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寻常的上海午后,坐在书桌前,那台陪了我快二十年的黑胶唱机,唱针正稳稳地划过唱片密密的纹路,空气里,流淌着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那旋律说不上欢快,甚至带着几分节制的肃穆,却有种奇异的抚慰人心的力量。
它不蔓不枝,不急不缓,像一条大河,在一条极为狭窄而深邃的河道里,从容不迫地流向远方,手边的碧螺春升起袅袅热气,阳光透过百叶窗,洒在用惯了的红木桌面上,切割出琴键般的光影,手机屏幕亮了,是孙女发来的一条微信,附着一张我此刻的照片。

那是1982年的仲夏,二十出头的我,一身白衬衫,藏不住的书卷气和眼神里那几分急切与自负,慕名去拙政园拜访一位姓陈的园林名家,学画,那时候远没有现在通透,总觉得笔墨间的境界是写意与潇洒,总想跳过那些枯燥的基本功,一步就抵达挥洒自如的山巅。
陈老师听了我的高见,没多说什么,转身从斑驳的青花笔筒里,慢悠悠地抽出一支笔,那是几乎秃掉的旧狼毫,笔锋劈了叉,像一小撮干枯的野草,只有那紫檀木的笔杆,因常年摩挲,包浆温润。把这支废笔递到手里,我愣住了,陈老师指着窗外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的竹林,用缓慢而清晰的苏州话,说今天就用这支笔,画一百遍竹叶的个字,什么时候能用它画出风的感觉再来找我,心里当然是不服气的。
午后闷热的时段,独自坐在见山楼下的石桌旁,憋着一股劲,摊开了宣纸,那支笔就像未被驯服的野马,在手里处处掣肘,甚至能闻到那廉价墨汁里,隐隐透出的令人不悦的腥味,笔尖在宣纸上,要么洇成一团死黑,要么划出几道刺耳的飞白。
指关节因为过度用力而僵硬发白,像鸡爪一样,一张又一张,脚边的宣纸被揉成一个个废团,汗水顺着额角流下,啪嗒一声滴在纸上,园子里的蝉鸣,一声比一声尖利仿佛在嘲笑我的无能,一股羞愤的情绪混杂着无名火,烧得耳根发烫。

奇迹发生了,那支万般不驯的秃笔在指间仿佛被注入了灵魂,笔锋在纸上提、按、顿、挫,已经不是在画而是在舞蹈,那些竹叶形态各异疏密有致,
充满了风的韵律和生命的张力。画完放下笔,目光先是扫过纸上新生的竹叶,又瞥了脚边那堆狼藉的废纸团,眼神里藏着对纸张的惋惜,然后用那吴侬软语,缓缓说道,高手是让自家个心去将就坏笔,跟伊个脾气做朋友,在伊个局限里寻出路,等到儂弗再跟伊较劲笔就活哉,儂个心才算真正松下来。
那个道理当年只算听懂了一半,另一半是后来几十年的光阴,在许多不相干的人与事里一点点补上的,人的顿悟很少有一蹴而就的,更多的时候是年轻时心里埋下的种子,然后在未来的某天,被看似毫不相干的事突然催开了花。
比如很多年后又听到巴赫的这首曲子,当那沉静的G弦旋律响起时,心里猛地一激灵,四十年前陈老师和那支秃笔的道理,不就藏在这G弦里吗,巴赫就是主动给自己戴上了这副至简的镣铐,才跳出了那场无比丰盛华丽的灵魂之舞。

这道理,其实也像外婆当年做红烧肉,那一把冰糖的分量,不多不少,是她用几十年光阴这副镣铐,练出的自家绝活。原来,年轻人追逐的松弛感,往往是想挣脱所有镣铐,奔向一片虚无的旷野,而用半生才明白,真正的自由,更高的松弛感,恰恰是心甘情愿地戴上镣铐,在极限的约束中,驯服它和理解它,最终与它融为一体,跳出那场独属于你的旁人无法模仿的舞蹈。
窗外的天色,不知不觉已染上了暖黄的余晖,唱针走到了尽头,唱机自动抬臂,书房里恢复了安静,拿起手机,慢慢地给孙女回复了一句话,松弛感是个好词,爷爷理解的松弛感是终于能与自己手里的那支坏笔和平相处了。望向窗外,城市的灯火渐次亮起,如同夜空中璀璨的星辰,我想人真正成熟的标志,或许不是向世界索要更多的自由,而是在自己选择的规矩里,活出了一片自在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