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江绍原的交游止于1930年初，鲁迅在《萌芽月刊》发表《我和<语丝>的始终》，对江绍原等北京《语丝》同人有所批评。江绍原写成致鲁迅信，拟做回应，但在与周作人商讨后，放弃投寄或发表。本文对此信的写作背景、鲁迅与江绍原的矛盾以及周边人事关系等做一考察，从微观史料角度补充对《语丝》同人分化的认识。

一、该信系对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的回应

1930年3月29日，在北京的江绍原给在上海的鲁迅写了最后一封信，但未寄出，也未发表。江绍原的女儿江小蕙曾在《从一封新发现的鲁迅书信引出来的话》（《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0期）中予以公布，但未引起学界重视。本文对原信重新做标点和分段，抄录如下（信中以及下文中加黑字体均为本文作者所标，意在形成比对）：

鲁迅先生：

你的箭这次可错射了好人，我只得用两点钟功夫，把事实告诉你。

《语丝》创办以来，我不断的供给它一些零碎文章。后来因故曾中断过供稿，直至鲁迅先生编《语丝》时，我才重新向《语丝》投稿，这是为了对鲁迅先生表示敬意。后来孙伏园兄办《贡献》，我也自动为《贡献》写文，老实说这是要藉投稿来表示我不满意于当时政治上的已成势力，另外也可以拿到一点我自问该拿的稿费。

至于铅印的（不是油印的）《冯玉祥先生……》小册子，是同学简又文从河南寄到杭州去的，他有信给我，问我可否在《语丝》上发表一下。我即将一册寄给鲁迅先生，后来得到回信说《语丝》向不登已刊印的文章。我想《语丝》不登也罢，就将它投寄伏园兄一试。过了数星期，《贡献》将它刊出，前面确有我的几句话，是说明简又文托我，《语丝》不登，故介绍给《贡献》，供留心西北军及其前途者参考。

若有人问我为什么替那小册子费笔墨，我还老实回答，我不认识冯玉祥，更不是他的信徒。简又文和我在美国同过学，他知道我研究宗教学但不信教，不是基督徒，但他时常和我交往。回国后，他曾约我去燕京大学，在“morning service”之后给一个讲演，我托故没去。又一次他约我办一个《神学季刊》，我又没答应。但他都没有介意。此后，他又主动在我经济困难时，借钱给我救急。因为已经有这些友情在，这次托我向《语丝》介绍他的文稿，我不好再推，但要说明我决无半点投降冯玉祥的心理。

至于我在文前的几句话，写《语丝》不登的目的之一是向简兄声明我己替他向《语丝》介绍过，之二是替《语丝》表明超然的态度。写自动介绍给《贡献》，是考虑伏园兄如感到不便登去，也可替他卸脱责任。写简又文的演说词是供留心西北军及其前途者之参考，是我早料到蒋冯必有决裂之一日；“参考”二字，则等于说“用你自己的眼光去看并判断吧”。

因为在登出之前，我连一个回信也没有给过他，只是在《贡献》上登出后，寄了一本给他。事后我曾自思，简兄必定不喜欢我那几句半冷不热的介绍词。但是作梦也没想到，鲁迅先生见了竟然推测我恼恨他不给编入简文。

我希望鲁迅先生把旧日《语丝》《贡献》翻看一下，查明我之停止供给《语丝》稿件和开始向《贡献》投文的时间。我自己也想查一下，无奈杂志不在手边，但是还记得在较近的日子，《语丝》上登过我的小品第四五Ο《读张振之的<革命与宗教>》；给《贡献》投稿不但在《贡献》登简稿之前，而且在我寄小册子给鲁迅先生之前。

最近两年来，至少有五次有人约我办刊物，但我一次也没答应。在我没时间和能力自办一个刊物之先，我只能做投稿者。而且在任何时我不愿旁人怀疑我的纯洁。

十九年三月廿九日十一时于北平

该信是江绍原针对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萌芽月刊》1930年2月1日第1卷第2期，原题为《我和<语丝>的始终——我所遇见的六个文学团体”之五》）中的批评的回应。1927年10月27日，北京北新书局遭军阀政府查封，其旗下的《语丝》周刊迁至上海，鲁迅自年底接编《语丝》。鲁迅认为《语丝》在南迁后变得“消沉”，其中一个表征便是北京同人减少投稿，并举江绍原为例：“江绍原先生绍介了一篇油印的《冯玉祥先生……》来，我不给编入之后，绍原先生也就从此没有投稿了。并且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园所办的《贡献》上登出，上有郑重的小序，说明着我托辞不载的事由单。”①

