了本地女子，或者一个汉人农户把女儿嫁给沙陀部众，这种事不会写进史书，却每天都在发生。
李嗣源和刘知远在还没发迹的时候，娶过的妻妾里有好几位应该就是汉人。等到他们成了皇帝，这些女子的身份也不会被追认成什么大事，可她们的血确实流进了后来的皇室里。
所以真实的结局是这样的：无论是沙陀三部落的皇族还是普通部众，都有后代在中原繁衍下来，一条都没有断绝。消失的不是人，是标签。
这个消失的过程可以拆成四步，每一步都不需要谁下命令。
第一步是习俗。祭天神、祭突厥神、杀马扑祭、搭穹庐、火葬，这些东西一代一代往下传，传到第三代就只剩个形式，传到第四代连形式都没了。不是有人禁止，而是没人再需要它们。一个在开封长大的年轻人，不会为了祭祀去杀一匹马，他连马从哪儿买都不知道。
第二步是血统。通婚一开，纯粹这个词就失效了。沙陀人内迁时只有一万人上下，撒进几千万人口的中原，每一代混血之后，那个比例就往下降一半。到了第五代第六代，血脉里还剩多少已经没法算，也不必算了。
第三步是相貌。高鼻深目、大鼻孔、蜷曲的胡须，这些特征在混血中被一点点稀释。几代之后，走在街上再也看不出谁来自代北。敬新磨当年骂的那句话，后来连骂的对象都找不到了。
第四步，也是最彻底的一步，是名字和籍贯。姓改了，籍贯改成洛阳、改成晋阳、改成上党，老家谱丢了或者干脆不修了。到了这一步，连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沙陀人了。这不是隐瞒，是真不知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比被人强行抹掉更干净。
《宋史》的记录把这个过程标得很清楚。宋朝初年，书里还能看到寥寥几个沙陀人，虽然少，但写得明明白白，谁出自沙陀部、谁出自沙陀三部落，一笔一笔都有。到了北宋中后期，沙陀人这三个字就再也不出现了。不是他们死光了，而是再也没有人需要去标注他们。一个族群彻底融入另一个族群的标志，就是史官觉得没必要再提它。
不过融合归融合，还是有人记得自己从哪儿来。而且记得最清楚的，恰恰是隔得最远的那一代。
元朝中叶有个著名的政治家叫李孟，字道复，《元史》他的本传里写他是潞州上党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长治。往上数，曾祖父李执，金末考中进士；祖父李昌祚，元代做过潞州宣抚使；父亲李唐，先后在秦地、蜀地做官，后来举家迁到汉中定居。这一家四代，走的完全是中原士大夫的路子：科举、出仕、迁徙。单看这份履历，谁也想不到它和沙陀有什么关系。
但元人刘敏中给李唐写的神道碑，标题是《敕赐推忠保德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韩国公谥忠献李公神道碑铭》，里面明确写了一句：他家是“后唐雁门之裔，世为潞著姓”。
姚燧写的《李道复曾祖考执赠韩国公制》也说得更具体：“其家自后唐仅十五传至今代，实四百载。”这“十五传”要是从李克用那一代算起，时间正好对得上。也就是说，这个家族自己清楚，他们是朱邪氏那支李家的后人，四百年来一直没忘。
李唐有四个儿子。长子就是李孟；次子李槃，做到兴元路洋州知州；三子李森，任晋宁路潞州知州；四子李添，当时还小。下面还有孙子五人，曾孙四人。这是朱邪李氏留在中原的后裔里，相当显赫的一支。
这件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时间点。四百年的时间跨度，中间隔着五代、北宋、金、元四个朝代，中间经历过晋阳城被毁、河东人口大迁徙、女真南下、蒙古入主。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在洗牌，可这个家族的名字居然一路留下来了，而且是在最不该留的地方——潞州上党，李克用当年起家的河东老地盘附近。
沙陀的王座早就没了，宗庙没了，城也没了，但有一支后人还在原地读书、考进士、做知州。王朝退场的方式是轰然一声，家族延续的方式是安安静静。
李孟本人后来做到了元朝的中书平章政事，是元仁宗能上位的关键推手之一。他帮着一个蒙古皇帝推行汉法、恢复科举。一个沙陀后裔，在异族王朝里推动汉化，这个位置站得有点微妙，也有点宿命。
