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互联网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多年以前，马云曾问李嘉诚做生意的秘诀，后者给出的回答是：你得始终保证自己有一门天塌了都能赚钱的生意。
拥有“天塌下来都能赚钱的生意”的人，在进行商业决策时往往因为不用担心后顾之忧而更为专注，能够在一个方向上持续发力，也更容易把事情做好。
这个原理，在群雄逐鹿的乱世中同样适用。
流寇与坐寇历史上的各个乱世中，参与角逐者通常采用两种模式：“流寇模式”与“坐寇模式”。
采用“流寇模式”的势力，可能在短时间内做大的很快，但所有乱世角逐的最终胜者都无一例外采用的“坐寇模式”。
“坐寇模式”之所以较“流寇模式”更有比较优势，原因无他，这种模式的稳定性更强，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根据地的势力可以大致计算出自己手上拥有多少资源，并以此来决定接下来的行动计划，且即便计划失败，也可以退回自己的地盘蛰伏待机。
而采用“流寇模式”的势力则不同，有着高流动性特点的他们，资源基本靠抢，而通过“抢”获得的资源是高度不确定的，“抢”无法带来稳定收益，这就注定了“流寇模式”的玩家很难做长期规划。
“流寇模式”非常适合摧毁旧秩序，但却并不适合建立新秩序。
满清、大顺、大西，这三方势力都是在明末修罗场中杀出来的狠角色，三者中，大顺和大西更多是流寇模式，而满清是坐寇模式。
在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采用不同模式的三方势力在第一轮交锋后，立刻看出了差距，流寇模式的大顺与大西在打了几次败仗后便一溃千里，而坐寇模式的满清则越打越强。
是满洲八旗的战斗力真的高出大顺军和大西军太多吗？后来的发生的事说明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军队的战斗力来自平时训练，来自战场经验，但更来自好的制度。
被满清花式吊打多年的南明，在其建立的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时期突然爆发出恐怖的战斗力，以往坐拥江南富庶之地的“弘光”、“隆武”政权在遇满清后均在不断上演“一触即溃”的戏码，而只剩下西南一隅的永历政权，却一度打的满清想划江而治。
其实道理很简单，方法找对了，战斗力自然也就上去了。
西军入滇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清肃亲王豪格率军入川，张献忠在与豪格率领的清军作战时中箭身亡，大西政权在四川建立的统治也随之瓦解。
据说，张献忠在临死前，将他的四个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叫到跟前，并嘱咐他们：明不该亡，今后你们四人要效忠大明，抗击满清。
“反贼”张献忠是不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幡然醒悟”并不重要，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同属弱势群体的大西与南明之间确实存在联合的基础。
毕竟，此时都是隆武二年了，南明、大顺、大西都被满清打残了，这三者都已经不存在“联虏抗贼”还是“联贼抗虏”的选择了，因为满清已经席卷天下了，人家根本就不跟你“联”，而是要你的命了。
昔日杀的昏天黑地的南明和大顺军已经在东南地区建立了初步的“统一战线”，但最终因为貌合神离而潦草收场。
虽然想到了与大顺军联合，但南明永历政权在建立之初表现同样一言难尽，各加盟方勾心斗角，按理来说，这样的草台班子完全无法阻止满清南下的步伐，但就在满清即将一统天下的关键时刻，满清内部却出现了金声桓、李成栋、姜襄三路军阀的反叛，满清用了大约一年时间将这三路叛军一一平定，而这给了永历政权完成“新生”的必要准备时间。
别误会，千万别以为那个建立后第一件事是打内战的永历政权能在这一年时间里靠自己凝聚出战斗力，这一年之于永历政权的意义仅仅是没被满清一波带走，保住了“明”的旗号，真正的变数来自其他地方。
张献忠死后，其义子孙可望、李定国等人收拢了其残部，这支败军就去向问题进行了大讨论，最终决定：入滇。
云南，这块在有明一朝十分特别的土地，即将因为这群“外来人”的加入，成为反清力量的大本营和根据地。
世外桃源明朝对于云南地区的统治模式十分特别，简单说，就是大明中央朝廷、黔国公府与当地土司势力三元共治。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养子沐英率军入滇，扫平元廷残余势力，由于云南地处边陲，民族成分复杂，沐英家族被留下来，设立黔国公府，作为明帝国的话事人来“永镇云南”。