鲁迅不满于江绍原不给《语丝》投稿，且认为其有明确的动机，即为江绍原荐稿“《冯玉祥先生……》”（实为简又文所撰《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未采纳所引发。拒稿发生在1928年4月13日，鲁迅在给江绍原的信中写到对该文的拒绝：

《语丝》向来不转载已经印出之刊物，这小册子又太长，不好送去，今寄还。②

所谓“小册子”正是《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遭《语丝》拒稿后，江绍原将之介绍到《贡献》。1928年6月5日，该文在《贡献》在发表时，文前增加了一则江绍原的说明文字，即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中所讥讽的“郑重的小序”，内容如下：

同学简又文先生，最近和我通信，里面附有他著的小册子（十六年十一月在旅沪广东学校联合会所讲）《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并问《语丝》能否登载。但《语丝》向来不转载已经印出之刊物（鲁迅先生覆函中语），现在我便自动将它介绍给孙伏园先生主编的《贡献》。我想注意冯氏及其军队的人们，必乐于参考简先生的观察和意见。③

显然，鲁迅在看到这则“小序”后，将其视为江绍原制造出的说明他“托辞不载的事由单”。江绍原3月29日致鲁迅信正是为辩驳此事而写，但信写成后，30日，他致信周作人商量：“萌芽月刊二期，有鲁迅先生一文，中涉及我，决辩明一下。”④周作人31日回信劝阻：“‘萌芽’未见，但曾闻人说过。鲁迅精神异常，我久与之绝，其所说似无计较之必要，又如寄信去给该月刊则更不值得矣。”⑤周作人日记记录31日收到江绍原信，4月1日记录寄出给江绍原的回信，可见他对此事的应答颇为迅捷⑥。江绍原听从了周作人建议。

在《我和<语丝>的始终》发表近两月后，江绍原方才做出应答，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萌芽月刊》的实际出刊时间应略迟于2月1日，尽管其每期版权页标注出版日为当月1日，但只是规范日期而已。鲁迅1930年2月11日和12日日记记载分寄《语丝》和《萌芽月刊》两刊给季市（许寿裳）和诗荃（许诗荃）叔侄二人⑦，联系这份《语丝》周刊（即第5卷第48期，其时已由李小峰主编）出刊于2月10日，应是两份刊物新鲜出炉时。二是北京同人对《萌芽月刊》未做刻意关注。《萌芽月刊》1930年1月创刊于上海，由鲁迅和冯雪峰编辑，侧重刊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无论是从时间，还是风格来说，都不是北京《语丝》同人会立即关注的。因此，周作人信中所言“未见”但听闻过并不虚妄，查阅他这一阶段日记，甚至连《语丝》都未见记载。同理，江绍原也未能在第一时间注意《萌芽月刊》。

第二个原因应是主要原因，或是考虑到此，鲁迅曾主动将《我和<语丝>的始终》寄给在杭州的另一位同人川岛。1930年2月22日，鲁迅日记记载：“上午得矛尘信，下午复。” ⑧ 矛尘即川岛（章廷谦），鲁迅在复信中便附寄了这篇文章。在信中，鲁迅在简单介绍一点日常生活后，就转到对四位《语丝》同人，即钱玄同、顾颉刚、林语堂和江绍原的斥责。鲁迅在荐稿纠纷之外，追加讲述了对江绍原不满的另一件事：“绍原于上月寄我两张《大公报》副刊，其中是一篇《美国批评家薛尔曼评传》，说他后来思想转变，与友为敌，终于掉在海里淹死了。”⑨江绍原所寄文章为吴宓译《薛尔曼评传》，连载于《大公报》1929年12月23日、30日和1930年1月13日。薛尔曼是美国文艺批评家，师从白璧德，倡导新人文主义，后转向新派，与友为敌后，意外落水身亡。显然鲁迅认为江绍原是以此来影射他到上海后思想转变，提醒他可能会失掉旧友。鲁迅说江绍原是在1930年1月寄来两张《大公报》的，日记中未做记载。《我和<语丝>的始终》文末标注写于1929年12月22日，鲁迅当日记录“夜作杂文一篇”⑩，正是这篇文章。1930年2月文章发表。联系这些事件来看，鲁迅与江绍原的矛盾在继续发展。

