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被周灭后，殷都沦为废墟，历经三千余年的尘封，逐渐被世人遗忘。
直至近代，人们在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开展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商代遗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刻有文字的龟甲与兽骨——即甲骨文。
通过对甲骨文的破译与考证，人们最终确认此处为盘庚迁殷后的商都遗址，命名为“殷墟”。
殷墟的发现与甲骨文的解读，不仅实证了商朝的真实存在，更将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正式推进至商代，填补了上古历史研究的重要空白。
殷墟出土的各类文物，为现代人研究商朝中后期的社会风貌、礼制文化、手工业水平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
其中，青铜器物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涵盖生活器皿、祭祀礼器、兵器、工具等，造型精巧、工艺精湛，彰显了商代青铜冶铸业的高度发达。
青铜冶铸业的成熟，标志着人类已能熟练从矿石中提取青铜（红铜与锡、铅的合金），并通过复杂工艺铸造各类器物，用于改造自然、巩固统治。
这不仅是生产力飞跃的重要标志，更体现了商代科学技术与手工业分工的巨大进步。
青铜业的繁荣，带动了采矿、冶炼、制模、铸造等相关手工业的兴起，形成了完整的手工业体系，推动商朝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成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巅峰时期。
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出现早期铜器（多为红铜、黄铜，并非成熟青铜），成熟青铜器始于夏代二里头文化，商代逐步走向鼎盛，西周延续繁荣。
在中国远古时代，鼎最初是烹饪器具，相当于如今的锅，用于炖煮、盛放鱼肉类食物，其前身是原始社会黏土烧制的陶鼎，作为日用饮食容器，分为三足圆鼎与四足方鼎两类。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记载：“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精准概括了鼎的原始功能与造型特征。
夏代时，陶鼎逐渐被青铜鼎替代，鼎的功能开始从实用向礼仪过渡，成为贵族阶层专属的器物，为后续成为祭祀神器奠定基础。
至商朝与西周时期，以鼎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发展至顶峰，鼎彻底摆脱实用功能，成为核心祭祀礼器，融入严格的礼制体系。
传说中，上古黄帝、炎帝合并击败蚩尤后，曾铸三鼎，象征天地人三才鼎足而立；
夏禹统一九州后，收集天下九牧的金属，在荆山之下铸九鼎，镌刻九州山川、魑魅魍魉图案——既象征九州疆域，又警示世人远离妖邪、敬畏天命。
注：黄帝铸三鼎、禹铸九鼎均为上古传说，无实物佐证，是古人对王权统一的美好想象，后世逐渐将鼎与天命、王权绑定。
此外，商周时期曾有将法律条文刻于鼎上的做法（如西周“刑鼎”），以此彰显律法的庄重威严，强化统治秩序。
自禹铸九鼎的传说流传后，鼎被赋予神秘而威严的色彩，从普通炊器彻底演变为祭祀用“神器”，成为镇国之宝、传国重器，更是国家政权的核心象征。
改朝换代时，新君往往会铸新鼎、颁律法，祈求祥瑞、昭示新王朝的开端，因此朝代更替被称为“鼎革”，定都或建立王朝被称为“定鼎”。
《左传》记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清晰印证了“国灭则鼎迁”的象征意义！夏朝覆灭后，九鼎迁至商都亳京；
商朝灭亡后，九鼎又迁至周都镐京，成为王权更迭的见证。
在商代礼制中，鼎是权力与地位的直接体现，形成了严格的“列鼎制度”，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鼎的数量与规格直接对应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不可僭越，这一制度贯穿商周，是古代等级制度的重要载体。
除象征王权与等级外，鼎还是表彰功绩的礼器！