而在中原之外，边疆的其他民族里也流传着一些说法，认为自己是李克用的后人。这类传说大多查无实据，真假难辨，但它们的存在本身说明了一件事：李克用这个名字的影响力，早就超出了沙陀这一个族群的范围。
一个族群的终点，未必是绝迹。有时候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换成了别人的姓氏、别人的籍贯、别人的家谱，甚至别人的传说。
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与沙陀李雁门李存勖死后，李克用的子孙散成了三股。一股跑去了西川，投了后蜀；一股留在中原，隐姓埋名躲了起来；还有一股往北走，进了辽朝控制的草原。往北走的那一路，走的是老路——当年李国昌、李克用父子被唐朝追着打，也是逃到阴山以北投奔达靼的。几十年过去，孙子辈又沿着同一条路跑了回去。
后来这条北路越跑越宽。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割给契丹，河东一带的沙陀人一夜之间成了辽朝的子民。北汉灭亡时，晋阳城破，刘继元投降，留在河东的沙陀部众又多了一批向北迁徙的选择。一个族群在中原待不下去了，它的退路往往就是它当年进来的那条路。
有两条记录能把这件事钉死。
后晋天福六年（941），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起兵反朝廷。这人自己就是沙陀出身，他起兵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辽朝境内的“三部落、南北将沙陀、安庆九府等，各领部族老小，并牛羊、车帐、甲马，七八路慕化归奔”。意思是，这些人拖家带口，赶着牛羊，拉着车帐，骑着战马，分成七八路投奔辽朝去了。“慕化归奔”是安重荣的说法，好听而已。真实情况是，中原打成一锅粥，草原那边反而能活命。
四十多年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大臣宋琪上书谈边事，清点辽朝的兵力。他说幽州、雁门以北十几个州里，“三部落，吐浑、沙陀”加上汉兵，合计有两万多。两万人放在中原不算什么，放在草原上就是一股不小的力量。而且这两万人不是辽朝的原住民，是从中原一步步挪过去的。
这批人此后沉寂了很久。史书上再提起他们，已经是元朝的事了，而且一出现就是极高的位置。
《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开头写得很清楚：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汪古部人，“系出沙陀雁门之后”。远祖叫卜国，世代做部长。金朝在山上挖壕沟划界，用来隔开南北，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带着一支军队守着其中最要紧的那个口子。
这段话不是元朝史官凭空编的，源头是两块碑。一块是阎复写的《驸马高唐忠献王碑》，大德九年（1305）为已故驸马、高唐忠献王阔里吉思的封谥而作，碑文说“谨按家传，系出沙陀雁门节度之后。始祖卜国，汪古部人，世为部长”。阔里吉思正是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的曾孙，先封高唐忠献王，后改封赵王。另一块是刘敏中写的《驸马赵王先德碑》，说法一致。
还有一条旁证更有意思。姚燧的《河内李氏先德碣》里提到，阔里吉思自称是晋王李克用的裔孙，还在雁门——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代县，李克用和他父亲李国昌的墓地所在——安置了几十户守坟人，禁止当地百姓砍柴放牧。一个人跑到四百年前的祖坟前派人看守、立规矩，这事要么是做戏，要么是真信。就算只是做戏，也说明他知道自己该认哪一支祖宗。所以“系出沙陀雁门之后”这句话，不能当成无稽之谈一笔勾掉。