川岛认为鲁迅对四人的激愤，原因在于他们都曾名列《语丝》“长期撰稿人”，如今却脱离刊物：“在这信里提及的疑古玄同、鼻公、林玉堂、绍原，都是《语丝》在创刊时十六个长期撰稿人中列名的人。”⑪

川岛在《语丝》阵营中虽不以创作著称，但是人缘颇好，在周氏兄弟失和后，他仍能与双方都保持良好关系。1927年春天，江绍原应鲁迅介绍到中山大学任教，一段时间里两人关系亲密。川岛与江绍原自1920年代初期同在北京大学任教，此后私交一直甚好。三人间一度互通信息，这可从鲁迅与川岛通信中看出。比如1927年5月30日，鲁迅给川岛信中写道：“十来天以前见绍原，知道你因闻季和我已‘他亡’，急欲知其底细，当时因为他已写信，我又忙于整理译稿，所以无暇写信。”⑫所谓“季”即许寿裳，“他亡”即许寿裳和鲁迅相继从中山大学辞职。6月12日，鲁迅在给川岛信中谈到江绍原被视为“鲁迅派”：“他很冤枉，因为系我绍介，有人说他鲁迅派。”⑬7月7日，给川岛信中说：“绍原前几天已行，你当已见过，再见时乞代致候。”⑭江绍原暑期回到杭州，川岛此时在杭州任教，故鲁迅托川岛见到江绍原时代为问候。12月9日，鲁迅向川岛询问江绍原情况，此时江绍原也从中山大学辞职，欲以卖文为生：“绍原欲卖文，我劝其译文学，上月来申，说是为买书而来的。月初回去了，闻仍未买，不知何也。大约卖文之处，已稍有头绪欤？”⑮

因此，川岛在收到鲁迅的信和附寄文章后，是会转告江绍原的，或许这才是江绍原何以在近两个月后知道《萌芽月刊》这样一份新刊及其刊发的《我和<语丝>的始终》的真正原因。

二、简又文的“小册子”及江绍原“郑重的小序”

简又文是江绍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时的同学。江绍原所学专业为比较宗教学，简又文的专业为宗教教育科学；江绍原于1922年毕业，简又文毕业于1921年，时间相近，当时应已结识。此前《语丝》在北京由周作人主持时，简又文零星发表过稿件。

江绍原在致鲁迅信中表示自己是自由的“投稿者”，意思是他同时给《语丝》和《贡献》供稿。因此，《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在《语丝》遭拒后，他认为自己将之转投给《贡献》是顺理成章的事情。1927年12月，孙伏园和孙福熙兄弟在上海创办《贡献》。据江绍原信中说来，他恢复给《语丝》的投稿，甚至还有对鲁迅的敬意在内——即更具私人意味的；而给《贡献》投稿，则有不满时弊的意味。但总的原因其实都是为了“稿费”——如上文所述，江绍原离开中山大学后以“卖文”谋生。

江绍原解释为《语丝》荐简又文稿并无宗教或政治上的动机。简又文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回国后，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任职，192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但江绍原自言并非基督徒，与简又文之间有思想差异，故对其邀请讲课和办刊都曾拒绝。

1926年，简又文在西北军中担任政治工作委员等职，《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是他在与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做近距离接触后所写。文章开头写道：“兄弟去年在广州被中央党部派赴西北军任政治委员，在军中任事逾半年，与冯总司令时常晤谈亲炙，从中严密观察，因而考究得多少消息，为外闻所未闻的。今日来这里演讲，请注意题目中‘我所认识的’几个字，因为我所讲的是个人对于冯氏及其双手造成的西北军之观察所得。”⑯江绍原申明他推荐该文只是为了报答简又文曾经的帮助，而绝无“投降冯玉祥”的心理。

梳理鲁迅与江绍原之间的矛盾形成过程，从时间来看，江绍原对鲁迅不发简又文文章动机的推测是起因，因此他在“郑重的小序”和未寄出的信中，均引用了鲁迅信中的拒稿话语，即“《语丝》向来不转载已经印出之刊物”和“小册子”，以示不满。所谓“小册子”，是因为江绍原寄给鲁迅的《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并非手写稿，而是简又文1927年11月在一次演讲时所用的铅印“小册子”，这让鲁迅在收到后误以为文章已“印出”发表过，《语丝》是不能转载的。而江绍原对“小册子”一词的不满，可从他在给鲁迅信中有意强调系“铅印”，而非“油印”看出。从深层心理来分析，或许他认为“小册子”称呼隐含着鲁迅对文稿价值的贬低。因此，他在“小序”中指出“注意冯氏及其军队的人们，必乐于参考简先生的观察和意见”，在信中也强调该文可“供留心西北军及其前途者之参考”。

