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光绪年间，中法在越南以及中国南海爆发的中法战争并不引人注目，与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都带来了全局影响相比，中法战争只是局部影响，且没有直接进入中国本土，与同时期的边疆危机相比，虽然地位相比美日入侵台湾、英国入侵西藏相比差了许多，但实际就国际影响而言，中法战争显然被低估了，因为这是满清政府首次介入国际事务并导致法国政府倒台。

大清光绪八年（1882年）九月，北京紫禁城，养心殿东暖阁。当今大清光绪皇帝11岁，还没有亲政。国家的实际掌控人皇太后慈禧现在是垂帘听政。慈禧时年47岁。

此时的慈禧正在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奏对，二人谈及的满清附属国越南的问题，李鸿章告诉老太后：自大清同治元年（1862年）开始，法兰西国（第三共和国）就开始入侵越南，并强迫越南国王签订《西贡条约》，占据越南南方三省，同治五年（1866年）法国再次入侵，将越南南部领土全部归为己有。同治十二年（1873年）法国开始入侵越南北部，已经攻占河内了，并与越南签订第二个《西贡条约》。

李鸿章还说：一直以来，法国对越南这个中国传统藩属国居心叵测，有完全占领越南的可能性。现在越南重臣阮文祥、陈叔仞、阮籍等人已经逃到香港，而且通过招商局向朝廷求救。显然法国人对中国西南商道早已垂涎三尺，夺取越南的宗主权之后，一定会以越南为跳板入侵云南，现在云贵总督张长佑已经下令边境戒严。

对于这些，李鸿章的分析是正确的，不愧是执掌大清外交二十余年的外交掌舵人，李鸿章这点眼光还是有的。当然李鸿章和慈禧都认为洋人惹不起，不可轻起战事。可问题是，对于越南问题满清根本无法坐视不管，唇亡齿寒的道理谁都明白，于是，慈禧以清德宗的名义发布上谕，希望朝臣集思广益，都给朝廷出出主意，限期上奏，不可推诿。

李章铜

19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逐步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从而掀起了重新瓜分世界，抢夺殖民地的高潮。在普遍的边疆危机的基础上，法国和日本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分别对越南和李朝发动了新的侵略，迫使清政府对边防策略第三次进行调整。光绪八年（1882年），李朝发生壬午事变，这一事变是由李朝闵妃党的封建贵族们勾结日本排挤李朝君主大院君，离间中朝关系，引起李朝民众和军队的不满而发生的暴动。愤怒的群众和军人杀死了媚外的官吏和朝军中的日本教练，焚烧了日本公使馆。日本侵略者乘机扩大事态，李朝形势日趋紧张。光绪八年（1882年）3月，法军北犯河内，越南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保护。朝鲜和越南是清王朝关系亲密的藩属国，唇亡则齿寒，在这样的形势下，清政府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边备之策。于是，清朝疆臣之间发生了一场“弃藩自保”和“固藩自保”的争论。

