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在伊斯坦布尔失踪近20年的伊朗前副防长,命运突然被揭开:他被带上一艘船,遭到数周审讯,最后葬身黑海。
更令人震动的是,这场行动围绕一名1986年失踪的以色列空军领航员展开,而以色列后来的多轮内部复核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伊朗很可能从未扣押过此人。
一场持续40年的追踪,为何会把两名伊朗将军卷入其中,又为何直到今天才重新回到黎巴嫩?
消失近20年,黑海说法浮出水面
11月15日公布的一项调查,为阿里·雷扎·阿斯加里的失踪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版本。
阿斯加里曾任伊朗国防部副部长,也是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将领。
他早年在黎巴嫩活动,与真主党高层保持联系。
2006年12月,他从叙利亚前往土耳其,入住伊斯坦布尔一家酒店后失去踪迹。
此后多年,有人认为他投奔了西方,也有人怀疑他遭到外国情报机构绑架。
三名前美国高级官员向调查人员表示,阿斯加里被摩萨德带走后,在一艘船上接受了数周审讯,问题几乎全部围绕以色列空军领航员罗恩·阿拉德展开。
审讯没有找到阿斯加里参与阿拉德失踪案的证据,也没有得到能够确认阿拉德去向的新线索。
按照其中一名官员的说法,阿斯加里随后被杀害,遗体被抛入黑海。
以色列过去一直否认参与此事。
2007年,以色列时任国防部长还公开表示,以方不会从事此类绑架活动。
几年后,伊朗在同美国谈判时再次追问阿斯加里的下落,以色列官员却私下告知美方谈判人员,阿斯加里已经死亡。
在我看来,这份调查最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它给出了阿斯加里的可能结局,而是它把一场秘密行动同一条延续数十年的情报误判连接了起来。
阿斯加里之所以被盯上,正是因为以色列当时仍然相信,阿拉德曾被送往伊朗。
一条未经证实的线索,改变了追查方向
1986年10月16日,阿拉德参加对黎巴嫩南部目标的空袭,所乘战机发生事故。他与飞行员跳伞后,飞行员获救,阿拉德则落入黎巴嫩什叶派“阿迈勒运动”手中。
此后一年多里,以色列收到过他的照片和亲笔信;到了1988年,所有可靠线索突然中断。
真正让调查方向转向伊朗的,是穆斯塔法·迪拉尼的一段供述。
迪拉尼曾负责看押阿拉德,1994年被以色列突击队从黎巴嫩绑走。
他在审讯中称,一名伊朗官员曾告诉他,革命卫队已经把阿拉德带往伊朗。
这段说法没有其他证据印证,迪拉尼本人还表示自己在审讯期间遭到酷刑。
可它仍逐渐成为以色列情报体系中的主导判断:伊朗即使没有直接扣押阿拉德,至少也有人知道他的最终下落。
2004年,伊朗和真主党曾在黎巴嫩展开搜寻,并形成一份秘密报告。
报告认为,阿拉德早在1988年便死于贝卡谷地的纳比希特村附近,很可能也被埋葬在那里。
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还派自己的孩子前往德国,向负责斡旋的人员递交调查结果。
然而,伊朗派革命卫队将领阿卜杜拉·萨贝里参与搜寻这件事,反而被以色列部分情报人员理解成革命卫队曾经控制阿拉德的旁证。
2005年的评估由此继续把目标指向伊朗。
我觉得,这正是整件事最危险的一环。
伊朗不协助,可以被理解成隐瞒;伊朗派人协助,又被理解成知情。
当一个假设无论遇到什么信息都能继续成立,情报搜集就很容易变成替既有结论寻找材料。
内部提出质疑,跨国行动却没有停止
2006年,以色列国家安全局重新审查现有材料,认为阿拉德被送往伊朗的说法并不可靠,伊朗和真主党很可能都没有长期扣押过他,真正应该重点搜寻的地方仍是纳比希特。
这份判断没能及时改变行动方向。
阿斯加里曾在阿拉德失踪后不久前往黎巴嫩,又同真主党人物关系密切,因此仍被视为最有价值的审讯对象。
可数周审讯没有得到证据,说明问题可能不在阿斯加里拒绝开口,而在行动的前提本身就出了偏差。
在我看来,这已经不只是一次行动失败。
情报机构的行动能力越强,越需要判断足够克制。
否则,跨境抓捕和秘密审讯不会帮助它接近真相,只会把一个未经证明的推断变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阿斯加里的死亡仍未让伊朗线索彻底终结。
2021年9月,萨贝里在大马士革外出晨跑时,被伪装成搬运工的情报人员控制并注射药物。
行动人员用冰箱纸箱罩住他的头,将他塞进白色面包车,随后带往以色列。
审讯人员集中盘问阿拉德的下落。
经过长时间审讯,萨贝里被遗弃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街头。
他后来称自己遭受过酷刑。
萨贝里之所以成为目标,正是因为他曾负责2004年的黎巴嫩搜寻行动,以色列希望确认那次搜寻究竟是在调查,还是在掩盖革命卫队掌握的秘密。
结果仍然没有突破。
时任摩萨德局长大卫·巴尔内亚后来承认,他批准过一项寻找阿拉德线索的大胆行动,但行动没有成功。
接近他的人士称,他随后告诉内部人员,过去围绕此案形成的情报材料已经可以全部作废。
追查重新回到黎巴嫩
2016年,以色列军方失踪人员部门再次复核案件,认为阿拉德最可能于1988年死在纳比希特。
此后在同伊朗和真主党的冲突中获得的新信息,也进一步支持了“阿拉德从未被关押在伊朗”的判断。
2026年3月,以色列派出特种部队深入黎巴嫩,再次搜索纳比希特一带。
行动仍然没有找到阿拉德的遗骸,却说明追查重心已经从伊朗重新回到他最后出现可靠线索的地点。
这条时间线串起来后,整件事的分量也就清楚了。
以色列为了寻找一名失踪军人,投入了数十年时间,动用了外交施压、秘密谈判、情报渗透和跨境行动。
寻找失踪人员本身可以理解,但行动一旦建立在未经充分验证的判断上,强大的执行能力反而会放大错误。
阿斯加里遇害的核心细节来自前美国高级官员的证言,相关国家接下来是否回应,仍然值得关注。
更难回避的问题是:既然2006年的内部复核已经指出伊朗线索不可靠,为什么针对伊朗将领的行动还会持续到2021年?
我的理解是,持续多年的国家承诺、情报部门不愿推翻旧判断的惯性,以及寻找失踪军人的社会压力,共同把一条证据薄弱的路线维持了下来。
每一次行动失败,又会催生下一次“再试一次”的冲动。
这起事件真正留下的警示,不是秘密行动够不够大胆,而是情报体系有没有能力承认自己最初就找错了方向。
问题一旦问错,执行得越坚决,付出的代价往往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