但鲁迅说稿件“太长”却属实。《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在《贡献》发表时有16页多，约一万六千字。鲁迅编辑了《语丝》第4卷第1到52期，每期稿件数在7篇左右，不超过10篇，目录保持一页，总页数在60页以内。很少刊发长文，第4卷第44期只有三篇文章仅出现过一次。这种情况到了柔石编辑第5卷时略有改变，即在文章数量上可能有增加，但每期总页数仍不变。

鲁迅在回顾《语丝》从京到沪的发展历程时，说道：“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与《语丝》的风格不符，这应是鲁迅所说的“不好送去”原因之所在。该文分为六个部分：“冯氏之人格”“半生之奋斗”“一个热诚的爱国者”“一个忠实的革命家”“西北军之特点”“西北军之弱点”，讲述冯玉祥及其统率下的西北军。前四个部分，只看标题便知道是对冯玉祥的称赞；后两个部分虽说是分析西北军的，但仍是围绕冯玉祥来写，即便谈弱点也是倾向于对西北军的同情理解——文中表示并非是冯玉祥治军能力有问题，而是受限于地理、人才和政治等外因。

关于《语丝》的用稿惯例，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中也有说明，“凡社员的稿件，编辑者并无取舍之权，来则必用，只有外来的投稿，由编辑者略加选择，必要时且或略有所删除”，“社员的稿子，实际上也十之九直寄北新书局，由那里径送印刷局的”⑰。可见只有外来投稿和极少数社员来稿会到达鲁迅之手，这其中，他只在外来投稿上有择优使用权，如此看来，也能理解江绍原对鲁迅拒稿的生气——毕竟遭拒的只是少数。

因此，江绍原在“郑重的小序”中的措辞有泄愤情绪，这正是触怒鲁迅之关键，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中认为这是江绍原影射自己“托辞不载”，进而江绍原也停止了给《语丝》供稿。江绍原在未寄出信中解释自己写“小序”的动机有二，一是以此代信，向简又文说明向《语丝》推介稿件未成；二是“替《语丝》表明超然的态度”。这两个原因说起来都较为勉强，且在客观上放大了《语丝》的拒稿。

值得一提的是，《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除在《贡献》发表，自1928年4至6月，还在《真光杂志》第27卷第4-6号连载；并在《兴华季刊》1928年夏秋合刊（复刊第一期）发表，且目录条以“传记”备注。《真光杂志》系上海真光杂志社1928年1月所发行的基督教月刊，《兴华季刊》也是基督教刊，由广州兴华自立教会创办。

如此看来，《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系一稿三投，且在三份刊物的发表时间相近。应是简又文在同一时间将稿件寄给江绍原之外，还寄给他人。只是简又文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稿件竟引来鲁迅对北京《语丝》同人的不满，以及对鲁迅与江绍原关系产生影响，并让鲁迅撰文集中表达这些意见。鲁迅在给川岛的信中还明确告知《我和<语丝>的始终》的写作目的系针对北京同人，“今年我在《萌芽》上发表了一篇《我和<语丝>的始终》，便是赠与他们的还留情面的一棍（该杂志大约杭州未必有买，今摘出附上）”⑱。

三、鲁迅与许广平的“谣言”及其“精神异常”

江绍原最终放弃寄出这封信，周作人的劝阻起了一定作用，周作人的说法是鲁迅“精神异常”。耐人寻味的是，鲁迅在给川岛的信中谈到钱玄同和刘半农也宣传他在上海发疯：“疑古和半农，还在北平逢人便即宣传，说我在上海发了疯，这和林玉堂大约也有些关系。我在这里，已经收到几封学生给我的慰问信了。但其主要原因，则恐怕是有几个北大学生，想要求我去教书的缘故。”⑲

