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某天，一退休老人连光荣心血来潮，他叮嘱妻子张伟敏：

“你帮我把那三个字打上去看一看……”

连光荣叮嘱妻子打的那“三个字”，是他一生都在追寻和探索的人——爷爷连德生。

连光荣很早就从奶奶陈三发口中听说过爷爷的事迹，后来连光荣回忆：

“奶奶陈三发对爷爷的描述，总是那几句话：浙江上虞人，在上海英商电车公司做过售票员，参加过“五卅”大罢工，去过苏联，是中共地下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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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931年年底，连德生在寄给家里最后一封信后，就此失去了踪影，陈三发一直在等丈夫回家，一直等到1969年她去世都没等到，后来寻找连德生的重任就交给了她的儿子连信保，连信保1997年病逝后，这个任务就落在了连光荣头上。

对连光荣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最艰难的任务。

一直到2008年，随着国内互联网的发展，连光荣才动了要从互联网上寻找的心思，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搜索，竟然真的出了奇迹。

早在1965年的时候，连家人就曾给国家有关部门写信，询问连德生的情况，可后来收到的信息却是：

“查无此人。”

就从陈三发描述的情况来看，连德生无疑就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从奶奶去世后，连信保、连光荣父子就踏上了追寻连德生的足迹。

不过，也因为关键的信息太少，连信保、连光荣父子几十年的追寻，都抓不住一丝一毫的踪迹，迫于生活的压力，无奈只好暂时搁置。

2002年，连光荣再次前往上海，想先从爷爷工作过的上海查起。

根据奶奶的描述，爷爷连德生出生于1893年，因父亲去世的早，十几岁的时候就跟随母亲离开老家浙江绍兴上虞，二十岁前曾在一家小商店当过几年学徒，后进上海英商电车公司做售票员。

这么一查，其实反而有了结果，这一次，连光荣查到，爷爷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被安排进入中央特科工作。

连德生差不多应该是在海英商电车公司工作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和连光荣掌握的情况差不多。

与之同时的是，连光荣还了解到了一个新的情况：

“连德生是1935年在江西被国民党当局抓捕。”

然而，连光荣查到这一步后，线索就又断了，连德生被捕以后，到底是已经出狱，还是牺牲在狱中。

这一切都无从知晓。

连光荣后来接受采访时还记得，当时很多人都泼冷水给他，大概是觉得找到的希望渺茫，但连光荣并没有气馁，而是接着找下去。

2008年，连光荣第一次动了用互联网找爷爷的心思，他让妻子张伟敏在搜索一栏输入也爷爷的名字，一番搜索下来，真有了个发现。

有篇连载载于“铁血社区”论坛小说《铁血卫士》中，连光荣注意到了爷爷的名字“连德生”，他之所以能肯定这是爷爷，是因为小说中明确写了“连德生”任“上海英商电车公司售票员”。

这与奶奶陈三发的描述是对得上的。

有了这个线索后，连光荣顺着在网上搜索，又找到了一篇文章《伍豪之剑》，作者是河北大学教授王铁群。文章中，明确提到了陈赓领导的“特科”二科的16位成员，排在最后一位的就是“连德生”。

近代史看得多的人，应当清楚，“伍豪”其实就是周总理的代号，“伍豪之剑”讲得应该就是土地革命时期，周总理创建的中央特科。

连光荣迫不及待的给王铁群教授写信，询问连德生的情况，然而王铁群教授的话，无疑又相当于给连光荣泼了一盆冷水：

“关于连德生的资料不多，建议看《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和《大将陈赓》。”

从小说以及网上文章的刊载，连光荣大致上还原了爷爷三十年代前的情况。

连德生是1925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他表面上是上海英商电车公司做售票员，但私底下一直从事地下党的工作，还参与过上海五卅运动，是英商电车公司工人罢工运动领导人之一。

