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7日，抖音平台发布公告，对“反诈老陈”的账号予以严惩，其160万粉丝的主账号已无法搜索。同一天，市场监管总局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针对重点行业开展成本核查和执法检查，约谈主要平台企业督促下架“全网最低价”活动，叫停“仅退款”等争议规则。
这两条新闻在同一天出现，恰好构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对照：一边是监管部门对平台间商业竞争的规范，一边是平台对内部恶意账号的清理。前者关乎市场秩序，后者关乎内容生态。但若将视线拉长，会发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正在浮现：当平台之间的竞争从“商业”蔓延到“流量”，从“争取消费者”异化为“分割价值观”，整个互联网生态正在付出怎样的代价？
而在这场流量围城中，最无辜的牺牲品，恰恰是那些本该被鼓励、被传播、被守护的“正能量”。
一、商业竞争，本应是“争取消费者”
平台之间的竞争，实属正常。电商巨头们在价格、服务、配送速度上的缠斗，最终受益的是消费者。京东的“211限时达”逼出了美团的即时零售，淘宝的“仅退款”倒逼拼多多优化售后，美团的外卖大战让无数人实现了“饭来伸手”的自由。
正因如此，市场监管总局才会在春节前夕约谈阿里巴巴、抖音、百度、腾讯、京东、美团、淘宝闪购等平台企业，提醒杜绝各种形式的“内卷式”竞争，共同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这种约谈，是为了防止“恶性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是为了让竞争回归“谁能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这一本质。
这是良性的博弈：平台争的是用户的钱包，拼的是效率、体验和价格。消费者用脚投票，市场在竞争中进化。
二、流量竞争，却是一场“价值观割据”
然而，当竞争从“商业”蔓延到“流量”，游戏的逻辑就变了。
在商业竞争中，平台争的是“让消费者多在我这儿花钱”。在流量竞争中，平台争的是“让用户多在我这儿停留”。前者比拼商品和服务，后者比拼内容和情绪。而当“内容”和“情绪”成为竞争的核心，平台便有了天然的动机——去迎合用户的偏好，哪怕那些偏好是偏激的、片面的、充满敌意的。
于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出现了：
抖音支持的主播，在视频号难以获得同样的热度；视频号火热的“大V”，在抖音可能默默无闻。这本无可厚非，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用户画像和算法偏好。但问题在于，当平台之间形成“流量割据”，一些账号便开始利用这种割据，在不同平台上扮演截然不同的角色。
聂圣哲之流的流量高地就是视频号。他以“锐利的目光，粗俗的语言”著称，骂教授、骂院士、骂官员，靠输出极端情绪收割流量。而在抖音，他的声音远没有这般响亮。
刚刚在抖音被封号的“反诈老陈”，据传又去了快手发展。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跨平台“转场”——2025年，他的快手账号就多次被封禁，因“刻意炒作矛盾博眼球”被禁播，因发布打假视频被平台以色情低俗为由封禁7天。被封了，换个平台，继续同样的剧本。
这是一种悲哀的“流量流浪”：他们不是在某个平台安身立命，而是在所有平台之间游走，哪里的监管松，哪里的用户容易被煽动，就去哪里。平台之间的竞争，反而成了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掩护。
三、正能量的困境：为何抹黑董宇辉的视频号比抖音多？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这种“流量割据”遇上“正能量”内容时，会酿成怎样的价值观灾难。
以董宇辉为例。这位凭借知识带货走红的主播，在抖音拥有数千万粉丝，是平台力推的正能量标杆。围绕他的争议和攻击，在抖音平台上相对少见——不是因为没有人想黑他，而是因为平台对这类恶意内容有相对严格的管控。
然而，在视频号上，情况截然不同。针对董宇辉的抹黑、质疑、断章取义的攻击，长期以来大行其道。从“春联销售与民争利”到“麻黄鸡定义之争”，那些在抖音无法存活的恶意解读，在视频号找到了沃土。