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是汪古部的首领。汪古部又叫雍古、汪骨、瓮古、白达达，辽金时期活动在今内蒙古阴山东段。它先是辽朝的属部，后来归附金朝，替金朝守着“界壕”，也就是金长城。可这支队伍最后并没有替金朝守到底。
金泰和六年（1206），成吉思汗封赏功臣，名单上就有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的名字。大安二年（1210）前后，蒙古攻打金朝，他把自己防守的那个要冲关口直接交给了成吉思汗，之后又帮着平定乃蛮部，跟着大军南下中原。后来他在部落内讧中被部下所杀，成吉思汗追封他为高唐王，爵位由阔里吉思承袭。
关于这个“高唐王”的名号，姚燧的解释是“分地在高唐”，也就是今天山东的高唐县。但他紧接着又说，阔里吉思一家世代住在静安黑水之阳。“静安”指的是静安路，大德九年（1305）设置，延祐五年（1318）改名德宁路，治所在今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东北二十公里处的敖伦苏木古城，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包头市及达茂旗、固阳县一带；“黑水”就是艾不盖河，静安路正是以黑水新城设立的。一个封号在山东，家却在阴山脚下——这是游牧贵族常见的格局，名号跟着土地走，人跟着水草走。
汪古部的族源一直吵个不停。沙陀突厥说、回鹘说、鞑靼说、党项说，各有各的依据。南宋孟珙的《蒙鞑备录》里写：“鞑靼始起，地处契丹之西北，族出于沙陀别种。”又说：“鞑国所邻，前有乣族，左右乃沙陀等诸部。”这里的“鞑靼”应当指“白鞑靼”，也就是汪古部；“乣”则是辽金元时期对被征服北方诸部族的泛称，相当于杂胡、杂户。
况且沙陀跟回鹘、鞑靼的关系本来就极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一刀切开。退一步讲，就算汪古部这个部族整体跟沙陀没关系，也不能排除阿剌兀思剔吉忽里这一支确实是李克用后人的可能。这不单是为了抬高身价去硬攀祖宗——他在雁门真有人守坟。
汪古部跟蒙古王室的联姻，密得几乎织成了一张网。按《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有两个儿子。长子不颜昔班，跟着父亲一起被部人所杀。次子叫孛要合，又写作拜合。
此外还有一个侄子叫镇国，娶了成吉思汗的女儿阿刺海别吉公主，封北平王。镇国和阿刺海别吉公主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聂古台，也叫安古带，娶了元睿宗拖雷的女儿独木干公主，后来在江淮之战中战死。
镇国死后，按照北方游牧民族的收继婚习俗，孛要合娶了自己堂兄的妻子阿刺海别吉公主。也有另一种说法：阿刺海别吉公主先嫁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或不颜昔班，再嫁镇国，三嫁孛要合，是蒙古族历史上一位有名的女性。
孛要合死后先追封高唐王，后又追封赵王。他和阿刺海别吉公主没有子嗣，孛要合娶妾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君不花，娶了元定宗贵由的长女叶里迷失公主；次子爱不花，娶了元世祖忽必烈的第三女月烈公主；三子名叫拙里不花。
爱不花的儿子就是阔里吉思。他先娶了元世祖忽必烈太子真金的女儿忽答的迷失公主，这位公主后来的封号是赵国大长公主。可惜命不长，二十几岁就去世了，陵墓在今天河北沽源南沟村，就是那座元代墓葬“梳妆楼”。忽答的迷失死后，阔里吉思又娶了元成宗的女儿爱牙失里公主，被封为高唐王，后来追封高唐忠献王、赵王。有专家推测，“梳妆楼”里并排躺着三具棺木：阔里吉思本人，加上他的两位妻子忽答的迷失和爱牙失里。
阔里吉思有个儿子叫术安，当时年纪还小，爵位就由弟弟术忽难先袭了高唐王。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术忽难加封赵王。第二年术安长大成人，术忽难就把王位让给了侄子。术安娶了晋王的女儿阿剌的纳八剌公主。《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里的世系，记到这里就断了。