光绪八年（1882年）3月25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廷寄各省督抚，要李鸿章、左宗棠、张树声、刘长佑、倪文蔚等人，就边防问题“通盘筹划，悉心饬议，迅速复奏”。中枢要员和各省督抚在复奏中看法不一。最早回奏的是直督张树声。他在复奏中指出：“今日中国备边之策，惟有令滇粤防军守于域外，仍以剿办土匪为名，藉图进步，既为我军驻守之地，或免法人蚕食之虞。”他还建议朝廷任命福建巡抚岑毓英督滇，以经理越南事务。他说：“多守越南尺寸之土即多增中国尺寸之卫。”署理粤督裕宽在奏折中说：“窃以为宜听越南自为之，中国不必预闻其事也。”“中国预闻其事，势不得不代与法争，争之则不听，徒损威信，无益事机。”这样，在清政府上层形成了“弃藩自保”和“固藩自保”两种对立的意见。北洋大臣李鸿章极力主张“弃藩自保”，他认为“一朝决裂，全局动摇”，“兵衅一开”，“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不如“坚守藩篱”，使“边患伏于将来”。他不仅反对出兵越南，也反对出兵李朝，他在奏折中说：“自强要图宜先练水师，建议户部每岁拨经费四百万两加强南北洋海防。”前兵部侍郎郭嵩焘也反对出兵域外，他认为“驭边之要，以互市通夷情，使法禁有所施，省戍守费，诚为有利无弊。”“弃藩自保”与“固藩自保”两种意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场争论发动面之广，上自中枢要员下至封疆督抚，连驻外使节也参加了进来。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认为：“轻让属国即自撤藩篱”，对法国侵略者必须“坚持不让之心，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只有这样才能“令彼族知难而退”，“则他国之生心于吾华属国、属地者，不致接踵而起。”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认为：“伏念越南之于滇粵，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藩篱断不可撤。与其隐忍纵敌而致之于庭户，不如急起图功而制之于边徼。”山西巡抚张之洞指出：“守四境不如守四夷”，“非庇属国无以为固我圉之计，非扬威无以为议约之资。”两江总督左宗棠提出：“追全越为法所据……若各国从而生心，如俄人垂涎朝鲜，英人觊觎西藏，日本吞灭琉球，葡萄牙据澳门，鹰眼四集圜向，吾华势将狧糠及米，何以待之，此固非计议战不可也。”前云贵总督刘长佑认为：“边省者，中国之门户；外藩者，中国之藩篱。树藩篱所以卫门户，卫门户所以固堂室，门户危则堂室震”，他主张先“出兵讨日本以复琉球”，然后“滇桂粤三路出兵抗法保越”。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德润在上《请保藩封以安中夏折》中指出：“古来敌国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近日法郎西狡焉思启，欲灭越南以自广——此震邻切肤自灾也，此唇亡齿寒之患也。……臣窃谓越南之存亡，中夏之安危系之。……窃以为今日之计，莫如以理谕之，以势遏之。”

这场辩论从光绪八年（1882年）开始一直进行到光绪九年（1883年）结束。辩论的深度，不仅牵涉到对法和战、边防谋略、边政措置、战略决策等重大问题，而且直接确立了“保藩固圉”的边防政策。新任滇督岑毓英会同两广总督裕宽、广西抚臣倪文蔚、前滇督刘长佑等会奏，一方要“保藩属”，出兵越南抗法，另一方，必须"轸念边隅”，发动边民，“示以威信，笼络为用，无事则耕凿相安，有警则各自为守”，认为这是“固圉安边”的万全之策。上谕批示，“着岑毓英妥办以固边圉。”侍讲学士何如璋和左副都御史张佩伦也多次上奏，强调：“越灭则滇粤震动，弃越是弃滇粤也，欲固吾圉，欲屏他族，则此土在所必争。”强调“保藩属”即是“固边圉”，“请旨特派知兵大员出关节制三省防军，汰弱留强，添募近边土勇合一万数千人，与法军决战。”清政府接受了群臣的建议，确立了“保藩固圉”的边防政策，作出了出兵越南，援越抗法的战略决策。

光绪八年（1882年）2月，法国茹费理再次组阁。5月，议会通过了茹费理内阁提出的拨款550万法郎扩大侵越战争的提案。法国驻交趾支那军司令李维业即率军进犯北圻，直逼黑旗军驻地，刘永福率黑旗军及击。在这种形势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光绪九年（1883年）3月8日议奏“保护属邦，固守边疆”，得到上谕批准，着李鸿章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饬曾国荃、裕宽及吴全美率水师移近越洋巡哨，徐延旭、唐炯迅速出关到越南北宁和山西驻扎。光绪九年（1883年）5月21日，清政府谕广东粤海关拨关税银12万两接济桂越前线，谕川督丁宝桢拨银20万两解往滇越前线，做好战争准备。