云南地区汉化程度不高，土司势力作为地头蛇拥有不小的能量，而这也导致了该地区势力较为分散，不容易形成合力，这就导致了云南没有太强的本土武装力量，为大西军进入云南后快速稳定局面创造了有了条件。
大西军在张献忠死后，关于未来去向问题进行了一次大讨论，关于这次大讨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
第一种是，孙可望提议，应该转战两广，抢南明的地盘，然后以此为根据地抗清，不成还可以流亡海南岛；李定国坚决反对，表示张献忠死前已经告诉我们要效忠大明，我们怎么能违背张献忠的遗愿呢？况且你孙可望提的那个转战两广的计划就是死路一条，与其走那条路，还不如现在就自裁，说罢还要拔剑自杀，众人于是纷纷表示支持李定国的入滇计划，大西军这才得以进入云南。
而第二种说法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孙可望提出，我们应该赶紧进入云南，建立根据地，然后表示要效忠南明永历政权，获得正统性，接下来在云南好好发展，以图抗清，但李定国却表示，我们现在手上有兵马，功名完全可以自己取，为什么还要投奔明朝，让他们去封呢？
由于日后李定国对满清打出了“两蹶名王”的优秀战绩，而孙可望却投了清当了带路党，所以大家更愿意相信第一种说法，但是有一说一，第二种情况才是事实的可能性大。
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张献忠四个义子中，孙可望与云南势力接触最早，他的队伍也是最早入滇的。
第二，大西军入滇后，整个统治框架，包括货币、财税、人事任用，招兵练兵等方面，都是孙可望一手搭建起来的。
人在不同的境遇下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能因为孙可望最后降了清就认为孙可望从一开始就在为降清做准备。
孙可望在大西军进入云南后进行的制度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其意义在于，大西军完成了由原本的流寇模式向坐寇模式的转化。
从此，云南一省，成为了大西军的坚实根据地，有了这块根据地后，大西军可以以一种更从容的方式收税，招兵，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抢一波就跑，有了稳定的财税收入和兵源，进入云南的大西政权终于可以做一些长期的打算了。
一鸣惊人清顺治九年，南明永历五年，李定国率八万大军出云南，入广西，围困清定南王孔有德于桂林，双方鏖战数日，南明军最终破城，孔有德在李定国大军破城时自焚而死。
李定国大军攻占桂林后，西南震动，大量州县望风而降，李定国顺势挥师杀向湖南，并成功占领长沙。
面对突变的西南局势，清敬谨亲王尼堪率15万大军进入湖南，李定国诈败撤出长沙，引诱尼堪来追，并在暗中设伏，最终阵斩尼堪。
李定国此番出兵连杀满清孔有德、尼堪两个王，“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是南明政权对满清取得的最大的胜利，现在让我们来我们看分析一下李定国此番能取得如此战绩的原因。
第一是兵源素质，李定国率军出滇抗清时，距离大西军入滇已经过去了5年，这5年里，大西军有足够的时间去招兵，练兵，并根据以往经验，制定出对于满清有针对性的作战方案。
第二是后勤保障，李定国率军出滇时，曾定下了：不杀人，不劫掠，不奸淫、不烧屋，不宰耕牛的五项军规，违者斩首。
这五者的核心是不劫掠，对于以往的大西军来说，这一点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对于流寇性质的大西军来说，不劫掠就没有军饷，就没有饭吃，李定国定下的不准劫掠的原则能被执行下去，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此时的大西军已经建立起了系统的奖惩体系，且云南大本营的财政状况良好，士兵们相信他们的后勤能够跟上，不用靠抢劫以战养战，他们在战场上立下的战功在回到云南后能得到兑现，不用靠抢劫来搞钱。
第三是正统性，满清陷入三将叛乱期间，南明永历政权曾通过与大顺军残部联合，趁着满清内乱收复了一些失地，但南明政权内部又出现内斗，内斗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此时永历政权自己的力量与联合的大顺军残部基本势均力敌，势均力敌所以都想争老大，矛盾也就这么爆发了。
南明内部矛盾被满清牢牢抓住，无论最初拥立桂王朱由榔建立拥立政权的前明势力，还是与之联合的大顺军残部都被站稳脚跟的满清一波带走，而进入云南的大西军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向永历政权抛出橄榄枝的，南明虽然有内斗的传统，但此时却斗不起来，因为如今的南明永历政权手上已经没有任何能打的队伍了，军事领域得完全仰仗在云南扎根的大西军了。