但碑刻把断掉的地方接上了。阎复的《驸马高唐忠献王碑》补了一笔：孛要合的长子君不花有三个儿子，其中次子邱邻察娶了元朝宗王阿直吉的女儿回鹘公主；孛要合的次子爱不花有四个儿子，长子就是阔里吉思，四子是术忽难；孛要合的三子拙里不花有个儿子叫火思丹，娶了宗王卜罗出的女儿竹忽真公主。卜罗出是元太宗窝阔台第三子阔出太子的孙子——这一笔交代得很细，细到能看出这个家族在皇族姻亲网络里究竟排在第几层。
民国年间，马定在赵王府旧址、也就是敖伦苏木古城，发现了一块《王傅德风堂碑记》。
1937年，陈垣根据这块碑文，把阔里吉思之后的世系重新考订了一遍：术安（又写作注安）死后，赵王的爵位从哥哥一系转回了弟弟一系，由术忽难的儿子阿剌忽都（又写作阿鲁忽都）承袭，接着是孙子马札罕。
马札罕先娶赵国大长公主速哥八剌，后来又娶了宗王晃兀帖木儿的次女。他死的时候世子还小，爵位就由其弟怀都暂代。
怀都死后，王位又传回马札罕的次子八都帖木儿手里——这时候已经是元朝末年。后来周清澍又考出了汪古部的最后一位赵王汪古图，把从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到汪古图一共十六位家族成员，一个个对上了名字和辈分。
一条线从元初拉到元末，三百多年，一次都没断过。
回头看这条线，最扎眼的不是官有多大，而是它有多稳。中原的沙陀王朝一个接一个地垮：后唐十五年，后晋十一年，后汉四年，北汉二十九年。每一代都在杀人，每一代都被杀，父子相残、兄弟相屠，最后连城带庙一起烧干净。
可同一支血脉挪到草原上，换了一套活法，反而一口气撑了十六代。差别不在血统，在规则。草原上的权力继承靠联姻和部众，不靠抢一把椅子；嫁进蒙古皇室的女儿们，比河东城墙更能保住一个家族的爵位。
而且这份显贵是实打实的。子孙世代做汪古部首长，代代与蒙元皇室通婚，封号从高唐王到赵王一路往上走，女儿和孙女一个个嫁进黄金家族。直到明初，这一支才最终覆灭。
除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元史》里还记着另一个自称沙陀后人的人：克烈部的速哥，“世传李唐外族”。
“外族”指的是母系家族。这里的“李唐”不是李渊那个唐朝，而是李存勖建立的后唐。
克烈部也就是九姓达靼，李克用当年说的“阴山部落，是仆懿亲”，那个“阴山部落”里，大概就把九姓达靼也算进去了。“世传李唐外族”这句话说明，克烈部族人的身体里确实流着沙陀人的血，跟一般的蒙古族人不一样。
昔李钤部与“沙陀贵种”元代除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那一家，还有一支自称沙陀李氏后人的显赫家族，名气一点不小，只是姓氏写法变了——西夏人称他们“昔李氏”，本名答加沙家族。
“昔李”其实就是“小李”。西夏王室自己也姓李，一个国里不能有两个李家并排站着，为了分出大小尊卑，就把这一支叫作“昔李”。后来这家人以官名为氏，又称“昔李钤部”。
“钤部”又写作甘卜、敢卜、绀孛，是吐蕃语“赞普”一词的音译，西夏人拿来当官名用。一个吐蕃语的官号，安在一个沙陀后裔的家族头上，还成了人家的姓——这件事本身就把西北那几百年的族群搅和程度说清楚了。
昔李钤部在西夏时期就已经起势，“位丞弼者七世”，连续七代人做到辅政大臣的位置，成了肃州一带的阀阅之家。
西夏灭亡之后，这个家族没有跟着政权一起散掉，反而分成了三支，各自在元朝继续往下传。一支是举立沙系，世袭肃州路（治所在今甘肃酒泉）也可达鲁花赤；一支是益立山系，也叫疾利沙，世袭大名路（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达鲁花赤；第三支是孛兰奚系，地位比前两支稍逊。同一个祖宗，一支留在河西，一支去了华北，中间隔着几千里。
这是蒙古时代特有的迁徙格局：一个新王朝把旧地方的人抽出来，派到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当官，家族的根也就跟着被扯成了两截。
