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蘸椰汁，纸记殊方。天宝十年（751年）的巴士拉港，咸涩的海风裹着乳香与没药的气息，吹过三十二岁杜环的案头。他身着洗得发白的唐式襦衫，袖口还沾着怛罗斯战场的沙尘，指尖握着从战俘营中寻得的半截狼毫，在粗糙的棕榈纸上缓缓落笔——纸上“大食国多骆驼，以椰枣为粮”的字迹刚显轮廓，不远处阿拉伯商队的驼铃便叮当作响，驼背上堆叠的丝绸与瓷器，恰是来自他魂牵梦萦的长安，让这异域港口的风，都染上了几分故乡的温度

杜环的十年漂泊，如一叶穿越亚非的孤舟，以笔墨为帆，以好奇为桨，以坚韧为锚，在盛唐与阿拉伯世界的交汇里，既用《经行记》记录了异域的风物人情，更以“亲历非洲”的壮举，拓宽了大唐的全球视野。他出身京兆杜氏，是名将杜佑的族子，早年随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出征西域，却在天宝十年的怛罗斯之战中，随唐军溃败被俘。这场战役，是唐与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为争夺中亚霸权的交锋，唐军因葛逻禄部反叛而败，杜环与数千被俘将士，一同被大食军队带往西域以西的土地。《通典·边防典》载杜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这短短数语，藏着他跨越亚非的十年旅程。从怛罗斯到巴士拉，从巴格达到非洲的拔拔力国（今索马里摩加迪沙一带），他的足迹，是唐代中国人走得最远的路径。巴士拉作为阿拔斯王朝的“东方门户”，是波斯湾沿岸最繁华的港口，这里“商船云集，西通埃及，东接印度”，杜环在此见到了“大食商人用罗盘导航，载香料、象牙至中国”，也见到了“唐人在此开设的丝绸铺，用蜀锦换波斯银币”——这片异域土地上的“唐元素”，让他既惊讶又慰藉，也让他生出“记录殊方”的念头。他的《经行记》，不是猎奇的游记，而是“中西文明对话”的珍贵档案。不同于他人对异域的想象性描述，杜环以“亲历者”的视角，细致记录了大食国的制度、风物与信仰：《通典》引其言“大食国法，不饮酒，禁音乐”，还原了阿拉伯世界的宗教禁忌；他写“妇人衣白，男子衣黑，皆着长袍，头裹白布”，勾勒出当地的服饰特色；他记“交易用金钱，形如方饼，上刻王名”，留下了当时的货币样貌；甚至对非洲拔拔力国的“其人黑如漆，唇红齿白，发卷如螺”的记载，是中国文献中最早对非洲黑人的准确描述。

这些记录，打破了盛唐对“西域以西”的模糊认知——在此之前，唐人对大食的了解多来自传闻，而杜环的文字，让“阿拉伯”从“遥远的异域”变成了“可感的实体”。更难得的是，他的观察带着“平等的视角”：既赞美大食国“吏治清明，盗少讼稀”，也客观记录“不与异教通婚”的习俗；既惊叹巴格达“宫殿壮丽，堪比长安”，也心疼被俘唐人“多为工匠，昼夜劳作”——这种“不卑不亢、客观公允”的态度，恰是盛唐开放包容精神的最好体现。可惜的是，《经行记》原书早已失传，仅在杜佑编撰的《通典》中保留了千余字。但这残存的文字，却成了研究8世纪亚非历史、中西交通的“活化石”：历史学家通过它考证出怛罗斯之战后唐人向阿拉伯世界传播造纸术、纺织术的轨迹；考古学家依据它找到巴士拉港唐代遗物的分布规律；甚至阿拉伯典籍中“中国工匠在巴格达造纸”的记载，都能与《经行记》相互印证。杜环或许不曾想到，自己战俘生涯中的随手记录，会成为跨越千年的“文明纽带”。

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上看到中阿商人洽谈贸易，在博物馆里见到唐代波斯银币与阿拉伯象牙，在远洋货轮上看到“中国制造”驶向波斯湾时，仍能清晰触摸到杜环“沧海录殊方”的精神脉络。

他留下的，从来不止残存的千余字文献，更是一种“跨越山海、拥抱异质”的开放视野——这种视野，在当代民族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愈发闪耀着时代光芒。如今，我们的“中欧班列”如当年的商队般穿梭欧亚，将中国的机械、电子产品运往中亚、欧洲，也将欧洲的红酒、中亚的干果带回中国，延续着杜环时代“物资互通”的传统；我们的“文化交流年”活动，让中国的京剧、书法走进阿拉伯世界，也让阿拉伯的肚皮舞、苏菲音乐来到中国，践行着杜环“记录殊方”的初心；我们的援非医疗队，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等地救死扶伤，用行动诠释着“文明互鉴、命运与共”的理念——这些实践，都是对杜环开放精神的当代传承。波斯湾的海风仍在吹拂，巴士拉港的商船依旧往来，杜环的半截狼毫虽已湮没在历史尘埃里，但他“沧海录殊方”的开放视野，却如海上丝路的灯塔，永远明亮。它指引着我们，在新时代的“丝路”上，既要以“记录者”的细致了解世界，也要以“参与者”的热情拥抱世界，让盛唐行者的精神，照亮民族复兴的开放之路，也照亮人类文明互鉴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