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印度外长苏杰生最近谈起中国经济时,竟然主动承认,印度当年错过了一次改变国家命运的机会,而这个机会一旦失去,就是将近40年。
在几天前的11月14日的时候,苏杰生在新德里参加《印度斯坦时报》领导力峰会,谈到中印经济差距时,突然提起1988年,还说了一句很值得琢磨的话。
他说的大概意思就是当年印度和中国的经济规模差不多,中国抓住机会推动工业化,印度却没有及时跟上,后来虽然进行了改革,但很多事情没能坚持做下去。
这番话从印度现任外长嘴里说出来,分量确实不轻,因为1988年的印度,并不比中国差多少,甚至在一些领域还拥有自己的优势。
看看当年的数字就明白了,按照世界银行历史数据,1988年中国GDP约为3129亿美元,印度约为2966亿美元,两国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可到了2025年,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中国经济总量约为19.5万亿美元,印度约为3.96万亿美元,两国之间的距离已经接近五倍。
不到40年,原来站在差不多位置上的两个国家,竟然拉开了这么大的差距,难怪苏杰生如今会重新提起那个让印度遗憾的年份。
更有意思的是,苏杰生说这番话的时候,距离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只有短短几天时间。
这次会议有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经济体参与,中国作为东道主受到广泛关注,但人口超过14亿的印度,却依然不是APEC成员。
印度并不是不想加入,早在1991年的时候就曾提出申请,后来也多次争取,可几十年过去,仍然没有获得现有成员一致同意。
当然,没加入APEC不代表印度没有经济实力,但这件事放在苏杰生关于工业化的讲话旁边,确实让人看到印度长期面对的另一种尴尬。
要弄明白印度当年为什么没赶上工业化,得先看看上世纪80年代的亚洲,当时不少国际企业正在寻找成本更低的生产基地。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不断发展,劳动力成本逐渐提高,部分企业开始把生产环节转向其他地方,谁能接住订单,谁就有机会发展工厂。
中国恰好赶上了这个时候,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地区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到了1980年,深圳等经济特区开始建设。
外资企业进入以后,需要厂房、工人和配套零件,周围又出现更多加工厂,一家工厂带动另一家,制造业就这样逐步发展起来。
印度当时也有大量年轻劳动力,而且拥有很大的国内市场,按理说,同样有机会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可实际情况却没有那么简单。
当年的印度长期实行较严格的工业许可证制度,企业想开工厂、扩大产能,往往需要经过审批,有时候连增加生产规模都不容易。
对于普通企业来说,这些手续意味着什么,假如国外突然来了大订单,别人几个月就能准备生产,印度企业可能还在等待各种许可。
订单不会一直等人,国际采购商最看重价格、交货时间和稳定性,只要其中一个环节不确定,生意就可能跑到别的国家。
除了审批,印度的土地问题也比较复杂,不同地区有不同规定,企业想拿到合适的工业用地,可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办理手续。
工厂建起来以后,用工也有顾虑,过去印度部分企业达到一定雇员规模后,裁员、停工或者关闭工厂,需要提前得到政府批准。
保护劳动者本来有其现实考虑,但企业也会担心订单减少时无法灵活调整,于是一些企业宁愿维持较小规模,也不愿贸然扩大生产。
这就出现一种很矛盾的情况,印度不缺劳动力,却没能让足够多的年轻人进入大型制造企业,许多人只能寻找其他收入来源。
运输和税收同样让企业头疼,过去印度各邦存在不同的税收规定,货物从一个邦运到另一个邦,可能还要办理额外手续。
一件商品从工厂送到客户手里,中间增加的时间和成本,最后都会影响价格,对依靠大量订单生存的制造企业来说,这些麻烦并不小。
到了1991年的时候,印度遭遇严重外汇危机,外汇储备紧张,政府不得不推动经济改革,放宽工业许可证限制,同时调整贸易和投资政策。
改革之后,印度经济逐步恢复活力,尤其是软件外包和信息技术服务发展很快,班加罗尔后来成为印度最有代表性的科技城市之一。
但这里有个问题,软件公司能赚钱,不代表能吸收和工厂一样多的普通劳动力,因为程序开发和金融服务通常需要一定教育和专业技能。
一个只接受过基础教育的年轻人,可能经过培训就能进入流水线工作,却很难马上成为软件工程师,两种产业能够提供的岗位并不相同。
