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布局：美团与顺丰的双轨竞速
美团作为生活服务领域低空配送的先行者，自2017年启动探索以来，于2021年在深圳成功完成首单外卖配送，并在2022年正式进入商业化运营阶段。截至2024年底，其业务已覆盖深圳、上海、杭州等多座城市，以及迪拜、香港等境外试点地区。美团的核心数据表现亮眼：累计开通航线达53条，配送订单总量超过45万单，其中2024年单年订单量突破20万单，同比增长100%。在典型应用场景中，深圳中心公园实现了“10分钟送达”的配送效率，香港中环至尖沙咀的跨海配送效率较地面提升了7倍，“五一”假期单日峰值更是带动合作商户订单增长300%。
顺丰则专注于物流网络的构建，于2018年获得国内首张无人机运营许可证，目前在粤港澳大湾区已实现日均配送量超过2万票（数据截至2025年6月）。顺丰的优势在于有效攻克高原、偏远地区的“最后一公里”配送难题：例如，青海至四川的高原航线试运行中，生鲜商品的配送时效提升了50%，同时还能支撑应急物资的跨海运输。
二、成本与效率：双刃剑下的规模化突破
前期投入高昂，硬件成本包括无人机（消费级单台价格从数万至百万不等）、起降点建设（单个成本数万至数十万元），此外，研发年投入高达数千万元；空域审批费用及空管系统搭建进一步提高了进入门槛。以美团为例，单套无人机配送系统（含基站、空投柜）的投入超过数十万元。
在规模效应的推动下，成本持续优化：深圳地区无人机单次配送成本已降至3.5元，较人工配送降低50%（快递员年综合成本约为5-8万元）。2024年，美团无人机订单量翻倍，验证了边际成本递减的经济学逻辑。无人机配送突破地理限制，顺丰在山区、海岛等复杂场景下的配送时效提升了3倍以上；香港跨海配送仅需5分钟，相比陆路运输节省了40分钟。高频即时需求成为突破口：美团在深圳中心公园实现的10分钟配送服务，已覆盖咖啡、医药等近9.2万种商品。
三、技术、政策与社会接受度三重难关
主流多旋翼无人机的续航能力尚不足50公里，载重限制在几公斤到几十公斤甚至是上百公斤不等，尽管大型货运无人机载重可达数百公斤，但成本大幅增加。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其避障能力明显不足，失控风险亦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空域审批流程繁琐复杂，不同城市审批流程和周期差异显著，例如深圳作为试点城市政策较为开放，而部分非试点城市的审批周期可能较长。此外，针对责任认定、保险体系等的配套法规制度仍处于空白状态。调查显示，78%的用户对隐私泄露（如无人机采集的位置及订单信息）表示担忧，超过60%的用户对商品安全（如破损、丢失）持有疑虑。为此，需通过技术加密、保险保障及公众宣传等多重措施，化解信任危机。
四、政策与技术双轮驱动
2024年，《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开放了120米以下空域；深圳、海南、郑州等多个试点城市提供最高500万元的补贴，重点支持物流和应急场景。氢燃料无人机的续航时间通常可以达到3-10小时，显著优于传统锂电池0.5-1小时的续航时间。浙江大学成功研发脑机接口，实现意念控制无人机编队。杭州“无人机交警”可在5分钟内响应事故；长江生态监测项目部署了大量无人机，实时分析水质。
美团的第四代机型能够在-20℃至50℃的温度范围内、6级风的环境下稳定运行，载重能力达2.5公斤，满足97%的外卖订单重量需求，并配备了六旋翼冗余设计及降落伞应急系统。以深圳为核心，目前已有40条航线，占总量的72%，其中，香港首条跨海航线仅需5分钟即可完成运餐，这条航线从香港科学院起飞，降落至马鞍山海滨长廊跨海飞行，距离余约两公里；单次配送费用为10-30元，目前该模式尚未覆盖成本。采用“无人机+空投柜”模式有效降低了末端交互难度，但规模化盈利需政策支持和更高的订单密度。
五、人才变革：飞手崛起与骑手转型
头部企业催生新职业需求：
美团：在香港招募超视距飞手（需持有CAAC执照并具备5年经验），深圳教员岗位年薪高达20-30万元，骑手可通过校企合作实现转岗。
京东：崇明岛飞手需兼具维修能力（年薪10-18万元）
顺丰：沙县操作员负责组装及空域申报，深圳管理岗位年薪超过30万元。
行业预测显示，至2030年，低空物流人才缺口将超过100万，飞手月薪可达8000-2万元。以上提到的岗位都需要CAAC无人机执照，无人机执照是低空物流行业的敲门砖。
六、人机协同而非替代
无人机与外卖员展现出明确的分工协作模式，无人机负责20%-30%的高时效订单，由美团“混合派单”系统动态分配。外卖员处理地址纠错、上门配送等复杂场景，62%的用户认为“人文交互”具有不可替代性。预计到2030年前，无人机将成为补充运力，而外卖员将逐步转型为“科技型配送员”，具备飞手协作、异常处理等复合能力。
低空物流正逐步从技术试错阶段迈向商业闭环的成熟阶段。在政策支持和技术进步的双重驱动下，一场旨在重构城市末端配送效率的深刻变革已然拉开序幕。然而，实现规模化的关键仍在于如何有效平衡成本、安全与公众信任。这不仅是对企业能力的考验，更是城市治理面临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