这三支的家世能考到今天，全靠几块碑和几篇文集。举立沙一系，靠的是甘肃酒泉文化馆收藏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益立山一系的记载最多：程钜夫写过《魏国公（教化）先世述》，王恽写过《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益立山）神道碑》，姚燧写过《资德大夫云南行中书省右丞赠秉忠执德威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上柱国魏国公谥忠节李公（爱鲁）神道碑》，明正德《大名府志》里还收了一篇作者不明的《元大名达鲁花赤昔李公（益立山）墓志铭》。
孛兰奚一系则见于正德《大名府志》所收欧阳玄的《元礼仪院判昔李公（孛兰奚）墓志铭》。一个非皇族的家族，身后留下这么多文字，说明他们在当时确实有分量，也说明他们自己很在意把来历写清楚。
益立山这一支的族属和传承，王恽的神道碑讲得最完整。碑上说：“钤部李公其人也……讳益立山，其先系沙陀贵种，唐亡，子孙散落陕陇间。远祖曰仲者，与其伯避地遁五台山谷，复以世故，徙酒泉郡之沙州，遂为河西人。”
这几句话的信息量很大。唐亡之后，沙陀子孙散落陕陇之间——这和前面说的逃往辽境、投奔后蜀是同一批人的不同去向。远祖名叫仲，和他的伯父躲进五台山的山谷里。五台山在河东，正是李克用、李存勖的老地盘，往山里躲，等于是退回自家旧巢。
可山里也待不住，“复以世故”，又因为变故，一路向西迁到酒泉郡的沙州，从此成了河西人。从河东到五台山，再从五台山到河西走廊，这条逃亡路线画了一个很大的弧。一个沙陀贵族的后代，最后落脚在丝绸之路的咽喉上，给西夏朝廷当了官。
碑文接着写：他的祖父在西夏历任中书省官，兼判枢密院事；父亲凭资历爵位受了肃州钤部，后人干脆拿官名当称号，加上战乱谱牒散失，连名字都没留下来。益立山兄弟四人，只有他年少时就负气节，通晓儒释两家，懂音律，靠荫补入宫值班，积劳调任沙州钤部。
他有三个儿子：长子李爱鲁，承袭世爵，至元四年迁金齿等国安抚使，不久升云南道宣慰使兼都元帅，后拜中奉大夫、参知政事、行云南等路中书省；次子罗合，做到大名路行军万户；三子小钤部，代替哥哥任职。孙子三人：长子教化，阶正议大夫，佩金虎符，充大名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新附军万户；次子帖木儿，任敦武校尉、固镇铁官提举；三子万奴，入朝做侍从官。
正德《大名府志》收的那篇《元大名监郡昔李公神道碑》，开头讲族属的部分和王恽的碑文几乎一字不差，后面记职务却更细。比如“小钤部，代兄民职”，它写成“小钤部，代长兄大名达鲁花赤”；“万奴，簉中朝侍从官”下面还多了一句：“二十年，授中顺大夫、大名府总管府达鲁花赤，代兄教化之职。”兄弟替兄弟、儿子替儿子，一个职位在一家几代人手里轮着坐。这不是巧合，是元代达鲁花赤世袭化的真实样本。
明确说昔李钤部是沙陀后裔的，还有更早的一条材料，就是李爱鲁本人的墓志。这块墓志是李爱鲁的儿子教化请大名路儒学教授王彧写的，现在收在河北大名县石刻艺术博物馆。志文说：“公讳爱鲁，其先沙陀贵种，唐末之乱，余裔流寓陇右。远祖后徙酒泉郡之沙州，遂为河西人。”和王恽的说法互相印证，只是省略了五台山那一段。父子两代人、两块碑、两个作者，口径一致，可信度就高了一层。
到了近代，柯劭忞写《新元史》、屠寄写《蒙兀儿史记》，都采纳了昔李钤部出自沙陀的说法。屠寄还给碑文里的几句话加了注：“与其伯避地遁五台山谷”，他注“盖就其同种雁门节度朱邪赤心族耳”；“复以世故”，他注“当以后唐为石晋篡灭故”；“徙酒泉郡之沙州”，他注“沙州本唐突厥沙陀部故地”。
这三条注都是推论，未必条条站得住，比如沙州是不是沙陀故地就另说。但它们透露出一个意思：晚清的学者读到这些碑文时，已经不再怀疑沙陀后裔散在西北这件事了。一个从五台山逃进河西走廊的家族，七代人在西夏做丞弼，后来又替蒙古人镇守肃州和大名，最后在元朝做到云南行省的参知政事——这条线走了一百多年，比中原那四个短命王朝加起来还要长。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把举立沙这一支记了个遍：从西夏亡国到元末，一百三十多年，六世十三人，谁袭了什么职，一笔一笔刻在石头上。可偏偏到了族属这一栏，碑上只留下一句：“时有唐兀氏举立沙者，肃州阀阅之家。”