中法战争示意图

光绪九年（1883年）12月，法国侵略军进犯驻守在越南北部的清军，中法战争爆发。广西巡抚徐延旭的桂军驻守在北宁，云南巡抚唐炯的滇军驻守在山西，在法军的攻势下，北宁、山西失守，徐延旭和唐炯被“革职拿问”。战争初期失利，激化了清政府的宫廷矛盾，军机首辅恭亲王奕䜣也被“开去一切差事”，家居养疾。中枢的政潮使前线进一步涣散，不能集中力量对敌。不到5个月，法军就占领了越北整个红河三角洲。法国配合军事攻势，展开诱降活动。光绪十年（1884年）5月，清政府派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屈辱求和。但是，法国侵略军并不因此而满足继续制造事端，再次挑起战争。8月法国舰队攻毁台湾基隆炮台，并于8月23日发动马尾海战，一举歼灭福建水师。面对法国的野蛮侵略，清政府被迫在8月26日对法宣战。在中越边界，冯子材统率的清军爱国官兵和以刘永福为首的黑旗军在中越人民的积极支援下，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3月相继取得镇南关（今友谊关）—谅山大捷，驻越滇军取得临洮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军，扭转了整个越南战场的危局，促使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但是，清政府却主张“乘胜即收”，急切要求结束战争。英国既深恐中国获胜会危及到列强在华的侵略利益，又怕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过分扩展势力，于已不利，因此一再进行所谓调停活动。4月，总税务司赫德的亲信、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英国人金登干代表清政府，在巴黎与法国签订了《停战协定》。6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缔结了正式结束中法战争的不平等条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两国另派员勘定边界；开放广西的龙州、云南的蒙自为通商口岸；法国运入广西云南的货物减税；法军从基隆和澎湖撤走。这样，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不得不说的是，李鸿章的忧虑也不是没有道理，一旦战败如何善后，说不好又得割地赔款。连年战争，国库空虚，大清真的没银子。作为当家人，慈禧采纳了主战派的意见，但由于畏首畏尾，没有坚持到底，导致了最后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而当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局很混乱，法国政府当时左到右有三大政治势力。这三派在议会里的席位对比是15%：35%：25%。中法战争期间的法国茹费理内阁是中左派的党魁，他主张以战促和，但万万没有想到玩脱了，镇南关大败传到巴黎，被称为法国第二次色当战役，茹费理内阁就此倒台，新政府上台之后，就希望与清政府和谈。

满清虽然获胜，但外交和战略形势实际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中俄关系和中日关系因中国在朝鲜的地位问题而闹得很紧张，而且谣传法国人正想在北面帮助日本人与中国交战。镇南关只是一次局部胜利，就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法军可能会打回来。即使不打回来，我们也只控制越北很小一部分土地，不足以影响整个越南的局势。当然法国的胜利也远远不是决定性的胜利。

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意识到，南洋水师遭到重创，制海权没了，台湾处于法国的侵犯的可能，国际社会对中国并不感兴趣。越南肯定是保不住了，眼下要做的是保全自己，绝不去奢求能力之外的东西，以免惹祸上身。于是双方签署了《中法简明条约》和谈协议，满清放弃越南。这次李鸿章最大错误就是让步太多，如果再坚持一下，说不好会两国平分越南。不得不说这是抓住一场战术胜利掩盖自身的虚弱，进而求和，用放弃越南为代价换取台湾的安全，对于满清来说已然是最佳的结果。

中法战争是清政府贯彻“保藩固圉”边防政策所进行的重大军事行动，战争的结局使这一政策受到严重挫折。其影响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越关系的性质，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承认了法国占据越南为殖民地的合法性，结束了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而且打开了中国西南大门。法军在战争中强占了属于云南安平厅的7000平方公里土地，在那里建立据点，强征赋税、实行殖民统治达8年之久；在勘界谈判中又利用清政府的懦弱，一再向清政府提出领土要求，迫使清政府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签订《中法界务专条附章》，将云南的勐乌、乌德等地划归法属越南。此外，法国还通过光绪十四年（1888年）12月的《中法滇越边界联接电线章程》，使北圻和两广、云南三省电报联系起来，以后又取得了在广西云南修筑铁路的权利，大大方便了它对中国西南的侵略。法国率先打开中国“后门”，列强争相效仿。尤其是英国，它仿效法国的做法，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11月借故出兵缅甸，光绪十二年（1886年）元月又宣布将上缅甸并入英属印度，实现了对缅甸的全部占领。接着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7月与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会议缅甸条款》，使中缅宗藩关系仅存“十年一贡”的形式。清政府还承认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中缅边界通商事宜，听任英国势力侵入西南后门，获得与法国相当的权益。英国还采取先强占后胁迫清政府立约“永租”的方式，把处于云南省西南部、面积约220平方公里的勐卯三角地占为已有，并入英属缅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