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北京城寒风凛冽。刚刚经历"夺门之变"重登皇位的明英宗朱祁镇，下达了一道震惊朝野的命令——处死在"北京保卫战"中挽救大明的功臣于谦。当刽子手的刀落下时，满城百姓无不落泪。

"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这是后人对于谦的评价。这位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最终却死在他曾经誓死保卫的皇帝手中。于谦之死，究竟是因为功高震主，还是皇权斗争的牺牲品？历史的真相，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

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御驾亲征，结果在土木堡被瓦剌也先俘虏。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惊。

当时朝廷一片混乱，有人主张南迁，有人主张求和。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兵部左侍郎于谦挺身而出，厉声反对南迁："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

他力主抗战，并做了三件关键大事：第一，拥立朱祁钰为帝，稳定政局；第二，调集各地勤王军队，加固城防；第三，亲自披甲上阵，指挥二十二万军民誓死守城。

在北京保卫战中，于谦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魄力。他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这种破釜沉舟的决心，最终击退了瓦剌大军，保住了大明江山。

北京保卫战的成功，让于谦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但也正是这种声望，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景泰帝朱祁钰对于谦极为倚重，不仅加封他为少保，还让他总督军务。一时间，于谦成了大明实际上的"二把手"。然而，这种地位也招来了嫉妒和猜忌。

更关键的是，于谦为人刚正不阿，从不结党营私。他在用人方面唯才是举，不徇私情，这让他得罪了不少权贵。就连石亨这样的功臣，也因为举荐私人被于谦严词拒绝而怀恨在心。

于谦的清廉更是出了名。他居住的宅邸简陋，景泰帝要赐他宅第，他坚决推辞："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这种高尚的品格，在当时的官场中反而成了异类。

1457年，被软禁在南宫七年的明英宗朱祁镇，在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的策划下，发动"夺门之变"，重新夺回皇位。

这场政变成功后，参与政变的功臣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清除景泰朝的重臣。而于谦，作为景泰朝最核心的人物，自然成了他们的首要目标。

徐有贞对朱祁镇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这句话点破了于谦必须死的真正原因——政变需要合法性，而于谦的存在，恰恰证明了景泰帝即位的正当性。

可笑的是，连朱祁镇自己都知道于谦有功于国，他说："于谦实有功。"但在徐有贞"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的坚持下，最终还是下达了处死的命令。

1457年二月十六日，于谦被以"意欲"迎立外藩的罪名处死。这个"意欲"的罪名，与后来岳飞的"莫须有"如出一辙，都成为了历史上著名的冤案。

于谦临刑前，镇定自若，吟诵绝笔诗："奸党只知才得计，忠臣却视死如归。"他的家被抄没时，人们发现这位位极人臣的兵部尚书家中竟无余财，只有景泰帝赐给的蟒袍和剑器。

于谦之死，表面上是徐有贞、石亨等人的陷害，实则是皇权斗争中的必然。在朱祁镇复辟的政治需求下，于谦的存在成了一个必须被抹去的符号。

然而，历史终究是公正的。于谦死后，他的义子收敛其遗体，归葬杭州。后来石亨、徐有贞等人相继倒台，明宪宗即位后为于谦平反昭雪，追复原官。

于谦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忠诚、气节与政治现实的深刻寓言。他拯救了大明王朝，却拯救不了自己；他赢得了历史的尊重，却输掉了现实的政治博弈。

当我们今天回望这段历史时，应该明白：于谦之死，既不是简单的功高震主，也不是单纯的奸臣陷害，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皇权政治运行的必然结果。他的悲剧告诉我们，在专制皇权下，即便是最大的功臣，也难逃成为政治牺牲品的命运。

然而，于谦用他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种精神，比任何皇权都更加永恒，也比任何政治斗争都更加珍贵。这，或许就是于谦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