看来北京《语丝》同人对鲁迅的精神状况是做过讨论的，否则不会在同一时间有如此一致的传言，那么鲁迅被他们传为“异常”或曰“发疯”究竟指向什么呢？

不妨先从鲁迅受邀回京执教事说起，此事发生在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探亲时，许广平已有孕在身，两人通信密切，记录较为完整。5月21日，鲁迅在信中写到北大国文系主任发出邀请：“前天马幼渔来看我，要我往北大教书，当即婉谢。”⑳5月22日，写到当天在燕京大学讲演时，曾有人动员他回燕大教书：“有些人说，燕大是有钱而请不到好教员，说我可以来此教书了。”㉑5月23日信中说：“今天上午，来了六个北大国文系学生的代表，要我去教书，我即谢绝了。后来他们承认我回上海，只要豫定下几门功课，何时来京，便何时开始，我也没有答应他们。”㉒此处的“六个北大国文系学生”便是给川岛信中所说的“几个北大学生”。5月26日，鲁迅与未名社同人见面，从韦丛芜处听闻燕京大学传出他之不愿回北京教书与“南边”有关的谣言：“丛芜吞吞吐吐说，彼校国文系主任（幼渔之弟，但非马衡）早疑我未必肯去，因为在南边有唔唔唔……”㉓该日，鲁迅还偶遇钱玄同和顾颉刚：“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钱玄同，恶其噜苏，给碰了一个钉子，遂逡巡避去；少顷，则顾颉刚叩门而入，见我即踟蹰不前，目光如鼠，状极可笑也。”㉔并谈到顾颉刚欲在燕京大学获得教职：“他此来是为觅饭碗而来的，志在燕大，但未必请他，因燕大颇想请我；”㉕。鲁迅此次回京，与《语丝》同人仅有的这场会面很不愉快。5月30日信中认为谣言出自燕京大学方面：“听说，燕大的有几个教员，怕学生留我教书，发生恐怖了。”㉖该日，鲁迅去西山看望韦素园，与未名社同人谈话，信中指明源头在周作人：“据丛芜说，关于我们的事，他闻之于马季铭（燕大国文系主任），马则云周作人所说的。其实不过是怕我去抢饭碗，即我们不住一处，他们也当另觅排斥的理由。”㉗

1933年4月，《两地书》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在出版前，鲁迅做了改写。在5月30日与未名社同人的会面中，鲁迅增写了与韦素园的谈话内容，让他确信北京关于自己与许广平的谣言是几位教授流布的：“他（韦素园，本文作者注）也问些关于我们的事，我说了一个大略。他所听到的似乎还有许多谣言，但不愿谈，我也不加追问。因为我推想得到，这一定是几位教授所流布，实不过怕我去抢饭碗而已。”㉘以及对6月1日书信做了增写：“北京本来还可住，图书馆里的旧书也还多，但因历史关系，有些人必有奉送饭碗之举，而在别一些人即怀来抢饭碗之疑，在瓜田中，可以不纳履，而要使人信为永不纳履是难的，除非你赶紧走远。”㉙

从这些信件内容不难看出，鲁迅此次返京，北京大学国文系方面明确邀请他执教，先是马幼渔来谈，后又有几个学生来请，但均遭其拒绝。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马季铭（马鉴，马幼渔的五弟。上文鲁迅所说的马衡系马幼渔四弟，时任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没有发出邀请，是否有学生请求不明，但是却从该校传出鲁迅不会留在北京教书的谣言——鲁迅与许广平在“南边”有事，而传播者正是周作人等人。

此时，周作人任燕京大学教授，刘半农与钱玄同任北京大学教授。如上文所述，顾颉刚自中山大学返京，欲往燕京大学任教。鲁迅认为这几人因担心他回北京教书而被抢了风头，故不惜以“南边”谣言中伤。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中，鲁迅说明主要出自于钱玄同与刘半农，两人试图以宣传发疯阻止他回京教书。兄弟失和后，鲁迅从不公开表达对周作人的态度，因此在文中没有提及周作人，但在私人书信中，显然他认为周作人是谣言最重要的传播者，甚至是始作俑者。

如此看来，北京《语丝》同人口中的鲁迅“异常”或“发疯”指向的正是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因为鲁迅其时仍有家室，且他与许广平是年龄悬殊的师生。

除了北京几位同人教授，鲁迅认为自己被传发疯也与林语堂有关，因为林语堂对鲁迅与许广平事是较早的知情者。1927年10月4日，到上海的第二天，鲁迅与许广平及孙伏园、孙福熙和林语堂五人合影。鲁迅疑心上海方面只有林语堂传出他与许广平的谣言，应是与1929年8月28日他与林语堂的一场激烈争吵有关。当日鲁迅日记记载，“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㉚。林语堂日后回忆此事时对鲁迅的评价是“神经过敏”：“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㉛