周朝举办重大庆典、王公大臣接受赏赐时，常会铸鼎铭刻功绩与盛况，让功绩流传后世，成为贵族彰显荣誉的重要方式。
延续至今，“鼎”字仍保留着“显赫”“尊贵”“盛大”的引申义，衍生出“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鼎力相助”等常用成语，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商周时期，青铜鼎是最重要的礼器，而后母戊鼎则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的标志性器物，也是商王室的核心重器。
后母戊鼎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殷墟墓葬，出土时因体积庞大、重量惊人，村民为躲避日军搜查，曾多次藏匿、转移，历经波折才得以保全，建国后经专业修复，成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被列为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后母戊鼎因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三字得名，是我国目前已出土的最负盛名的四足方鼎，被誉为“青铜器之冠”。
该鼎高大厚重、气势磅礴，具体尺寸为，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总重量达832.84公斤，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在世界青铜文物中也极为罕见。
其造型规整庄重，口沿厚实、轮廓方直，上竖两只对称直耳，下承四根圆柱形鼎足（四足中空），既保证了稳固性，又彰显出王权的至高无上与不可撼动。
纹饰寓意有部分文献解释“饕餮纹寓意吉祥丰收”为错误解读。饕餮是上古传说中贪食的凶兽，以虎、牛、羊等动物为原型，经艺术夸张融合而成，商代将其用于青铜鼎纹饰，核心寓意是威慑臣民、象征王权，彰显统治阶级的权威，而非吉祥丰收；
鼎耳外廓的虎咬人头纹，并非单纯渲染恐怖气氛，而是通过猛虎噬人的意象，强化统治阶级的威慑力，警示百姓服从统治，贴合商代奴隶制王朝的统治需求。
后母戊鼎的纹饰精美华丽、匠心独具，兼顾庄重与威严，尽显商代青铜铸造的高超工艺。
鼎身四面中心为素面（便于突出铭文与主体纹饰），其余部位均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地纹，之上装饰各类主题纹饰，鼎身四周铸有盘龙纹与饕餮纹，线条流畅、雕刻精细；
鼎身四面交接处设扉棱，扉棱上部为牛首纹、下部为饕餮纹，层次分明；
四只鼎足铸有蝉纹，蝉纹之上叠加兽面纹，既丰富了纹饰层次，又增添了鼎的威武凝重之感。
铸造工艺细节，后母戊鼎采用商代成熟的“范铸法”铸造，需制作多块内范、外范，分段铸造后再合铸为一体，仅鼎耳就需单独铸造后与鼎身拼接，工序极为复杂，需数百名工匠协同劳作、耗时数月才能完成，充分体现了商代青铜冶铸业的规模化生产水平与精湛技术。
有些记载“母戊是商王武丁妻子妇好”为重大错误。
妇好是武丁的妻子，对应的青铜鼎为“妇好鼎”（出土于妇好墓），而“后母戊”中的“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另一位妻子：妣戊（祖庚、祖甲的母亲），后母戊鼎是祖庚或祖甲继位后，为祭祀母亲妣戊而铸造的，并非为纪念妇好。
妇好是武丁时期的女将，主持祭祀、率军征战，其墓葬出土的妇好鼎，尺寸、重量均小于后母戊鼎，二者分属两位商代贵族女性的祭祀器物，不可混淆。
妇好作为武丁的重要妻子，聪慧果敢、智勇双全，不仅多次率军出征，为武丁拓展疆域、平定边患（如征伐羌方），还频繁主持商代重大祭祀活动，助力武丁巩固统治，深得武丁敬重。
妇好先于武丁去世，武丁悲痛万分，为其举行厚葬，并铸造多件青铜礼器（含妇好鼎）纪念她；
而妣戊作为武丁的正妃之一，地位尊贵，祖庚、祖甲为彰显孝道、巩固礼制，铸造后母戊鼎祭祀她，体现了商代的祭祀传统与孝道观念。
后母戊鼎不仅是商代青铜铸造业的巅峰之作，更是研究商代历史、礼制、冶金技术的“活化石”。
它的出土，印证了商代青铜文明的繁荣昌盛，还原了商代贵族的祭祀礼仪与等级制度，展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与国之重器，承载着三千多年前殷商王朝的文明记忆，彰显了中华古代文明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