为什么？因为不同平台对“正能量”的定义不同，对“恶意”的容忍度不同，对“流量”的取舍不同。当视频号的算法发现“骂董宇辉”能带来更高的停留时长、更多的转发互动，它就会持续推送这类内容，哪怕这些内容是片面的、恶意的、缺乏事实依据的。
于是，同一个互联网，被切割成两套价值观体系：在一套体系里，董宇辉是“知识带货”的正能量代表；在另一套体系里，他被塑造成“与民争利”的奸商。两套叙事同时存在，互不干扰，各自喂养着自己的受众。
这种“价值观割据”，给很大一部分观众带来了巨大的认知冲击。那些只在视频号获取信息的人，看到的董宇辉是“被资本包装的伪君子”；那些只在抖音获取信息的人，看到的董宇辉是“读书改变命运的榜样”。当这两种人相遇，对话的可能已经消失，只剩下立场先行的对骂。
而那个被撕扯的人，成了这场流量围城中最无辜的牺牲品。
四、流量的异化：当平台成为“情绪养殖场”
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流量经济下平台的深度“异化”。
当流量与算法成为网络平台资源分配的核心逻辑，各互联网平台争相垄断的核心资源，“异化”的结构性困境便被重新激活。这种“异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平台从“信息服务者”变成了“情绪养殖场”。它们不再满足于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而是通过算法精准投喂那些最能激发情绪的内容——愤怒、恐惧、焦虑、仇恨——因为这些情绪最能带来停留时长和互动数据。
而那些披着“打假”“反诈”外衣的账号，恰恰是这种“情绪养殖”的最佳工具。他们以“正义”之名行“流量”之实，用标签化的攻击、断章取义的解读、精心策划的对立，精准收割着平台的流量红利。正如抖音公告所指出的，这些账号“以所谓‘打假’‘反诈’等为名，在缺乏科学分析、缜密研判甚至事实依据的前提下，反复发布恶意攻击、无端质疑，试图通过标签化攻击，刻意煽动网友情绪、营造对立，并借此引发各方关注，收割争议流量”。
五、破局之路：从“流量竞争”回归“价值共识”
反诈老陈的抖音账号被封，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标志着平台终于开始对那种“以打假为名、行流量之实”的恶意行为亮剑。但问题在于，这种清理不能只是“一平台一策”。当账号在抖音被封，转而去快手继续兴风作浪，平台的“单兵作战”就成了一种“击鼓传花”——恶意没有消失，只是在平台之间转移。
真正的破局，需要两个层面的努力：
第一，监管层面，需要建立跨平台的协同治理机制。 对恶意账号的打击，不能是“逐平台封禁”，而应该是“全网封禁”。当一个账号因恶意攻击、煽动对立被一个平台封禁时，其他平台也应同步采取行动，避免恶意在平台间“流浪”。
第二，平台层面，需要从“流量竞争”回归“价值共识”。 商业竞争可以“内卷”，但价值观不能“割据”。当“正能量”被切割成不同平台的不同标准，当同一个人的形象在不同平台被塑造成截然相反的模样，受损的不只是那个人的声誉，更是整个社会的认知共识。
正如南方网评论所指出的，平台早已与水、电、煤气一样，其运行状况直接关系到亿万网民的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超越了商业属性，具有了公共基础设施的属性，就意味着平台绝不能将流量置于责任之上。
2月27日，反诈老陈的抖音账号消失了。
同一天，市场监管总局的吹风会上，官员们正在讨论如何整治“内卷式”竞争。
这两个新闻在同一天出现，像是某种隐喻：商业的“内卷”正在被规范，而流量的“内卷”才刚刚被看见。那些披着“打假”外衣的流量猎手，那些在不同平台间游走的恶意账号，那些被“价值观割据”撕裂的公众认知——这些问题，远比“全网最低价”和“仅退款”更复杂，也更棘手。
但最令人忧心的是：在这场流量的围城里，真正被牺牲的，是那些本该被守护的“正能量”。董宇辉在抖音妙语连珠，却在视频号被围剿；聂圣哲在视频号出口成“脏”，在抖音却难觅踪影。同一个互联网，正在变成若干个互相隔绝的信息孤岛。
反诈老陈被封了，但他还会在别的平台出现。针对董宇辉的抹黑，在抖音之外依然大行其道。
流量的割据还在继续。而我们需要的，是让每一个平台都承担起共同的底线责任——不能让“正能量”在任何一个平台成为被围猎的对象，不能让价值观的统一在平台间的流量竞争中分崩离析。
因为在一个撕裂的互联网里，没有真正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