“唐兀”是元代对西夏遗民的统称，党项人在内，其他西夏属部也在内。就凭这四个字，有学者直接把他归进了党项。
这个归类站不住，因为账可以对上。
举立沙和益立山是亲兄弟。他们的父亲，就是程钜夫《魏国公先世述》里提到的魏国公教化的曾祖父——答加沙。答加沙有四个儿子，其中两个连名字都没留下来，另外两个就是举立沙和益立山。举立沙又叫“昔李都水”，是益立山的长兄，担任肃州州将。蒙古大军压境时，他打算开城投降，结果被自己人杀了。
成吉思汗随后任命他的儿子阿沙为肃州路世袭也可达鲁花赤。阿沙之后，子孙剌麻朵耳只、管固儿加哥、赤斤帖木儿等人，世代承袭肃州路或永昌路（治所在今甘肃武威）的达鲁花赤。
弟弟益立山的碑上白纸黑字写着“其先系沙陀贵种”，哥哥的族属自然也就清楚了。一块碑写的是行政身份，另一块碑写的是血缘来历，两相对照，答案就出来了。
孛兰奚那一支也是同样的道理。欧阳玄的《元礼仪院判昔李公墓志铭》里记载：孛兰奚，姓昔李氏，“其先西夏人”。
五世祖名字失传，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叫玉里止吉住，次子叫答加沙，三子叫小李玉黑。玉里止吉住的儿子叫东南玉绀部，也就是孛兰奚的曾祖父；东南玉绀部的儿子叫小李玉，是孛兰奚的祖父，元太宗窝阔台命他领兵镇守西土；小李玉的儿子叫乞答哈，即孛兰奚的父亲，任沅州等四路达鲁花赤；乞答哈有两个儿子，长子益怜真，任新昌州达鲁花赤，次子就是孛兰奚。
孛兰奚做过河南行省理问，后来在家闲居三十年，至正三年（1343）死于淮西怀远县（今安徽怀远），归葬大名古茔。他有个儿子叫道安，任饶阳县达鲁花赤；孙子叫观僧。世系记到这里为止。
孛兰奚的五世祖和答加沙是亲兄弟，都是那个“讳某”的儿子。既然答加沙一系是沙陀，孛兰奚这一系自然也是。至于墓志里那句“其先西夏人”，和碑上称举立沙为“唐兀氏”属于同一种情况：说的都是“五世祖讳某”之后的事。这家人在西夏“位丞弼者七世”，连续七代做到辅政大臣，说他们是西夏人、唐兀氏，都没错。但这指的是他们在哪个朝廷当官，而不是他们从哪片草原来。
官职可以换，户籍可以改，姓氏可以跟着官走，唯独祖宗这条线，他们一直没舍得丢。所以每一块碑、每一篇墓志，都要往前多写一句“其先系沙陀贵种”。
那么这家人是什么时候到肃州、沙州一带的？
益立山和他儿子李爱鲁的墓志给出了同一个说法：“唐亡，子孙散落陕陇间。远祖曰仲者，与其伯避地遁五台山谷，复以世故，徙酒泉郡之沙州。”
这里的“唐亡”指的并非李渊建立的唐朝覆灭，而是李存勖建立的后唐灭亡。
朱全忠灭唐建梁之后，李克用、李存勖父子打起“复唐”的旗号跟朱梁死磕。那时候沙陀子弟正聚在一面旗下打仗，谈不上“散落”。
真正被打散的那一次，是李存勖死、李嗣源即位的时候。墓志里写“远祖曰仲者，与其伯避地遁五台山谷”，和后唐庄宗覆亡后其子弟削发为僧、避祸河东的记载，背景完全对得上。五台山就在河东，正是李克用家的老地盘，往山里躲，等于退回自家旧巢。
至于“复以世故”，可能是李嗣源继续搜捕李存勖的兄弟子侄，也可能像屠寄解释的那样，“当以后唐为石晋篡灭故”。不管具体是哪一次变故，结论都一样：这家人在河东待不下去了，一路向西，从五台山逃到肃州一带。一个沙陀贵族的后代，最后落脚在河西走廊的咽喉上，给西夏朝廷当了官。
此后他们在西夏站稳了脚跟。“位丞弼者七世”，成了名副其实的“肃州阀阅之家”。到了蒙元时期，这份地位一点没掉。
公元1226年，昔李钤部归降成吉思汗。从那时起到元朝末年，举立沙一系从举立沙传到赤斤帖木儿，共六代，子孙世袭肃州路达鲁花赤；益立山一系从益立山传到玉立沙，共五代，除了世袭大名路达鲁花赤，还在云南路等地担任要职。据说今天云南玉溪市江川区海门村，在元代一度叫作“沙陀村”，或许就跟益立山的子孙在云南路任职有关。
从1038年西夏建国算起，到1368年元朝灭亡，两朝加起来将近三个半世纪。达鲁花赤是蒙元各级地方政府里掌握行政和军事实权的最高长官，一般只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