永历与大西军余部的联合十分简单明了：大西军出钱出兵，永历政权只出一个正统性，所以此时李定国率领的明军是一支经过充分训练，拥有可能的后勤保障能力，军纪严明，且正统性极高的军队。
事实证明，这样的一支军队，战斗力是丝毫不弱于满清八旗的。
从后面的举动来看，李定国的“两蹶名王”确实让满清慌了神，因为他们连“大棋”都不下了，满清对于投奔过来的前明军军阀，历来秉持着“鸟尽弓藏”的“优良传统”，战事不那么紧急时就剥夺兵权看管起来，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吴三桂。
一片石之战后，清廷便将吴三桂调离前线，镇守锦州，之后的南下军事行动，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汉人军阀还可以在满洲勋贵的率领和监视下上战场，但战斗力最强的吴三桂则一直被当吉祥物“恩养”起来。
但随着孔有德和尼堪先后被杀，清廷不得不重新启用能打，但不好控制的吴三桂了，而且从后面发生的事看，清廷大概率给了吴三桂类似于“事成之后，永镇云南”的承诺。
面对同样采用“坐寇模式”的永历政权，满清不得不把压箱底的手段全都拿了出来。
两王并立李定国“两蹶名王”建立的大好局势最后依旧是毁于内斗，让很多人感到惋惜。
孙李内斗是如何发生的，这里要重点讲一下这个故事的里的“反派”孙可望。
前文中，我们简单提到了孙可望在进入云南后快速将云南打造成了大西军的“大后方”，具体动作主要集中在经济和人事任免上。
云南虽然地处边陲，但盛产两样东西：第一是盐，第二是白银。孙可望经济领域的措施就是围绕这两样核心资源入手的。
孙可望进入云南后不久就以白银为媒介发行新钱，有效利用看了云南盛产银的优势。
而对于盐，孙可望也借鉴了汉武帝时期“盐铁专卖”的政策，将制盐贩盐生意牢牢控制在大西军手中。
大西军从这两项核心产业中获得巨额利润，足以覆盖大西军的开支，所以也就没必要竭泽而渔地与云南百姓抢夺资源。
稳定住云南局势后，大西军开始开科举取士，一套组合拳下来，云南这个大后方彻底运转起来了。
在入滇后在云南建立统治这件事，孙可望绝对是总操刀人，按照正常模式，孙可望会成为借永历政权的“壳”上市的新政权的总话事人，但天有不测风云，所有这一切随着战争模式的开启而发生了根本变化。
出滇抗清前，云南的财政大权和差不多一半的军队完全掌握在孙可望手中，此时的他是妥妥的“云南王”，大西军出滇抗清的总战略也是李定国、刘文秀和孙可望的直属部队多方开花，孙可望本人则坐镇云南居中调动，此时的局势是完全掌握在孙可望手中的。
但李定国的军事能力过于突出，刚一出滇就打出了“两蹶名王”的历史性大胜，在军中，威望是打出来的，非战争模式下，李定国由于不掌握核心财政权，在政权中只能居于孙可望之下，但切换到战争模式后，李定国的军事天赋立刻让其威望立刻暴涨。
一个政权要想稳定，就必须保证拥有单一的政令中枢，而随着李定国的威望暴涨，孙可望的地位开始不稳，两王并立模式必然导致内斗。
孙可望和李定国，一个在政务上有天赋，一个在军事上有天赋，他们两个的内斗也是围绕这两方面展开。
孙可望首先在后勤上给李定国找麻烦，让李定国在前线打不了胜仗，打不了胜仗就积攒不了威望，也就没法继续跟我孙可望争夺老大了。
李定国也不含糊，直接从孙可望权力合法性来源永历帝处下手，孙可望的权力名义上是永历帝赋予的，如果永历帝不再支持孙可望，那他也就不可能再当什么云南王了。
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事必须在拥有军队的武力优势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如今代表最高武力值的李定国不再支持孙可望，他的这些戏码也就玩不下去了。
最终，孙李二人不得不兵戎相见，打仗是李定国的特长，孙可望没有机会。
但是别忘了，大西军在云南的财务、政务系统都是孙可望一手建立起来的，所以孙可望在内斗失败降清后，满清军队迅速打进云南，从这一点也不难看出，李定国在国家治理方面的能力不如孙可望，他在控制住局面后，没能快速建立起一套新的体系。
孙可望与李定国的内斗，最终断送了南明政权最后的翻盘机会，天下归清再无阻力。
李定国的“两蹶名王”是南明这一系列政权打出的最高战绩，它打出了满清的心理阴影，也打出了野心家的蠢蠢欲动。
满清因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启用的吴三桂，在镇压永历政权的过程中逐渐看到了云南这块宝地的战略价值，奉满清皇帝之命永镇云南的他，拥有全天下最精锐的部队，且不同于李定国，他身边可没有一个孙可望给他捣乱。
当初，山海关前的他身前身后都是强敌，他空有天下精兵，却没有一块可靠的根据地，而如今，根据地有了，还是盛产白银和盐的西南边陲云南，这只野心狼，又岂会不去大干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