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以宁是清初江南词坛的核心人物，与陈维崧、邹祗谟、黄永并称 “毗陵四子”，又与邹祗谟齐名号 “邹董”，是阳羡词派的重要先驱，在顺治至康熙初年的江南文坛占据显要位置。今天，我们来欣赏他的十首词。

政坛上，他终身未仕，以诸生身份专注于文事与经世之学，虽无官职，却通过结社讲学、修订经史、扶持后进，成为江南士林的文化纽带，助力清初文坛从易代悲音向多元复兴过渡。

文坛上，他以词集《蓉渡词》奠定地位，更以骈文与陈维崧并称 “骈体双璧”，主持国仪社启札，整理诗文字籍，为江南文脉传承立下汗马功劳。其词的艺术魅力在于 “绮丽不失骨力，婉约兼具深情”，早年艳体词秾丽流转却无浮靡之气，中年悼亡与咏史之作沉郁顿挫，晚年融易理于词，于小令中见哲思，王士禛赞其词 “如扬子江上，残霞晚照，自有一番妩媚”，精准道出其兼具柔美与清刚的独特风格。

据记载，董以宁生于明崇祯二年，卒于清康熙九年，江苏武进人。他身处明清易代的动荡之际，亲历江南抗清斗争、剃发易服等历史巨变，社会秩序由战乱走向渐稳，顺治、康熙年间江南经济复苏，士林结社之风盛行，成为文人交流创作的重要平台。

文化上，晚明公安派、竟陵派的性灵余韵未消，清初复古思潮与经世致用思想并行，词坛则在婉约传统基础上，开始融入易代的家国之思，为其创作提供了深厚的时代土壤。董以宁并无明确记载的文坛老师，其文学素养源于深厚家学与自身博览，上承南唐后主、李清照的婉约词风，旁参辛弃疾、陈子龙的豪放之气，逐步形成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

关于他有两则颇有趣味的轶事：其一，他与陈维崧结为至交，一日二人同游惠山，陈维崧即兴作骈文千言，董以宁当场和之，文辞更胜一筹，引得围观士子拍案叫绝，“骈体双璧” 的美誉由此传开；其二，他擅长回文词创作，所作《卜算子・雪江晴月》倒读即成《巫山一段云》，平仄和谐、意境依旧，时人争相抄录，传为词坛佳话。

董以宁出身武进书香世家，先祖世代以经史传家，父亲为明末秀才，精通《周易》与乐律，母亲亦通文墨，良好的家庭环境让他自幼浸润于诗书之中，十岁能属文，十五岁贯通经史。他终身未入仕途，顺治初年曾以诸生身份入太学，却屡试不第，遂绝意科举，专注于诗词创作、骈文撰写与经世之学研究。因未为官，故无官场官职与官方评价，但其在士林之中声望极高，魏裔介未曾与他谋面，却因读其诗文为之倾倒，江南诸多官员与文人皆以与之交游为荣。

其人生经历简洁却厚重：少年时逢明亡之痛，青年时奔走江南结社讲学，中年时母亲去世，作《满江红・乙巳述哀》十二首悼母，晚年潜心研读《周易》，著《周易注疏订正》，试图以象数之学阐释人生哲理。他惜天不假年，四十一岁病逝于故里，病逝前焚毁未定稿诗文百余篇，现存作品多为门人辑录，成为清初文坛的珍贵遗产。

董以宁为人性格豪迈慷慨，重然诺、急友难，《清诗别裁集》称其 “急友朋难，奋不顾身，亦豪士也”，同时他兼具文人的细腻与学者的严谨，既喜交游宴饮，也能沉心治学。他交往最密切的是 “毗陵四子” 中的陈维崧、邹祗谟、黄永，与阳羡词派诸子过从甚密，还曾为冒辟疆撰写六十寿序，与江南士林名流广泛往来。

其创作与思想受陈维崧影响最深，二人在骈文与词的创作上相互切磋，同时他深受晚明性灵说与清初经世致用思想熏陶，晚年又融入《周易》的象数哲理，形成了多元的思想体系。董以宁现存词五十余阕，收录于《蓉渡词》三卷，另有文集《董文友全集》传世。

其词的思想核心兼具 “情真意切” 与 “经世之思”：闺情词写儿女情长却不流于俗套，悼亡词抒至亲之痛，成为词史补白之作，咏史与纪游词则暗含易代的家国之思与对民生的关切。艺术上，其词声律严谨、对仗工整，语言兼具绮丽与质朴，善用比兴与回文技巧，小令精巧灵动，慢词沉郁婉转，将婉约的柔美与豪放的骨力完美融合。

其词主要分为四类：一是闺情艳体词，如《闺怨》，以 “留得当时临别泪，经年不忍浣衣裳” 成为千古名句；二是悼亡词，以《满江红・乙巳述哀》十二首为代表，情感真挚沉痛；三是咏史与纪游词，寄寓家国之思与人生感慨；四是咏物与哲理词，以自然景物为载体，融入易理哲思，成为清初词坛独树一帜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