元朝政府把这个位置交给昔李钤部，说明官方把他们当作色目人看待。举立沙、益立山的后裔长期世袭肃州路或大名路的达鲁花赤，可见他们确实是当地的“阀阅之家”。
把这条线和中原那条线放在一起看，差别就很清楚了。留在河东的那一支，最后的结果是晋阳城被拆平，居民被迁走，旧城基变成农田；往西走的这一支，反而一口气撑了六代、五代，一个守河西，一个守华北，还有一个支脉伸到了云南。
同样是沙陀后裔，同样在异族王朝底下讨生活，一个被抹掉了，一个越做越大。区别不在血统，也不在本事，而在有没有一张能让人活下去的名分。在元朝的官僚体系里，“色目人”这三个字，比“沙陀”值钱得多。
青海李土司与沙陀李克用后世还有一支自称李克用后人的显赫家族，位置在青海西宁一带，也就是当地人口中的“李土司”。这一支的争议最大，吵了几百年也没吵出个定论。
关于李土司的世系，最早也相对可信的材料，是明人金幼孜写的《会宁伯李公墓志铭》。志文说：“公讳南哥，姓李氏。其先世居西夏，后有居西宁者，遂占籍为西宁人。祖讳梅的古，考讳管吉禄，皆追封会宁伯。”接着讲明朝的事：“我太祖高皇帝既定中原，薄海内外皆称臣奉贡，公远处西徼，独能识察天命，率所部来归，特授西宁卫管军土官所镇抚。”下面还记了一笔家口：李南哥有两个儿子，长子李英，次子李雄；三个孙子，李文、李武、李昶。这些人都是后来青海李土司的先祖。
但这篇墓志有个致命的缺口：它只说“其先世居西夏”，对族属一个字都没提。到底是哪一支西夏人，没说。
把族属补上的，是晚出的《清史稿》。卷五一七《土司六》写得直白：“李南哥，西番人，自云李克用裔，元西宁州同知。明洪武初投诚，授指挥佥事世袭。”注意这三个字——“自云”。史官没替他坐实，只是把他自己的说法记了下来。佥事是都督、都指挥、按察、宣慰、宣抚等司里专管断事的官，品级不算顶高。
清人傅恒主编的《皇清职贡图》则换了一种说法：“碾伯县土指挥同知李国栋，唐沙陀李克用之后。有李南哥者，元时授为西宁州同知，世守西土，明初率众归附，授指挥同知。”这里李国栋成了李南哥的后人，官职也从“佥事”抬到了“同知”。同知是知州的副职，正五品，常常代知州行事，比佥事高出一截。同一件事，两部书两个官阶，显然有人往高里修过。
地方志和家谱里的说法就更热闹了。《甘肃新通志》《西宁府新志》，还有青海当地几种李土司家谱、李氏宗谱，几乎众口一词地说这家人出自沙陀李晋王。清顺治十四年（1657）李天俞修的那部《李氏家谱》，现存青海省民和县档案馆，是眼下能见到的最早版本，里面明确写李氏之先是李克用的后裔。《李氏世系图》更具体：“自沙陀初祖朱邪执宜传至赏哥太祖，历十四世。太祖，宋封鄯善王。”
有学者把史志、族谱和民间传说拼在一起，排出了这样一条线：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前夕，李克用的嫡子嫡孙有的被杀，有的逃进阴山；辽金时期，他们以“白达勒达”（也就是白达靼）的名字出现；等到蒙古兴起，黑达、白达合二为一；元朝把西宁州划作驸马昌吉（又写作长吉）的封地，昌吉是白达靼部人，也就是李克用的后裔，妻子忙哥台公主是元世祖忽必烈之子真金的女儿（也有说法认为是忽必烈本人的女儿）；
昌吉没有后代，死后由弟弟脱帖木耳袭封；脱帖木耳有两个儿子，长子锁南管卜，次子赏哥，赏哥担任西宁州都督指挥同知，也就是当地的最高军事长官；赏哥生梅的古，梅的古生管吉录，依次袭父爵；管吉录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察罕帖木儿，次子南哥，三子坚赞；元亡明兴，李南哥和察罕帖木儿一起归降，被授予都指挥；后来南哥的儿子李英因功封会宁伯，察罕帖木儿的孙子李文因功封高阳伯；到了清顺治年间，南哥的七代孙李先的次子李化鳌因功授百户袭职——这就是所谓“土族三李土司”的来历。
这条线看着严丝合缝，其实每一环都靠推测撑着。“白达靼即李克用后裔”本身就是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昌吉即其后”更是再往下推了一层。而且昌吉娶公主、封西宁州这条，和前文提到的汪古部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一家太像了：同样是草原部族首领，同样尚蒙古公主，同样自称沙陀雁门之后。一个模板套出两支，难免让人起疑。
