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年，马天宇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几个月，他的状态接近崩溃。在一个普通的下午，他理解了父亲当年的无奈。这份来得晚的原谅，让他心里那根紧绷的弦断了。他给杨幂打电话，说自己感觉快不行了。没有人知道这通电话背后有沉重的过往和转折。

在那个时候，他整夜不睡觉，只是看着昏暗房间的天花板发呆。他的脑子里全是消极的念头，甚至想到了结束生命。这种状态持续了很久，他实在撑不住了，才拨通了那个电话。他在电话里直接告诉杨幂，自己感觉非常糟糕，甚至有自杀的想法。那是他最脆弱的时候，急需有人拉他一把。

杨幂当时在电影《宝贝儿》的口碑争议里，压力也大。她接到电话后没有急着问细节，也没有讲道理。她只是安静地听，接住马天宇的负面情绪。这种陪伴成了转折点。从那以后，马天宇开始找心理医生，做心理辅导，试着走出阴影。
马天宇的痛苦根源要追溯到他的童年。五岁那年中秋节，母亲在他身边因病去世。随后父亲因为欠下赌债在夜里离开，讨债的人当面抱走他的亲弟弟去抵债，弟弟从此没有消息。这一连串的打击让年幼的他失去所有的依靠，生活处于黑暗与无助的状态之中。

在剩下的日子里，他同年迈且多病的祖父母以及姐姐一起在村里艰难地维持生活。姐姐为了养活家里的人，不得不离开学校去外面打工。他甚至因为凑不够3块钱的杂费，被迫从学校退学。这些经历让他过早地看到了生活的困难，也在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使他对周围的世界感到不安全。

在他十六岁的时候，他带着七毛钱一个人去北京找工作。为了活下去，他做过端盘子、擦地板、洗衣服等很多基础的工作。在那几年里，他用不停的工作来让自己不去想心里的难受。他的精神一直像钢丝一样紧，不敢有一点放松。因为这种压力很大，所以他觉得不安全，也不容易相信别人。
这种防御机制也对他的人际交往有影响。有一次，制片人张萌邀请他去拍戏，他因为父亲的身体不好、情绪比较低落以及剧本不合适这些原因而拒绝了。张萌感到自己的期待没有实现，就直接说出威胁的话，说以后她的戏他都不可以来。马天宇认为在朋友之间应该有拒绝的空间，这样的说法超过了边界，形成了道德绑架。
马天宇在现场问，因为是好朋友就一定要答应吗。之后他心情不好，把张萌的微信删了。他这样做是因为小时候没有人可以靠，心里没有信任的感觉。如果看到关系里有变化，或者觉得是被逼的，他就会马上断开联系，这样能让自己不受伤。这是他自己的一种保护反应。

外面有许多人认为他拿着很高的片酬，住着大的房子并开着好的车，是在没有病的时候说痛苦。但是金钱不能填满他因为母亲去世和童年受伤而留下的空处。大家只看到表面好的样子，却没有看到他心里面的难处。这样的看法不同让他变得更不爱说话，也让他知道钱不能治好所有的心理毛病。
现在的马天宇住在六环外的一个农场里，门牌上写着“自由一生”。他不再追求名利场中的体面，而是穿着破旧的胶鞋在农场里捡鸡蛋、翻土和施肥。他通过这些重复的劳作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他对待杂草顺其自然，就像包容自己内心的瑕疵一样接受缓慢但向前的生活节奏。
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马向阳”，这个号的意思是向着阳光生活。他不再强求完美，也不再去掩盖过去的伤痛。虽然过程很慢，但是他正在一步步地重建自己的生活。从那个在黑暗中感到绝望的年轻人，变成如今在土地上寻找平静的农人，他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救赎，并且找到了属于他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