就在江绍原询问周作人是否寄出回应鲁迅信件的十多天前，周作人在《益世报》发表《中年》，讽刺鲁迅思想和行为错乱：“然而中国凡事是颠倒错乱的，往往少年老成，摆出道学家超人志士的模样，中年以来重新来秋冬行春令，大讲其恋爱等等，这样地跟着青年跑，或者可以免于落伍之讥，实在犹如将昼作夜，‘拽直照原’，只落得不见日光而见月亮，未始没有好些危险。”㉜从1929年5月鲁迅回京应对恋爱谣言，到该年9月底周海婴出世，周作人未曾公开表态，那么何故此时他要发表这样一篇讽刺意味明显的文章呢？

如果联系周作人在文中以“社会栋梁”与“无产首领”影射鲁迅，便不难理解触发点之所在了：“譬如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可笑，觉得这动物有点变质了。”㉝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具有显示左联盟主身份的意味。左联成立后，《萌芽月刊》即转为机关刊物。显然，周作人认为鲁迅言行不一。

鲁迅回京时，江绍原还在杭州。期间许广平收到一封江绍原来信，阅后评价“此公颇怪气也”㉞，并转寄鲁迅，鲁迅在回信中认为江绍原言辞“吞吞吐吐”，是想托自己发稿，但他决计置之不理㉟。经历简又文稿件事件后，江绍原想获得鲁迅帮助却难以开口，而鲁迅坦言已不想出手，两人已有较深成见。1929年秋天，江绍原自杭返京，再度在北京大学执教，鲁迅与江绍原仍有通信。到鲁迅写《我和<语丝>的始终》时，他将江绍原纳入到所批评的北京同人教授名单中，在给川岛的信中做了注解：“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㊱

周作人对鲁迅在《萌芽月刊》的发文不一定了解，但对鲁迅加入左联这一重大事件必是知晓的。因此，在江绍原写信来询问时，周作人立即以“无计较之必要”劝其停手，更反对将信寄到《萌芽月刊》，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尽管江绍原是鲁迅与许广平恋爱的最早见证者之一，但他当时在公私语境中并没有就此谈论过。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和川岛的信中表示对江绍原的不满也只是荐稿事件和寄《薛尔曼评传》，未曾写到江绍原参与谣言传布。对江绍原形成压力的应是周作人信中那句“我久与之绝”，此时他与鲁迅的矛盾难以消除，情感的天平逐渐倾向于周作人。可惜的是，如若此信寄出，也许有缓解与鲁迅矛盾的可能。

1930年3月29日江绍原致鲁迅信尽管是一个微观事件，但却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语丝》同人分化危机。江绍原在信中以自由的“投稿者”自称，并以“纯洁”描述自己的人格，显示出保持独立的勇气和决心。但是因荐稿与寄文两桩事件与鲁迅产生了龃龉，在同人分歧日益扩大的背景下，导致他最终选择疏远鲁迅而亲近周作人。

注释：

①⑰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 本文所引鲁迅文章的引文皆出自该版全集，不另注)，第174-175 、173页。

②鲁迅：《280413 致江绍原》，《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115 页。

③⑯简又文：《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贡献》1928年6月5日第3卷第1期。

④⑤张挺 江小蕙笺注：《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201页。

⑥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下，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⑦⑧鲁迅：《日记十九[一九三Ο年]》，《鲁迅全集》第十六卷，第182、183页。

⑨⑱⑲㊱鲁迅：《300222 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223 、223、222、223页。

⑩㉚《日记十八[一九二九年]》，《鲁迅全集》第十六卷，第164、149页。

⑪川岛：《和鲁迅相处的日子》，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

⑫鲁迅：《270530 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34页。

⑬鲁迅：《270612 致章廷谦》，同上，第37页。

⑭鲁迅：《270707 致章廷谦》，同上，第45页。

⑮鲁迅：《271209 致章廷谦》，同上，第96页。

⑳鲁迅：《270521 致许广平》，同上，第167页。

㉑鲁迅：《270522 致许广平》，同上，第169页。

㉒鲁迅：《270523致许广平》，同上，第171页。

㉓㉔㉕鲁迅：《270526致许广平》，同上，第175、175、175页。

㉖㉗鲁迅：《270530致许广平》，同上，第181、181页。

㉘㉙㉞㉟鲁迅 许广平：《两地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317、323、303、306页。

㉛林语堂：《忆鲁迅》，《鲁迅学刊》1981年第1期。

㉜㉝启明：《中年》，《益世报》1930年3月18日。

（作者系合肥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本文原刊于《上海鲁迅研究》2024年第2期）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