根据资料记载，连德生在上海英商电车公司做售票员期间，因乐于助人，在公司里有着极高的人望。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连德生也因此离开了英商电车公司，因为目标太过明显，组织上派连德生赴苏联留学。

应该指出的是，即便是在举国白色恐怖的境地，连德生也没有与家里人断了联系。

当时，我党已经下定了决心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为了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周恩来决定成立以情报、保卫工作为主的中央特科，连德生被派去苏联，应当就是学习有关的技巧。

1928年，连德生回国，被安排进入中央特科工作，一开始是在陈赓领导的二科（情报科）工作，后担任红色保卫队行动队副队长（红队）。

当时，深受中统信任的杨登瀛被指派为驻上海的特派员，杨登瀛在大革命时期，曾与我党交好，因而在出任这一职务后，仍为中共工作，并提供了不少关键性的情报，帮助我党地下组织化险为夷。

为了保卫杨登瀛的安全，连德生还做过他的保镖，同时利用所处的地位，源源不断获取情报。

不仅如此，连德生还提供了两名叛徒的情况，一个是白鑫、一个是黄第洪。

1929年8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按照最初计划在海沪西区新闸路麦特赫司脱路(今上海泰兴路)经远里一处秘密机关开会。

在原定的计划中，时任军委书记的周恩来也要参加，但当天因有事未至，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并参与军委领导的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江苏省军委书记颜昌颐,中央军委负责兵运的那士珍,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

不料就在会议开始后不久，大批军警便闯入会议现场，并按照名单捕人，在场所有人均被带走。

在此事后，中央迅速开会商讨对策，他们认为，敌人如此明确的直扑回忆现场，并且还是按照名单捕人，应该是事先就掌握了会议现场的情况，断定了这当中有叛徒。

当时，杨登瀛通过关系，迅速查明了当时在会议现场的军委秘书白鑫就是叛徒，并通过连德生将消息送出。

事后因营救计划失败，中央特科决定对白鑫展开锄奸，连德生亲自盯梢，终于等到叛徒白鑫出门，随后埋伏的红队队员一涌而出，将白鑫这个叛徒当场击毙。

1930年5月，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中央特科安排下，大会顺利召开，所有出席大会的代表均顺利离开上海返回根据地。

始料未及的是，当时出席大会的代表中，有一人在离开后又悄悄返回了上海，并秘密投靠了国民党当局成了叛徒。

此人就是黄第洪。

黄第洪是黄埔一期毕业，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大革命失败后，被组织上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与左权、刘亚楼是同学，1930年4月回国。

与绝大多数人不同的是，黄第洪这个人吃不了苦，也经不起考验，他在苏联求学期间，组织上给他的评价就很低，认为他与同学之间关系尖锐，政治方面仅仅及格，尚不能独立从事领导组织工作。

1930年4月，黄第洪奉令回国，本来组织上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独立到苏北地区开展工作，但黄第洪革命意志不坚定，不愿意过刀口舔血的艰苦日子，在未经组织允许的情况下，就擅自从苏北返回上海，不久后叛变革命，并打算出卖周恩来作为自己晋升的资本。

黄第洪先是以到苏北后不久暴露为借口，向中央提出重新安排职务，他笃定周恩来在收到他的信后，绝对会亲自来见他，但他万万没想到，他刚把这一消息告知国民党当局，杨登瀛就及时获知了这一消息，并通过连德生将消息告知了中央特科。

当年7月，黄第洪被中央特科的红队（打狗队）锄奸。

因为行动迅速敏捷，就连国民党当局也始料未及。

在处理完黄第洪叛变后，连德生就离开了上海。

至于为何离开上海，连光荣一开始也不明白，一直到后来他才知道，原来就在黄第洪叛变之后不久，顾顺章也跟着叛变了。

顾顺章不仅是中央特科负责人，还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他的叛变造成直接的后果就是，党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直接暴露，