更要命的是，从明代开始，关于李土司的族属就存在两套说法：一套说是沙陀李氏，一套说是党项李氏。这两套说法谁也压不住谁。
1995年，原青海河湟地区李土司的后人李培业拿出了一批硬材料。他手里保存着从乾隆到民国年间的十部族谱，后来又发现了《会宁伯李英神道碑》。碑上刻着一句话：“其先出元魏，至唐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世长西夏。”
这句话直接把祖先换成了另一支。元魏就是北魏，拓跋思恭是党项首领，唐末因为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赐姓李，他是西夏开国者李元昊的先世，和李克用是同时代人。
李培业据此论证：李土司是西夏皇室的直系后裔；家谱里提到的那位“晋王”，根本不是沙陀人李克用，而是西夏的晋王察哥——西夏惠宗的儿子、崇宗的弟弟。他还提出，住在今天河湟地区的西夏李氏皇室后裔多达十余万。这套说法得到了一些西夏史专家的认可，甚至有人认为它解开了西夏皇族失踪之谜。
夹在中间的家谱干脆选择了两头都认。民和享堂存的《李土司族谱序》写道：“李克用为著姓之鼻祖，至宋以继捧为节度使，元以武功显白者甚众，其居西宁者为赏哥公。”《李氏世系谱序》写得更细：“按李氏初姓朱邪，沙陀人。先世事唐，赐姓李。……后至李思恭，徙居西夏，递传于宋。定难后，李继捧入朝，献银、夏、绥、宥四州，宋太祖以继捧为节度使。及传至元，世长西夏，以武勋显白者甚众。其居西宁者曰赏哥，为西宁州同知都护使。明太祖平定天下，一世祖讳南哥，率部众于洪武初内附，授西宁卫世袭指挥使。二世祖讳英……”
这几句话里有两处明显的硬伤。李继捧是李元昊的叔祖父，在这里被直接安成了李克用的后人；拓跋思恭和李克用明明是同时代的两个人，一个在夏州，一个在河东，却被写成前后相承的一脉。这种嫁接在史学上站不住脚，但它透露的信息比正确与否更有价值：修谱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该认哪一头，于是索性两头都写上。认谁都不吃亏。
这其实不难理解。一个边疆土司家族，最需要的是中央王朝承认的合法性。沙陀李氏这张牌，打的是“中原旧族、李唐正统”；党项李氏这张牌，打的是“世长西夏、本地豪酋”。两张牌各有用处：向上头请封时，前一张好听；在当地管事时，后一张好使。于是碑刻写一套，家谱写一套，口头传说再来一套。至于哪一套是真的，恐怕连修谱的人自己也说不清。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留意。《李氏世系图》说赏哥“宋封鄯善王”。宋朝的势力从未真正控制过西宁一带，更没有给一个河西武将封王的记录。这四个字显然是后人往上贴的金。一层一层往上贴，贴到第十四世，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底色了。
所以青海李土司究竟是后唐皇族沙陀李氏的后裔，还是西夏皇族党项李氏的后人，目前还得不出结论，只能等更多的材料。不过无论最后结果是哪一种，都不影响一个基本事实：他们都是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前面提到的昔李钤部家族，和这里的青海李土司家族，族源上都卡在同一道难题上：沙陀李氏还是党项李氏？这道题难住的不只是今天的研究者，恐怕也包括这两个家族自己的后人。
这并不奇怪。甘州、肃州、西宁州一带，都曾在西夏的统治范围之内。西夏从公元1038年正式建国，到公元1227年亡国，经营这片土地将近两个世纪。昔李钤部和青海李土司的先祖，要么在西夏朝廷里做过官，要么被西夏封为一方的土官。就算他们的先世确实来自沙陀，过上两三百年，后人早就“西夏化”了。这时候他们自称西夏人，或者被别人当成西夏人，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更何况，党项李氏是西夏的王族，社会地位本来就不比沙陀低。认哪一头，都不算丢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