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在皇太极死后未称帝而拥立福临（顺治帝），确实是为了避免后金（清）内部的权力分裂，这一选择与当时后金政权的权力结构、民族特性及面临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而同时期的汉族政权（如明朝）未能有效化解内部矛盾，则源于其制度积弊、权力斗争模式及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差异。

一、多尔衮拥立福临：权力平衡与现实利益的理性选择

后金（清）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在崛起阶段形成了独特的权力运行逻辑，这为多尔衮的选择提供了基础：

- 贵族共治的权力结构：后金早期实行“八王议政”等制度，大汗（皇帝）权力并非绝对集中，宗室贵族（如代善、阿济格、多铎等）拥有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皇太极死后，多尔衮与皇太极长子豪格成为最有力的皇位竞争者，双方背后的势力旗鼓相当，若强行争夺，极可能引发内战，导致刚刚崛起的后金政权分崩离析。

- 外部压力下的共识优先：当时后金面临明朝、李自成起义军等多重外部威胁，尤其是入关夺取天下的战略目标，需要内部高度团结。多尔衮作为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意识到“拥立幼主、自己摄政”既能避免内斗，又能以“辅政”名义掌握实际权力，同时凝聚力量应对外部挑战，这是典型的“以退为进”的务实选择。

- 宗法观念的灵活性：与汉族政权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不同，满族早期的继承制度相对灵活，更注重实际能力和势力平衡，这为“兄终弟及”或“拥立幼主”提供了更大空间，减少了制度层面的阻力。

二、同期汉族政权（以明朝为例）难以化解内部矛盾的根源

明朝在崇祯帝死后，南明政权（如弘光、隆武等）陷入严重的内斗，根本原因在于其制度和文化积弊：

- 僵化的宗法与文官集团的内耗：明朝严格遵循“嫡长子继承制”，但崇祯帝无子嗣，南明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如“福王”与“潞王”之争），文官集团各抱派系，以“正统”为名相互倾轧，将宗法礼制的“名分”置于抗清大局之上，缺乏灵活妥协的空间。

- 皇权与文官集团的深刻对立：明朝中后期形成的“党争”（如东林党与阉党）已深入骨髓，即使在国难当头之际，官员仍将个人和派系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例如，南明弘光政权内部，马士英、阮大铖与东林党人相互攻讦，导致军政决策混乱，错失抗清良机。

- 社会结构的固化与离心力：明朝后期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尖锐，官僚集团与底层民众脱节，缺乏像后金（清）那样的民族凝聚力和军事动员能力。当政权面临危机时，各方势力难以形成共识，反而各自为战，甚至相互倾轧（如南明将领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内战）。

三、本质差异：政权性质与危机应对逻辑的不同

多尔衮的选择与南明的内斗，折射出两种政权在危机应对上的核心差异：

- 后金（清）的“军事共同体”属性：作为从部落联盟发展而来的政权，其核心逻辑是“生存优先”，权力斗争服从于对外扩张和集团利益，因此能在关键时刻通过妥协达成共识；

- 明朝的“官僚帝国”积弊：高度成熟的文官制度在后期走向僵化，宗法礼制异化为党争工具，权力运行被“程序正义”（如名分、礼教）绑架，失去了应对危机的灵活性和实用性。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多尔衮的“妥协”为清朝入关奠定了内部基础，而南明的“正统之争”加速了自身的覆灭。这一对比并非简单的“民族优劣”之别，而是不同政权制度、文化传统在特定历史节点下的必然结果，也印证了“权力平衡的艺术”对政权存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