连德生作为与顾顺章联系比较紧密的人，当时被安排紧急撤离上海，至于去了哪儿，一开始没有资料。

连光荣后来联系上了《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的作者穆欣，只是穆欣也不知详情，他建议连光荣找国家安全部打听。

2008年10月、11月，连光荣连续给国家安全部写了两封信，谈到自己是连德生的后人，希望了解祖父生平。

当年12月23日，国家安全部回信给连光荣：

“确认有连德生其人，但在长征时期牺牲了。”

当时，连光荣要求国家有关部门追认祖父连德生为烈士，但国家安全部要求连光荣先要证明自己是烈士的后人。

2009年初，连光荣前往祖父的老家浙江上虞，并在当地图书馆找到了《浙江上虞松厦镇连氏家谱》，明确证实了连光荣的父亲连信保正是连德生的次子。连光荣夫妇立即前往北京，将这些资料送到国家安全部。

就在国家安全部整理资料的同事，连光荣在网上搜索又有了其他线索。

根据连光荣妻子张伟敏回忆：

“我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从网上的“中华抗日英烈网”里面发现了连德生的名字。之后我就查到了连德生的相片，跟我家先生（连光荣）很相像，所以我当时就想，这个人就是连德生，我当时很兴奋，觉得爷爷找到了。”

“抗日英烈纪念馆”中“英名永存”栏目第9页有个叫“连得胜”（一旁写着籍贯：上海）的名字，他于1935年3月6日与敌作战时被俘，21日被害于江西赣州大余县。

2009年3月初，连光荣动身前往江西大余县，在当地党史办的帮助下，查阅了《大余革命史》，在该书第五章第一节“刘伯坚英勇就义”一文明确写道：

“与刘伯坚烈士同时就义的有：赣南省军区政治部秘书廖昔昆，赣南省军区第六团参谋长陆如龙，中央办事处交通科长连德胜，会昌贸易分局采办主任王志楷。”

尽管名字上只差着一个字，但连光荣认为，“连德胜”就是他的祖父连德生。

连光荣在大余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帮助下，找到了1935年4月1日的《绥靖公报》，上面刊登了一则刘伯坚当年遇害的消息，这其中还包括一部分牺牲烈士的照片。

幸运的是，这些为数不多的照片中有连德生的。

“照片上爷爷右臂负伤，缠着绷带，衣衫褴褛，但目光如炬，神态自若。”

看着眼前的照片，连光荣激动的眼泪也掉了下来。

原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凌步机称：

“通过他们反复确认，包括他们的家谱，家族史料，特科的相关资料非常确切地证明，这个连得胜就是连德生，就是连光荣的爷爷。”

原来，当年连德生紧急撤离上海后，是去了江西的中央苏区，当年更名为连德胜。同年年底，连德生给妻子陈三发写了封报平安的信，当然他信中未提及自己一个字的情况，只是说自己很想念家里人。

这封信也成为连德生最后同家里联系。

抵达瑞金后，连德生先是被安排在红军医院担任管理员，后来考虑到他在情报战线工作多年的经历，又调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交通科科员，专门负责情报转递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连德生奉令留在赣南打游击，1935年3月6日突围，连德生随刘伯坚在江西大余、信丰交界处与敌遭遇，作战时右臂负伤被俘，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1964年，大余县修建金莲山革命烈士陵园，刘伯坚、连德生几位烈士都被安葬在园内

“不管是在上海还是在苏区，爷爷始终把对党忠诚摆在首位，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在了解了祖父的情况后，连光荣和妻子赶赴大余县烈士陵园，代表已经过世的父亲、姑妈向祖父敬献了花圈，连光荣还从烈士陵园取了一捧土带回了家乡。

2009年6月24日，国家安全部在收到连光荣寄送的资料后，特意打了电话并告知：

“核查连德生烈士的工作已经启动，请耐心等待。”

同年12月31日，民政部下发了《民政部关于批准连德生为革命烈士的通知》，连德生被授予了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