中国则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大产业配套,从服装、玩具、家电逐渐延伸到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以及更多技术要求较高的领域。
大量工厂聚集以后,采购零件、寻找工人和运输货物都更加方便,企业也更愿意把新的生产环节放在附近,这种积累不是几年就能完成的。
印度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其实早在2014年9月份的时候,莫迪政府就正式推出“印度制造”,希望吸引更多企业投资,把制造业变成创造就业的重要力量。
当时印度希望提高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在这之前国家制造业政策已经提出过25%的目标,可十多年过去,这个数字仍然没有接近预期。
按照世界银行数据来看的话,2014年印度制造业增加值约占GDP的15.1%,到2025年约为13.5%,虽然制造业规模有所扩大,占比却没有提高。
这意味着印度经济确实在增长,但制造业并没有按照政府期待的速度壮大,对于每年需要寻找工作的大量年轻人来说,影响相当直接。
印度这些年也不是没有改善环境,2017年7月的时候,印度正式推行商品和服务税改革,目的之一就是减少各邦之间复杂的间接税问题。
过去货物跨邦运输可能涉及多种税费,改革以后,企业在全国范围经营的税收制度得到一定程度统一,但实际执行中仍然需要不断调整。
土地审批、基础设施和劳动法规也在变化,可对于准备投资数亿美元建设工厂的企业来说,最关心的还是政策能不能长期保持稳定。
比如一家电子企业准备在印度建厂,它不仅需要土地和厂房,还要考虑附近有没有零件供应商,港口是否方便,以及工人能否及时到岗。
如果大部分零件都需要从国外进口,物流又不够顺畅,即便工人工资便宜,最后生产出来的商品也未必能够在国际市场占据优势。
这也是为什么印度近年来不断吸引手机制造和电子产业投资,却仍然需要继续发展本地零部件产业,单纯增加组装工厂还远远不够。
苏杰生这次承认印度错过工业化机会,其实也触及了一个现实问题:印度并不是没有进行改革,而是改革涉及的很多事情推进得不够连续。
1991年的改革解决了一部分限制企业进入市场的问题,但后面的土地、就业、交通和产业配套,还需要中央政府与各邦长期协调。
再看看印度一直想加入的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这个组织强调区域经济合作,成员之间通过协商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作出决定通常需要形成共识。
1997年,APEC在加拿大温哥华决定暂缓扩大成员规模,设立了十年的暂停期,印度的入会愿望也因此受到影响。
后来暂停期虽然结束,但接纳新成员仍需要现有成员取得一致意见,印度市场规模很大,却不能仅凭人口和经济总量自动获得席位。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印度如今面临的竞争也比上世纪80年代复杂得多,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都在争取制造业投资,企业可以选择的地方并不少。
而且,现在的制造业越来越依赖自动化和技术设备,想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就吸引国际企业,已经不像几十年前那么容易。
对印度来说,时间确实越来越紧迫,人口超过14亿,年轻人数量庞大,每年都有大量新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政府必须考虑他们的就业问题。
一个年轻人毕业后能否在家乡附近找到稳定工作,取决于企业愿不愿意投资,而企业作决定时,看的往往是土地、道路、电力和用工这些具体条件。
苏杰生在2026年11月14日重新提起1988年,距离当年拉吉夫·甘地访华已经过去38年,印度也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经济规模只有3000亿美元左右的国家。
如今国际企业再次调整供应链,印度希望吸引更多制造业项目,可面对全球竞争,投资者已经不会只看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和市场潜力。
当一家企业真正准备落地时,负责人还要一笔一笔算账,厂房什么时候能建好,工人多久能培训出来,第一批产品能不能按时装船出口。
而那些正在寻找工作的印度年轻人更关心的是,下一家愿意招人的工厂,究竟什么时候会开到自己生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