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2年除夕夜，临安皇宫内歌舞升平，而大理寺狱中，岳飞正写下"天日昭昭"的绝笔。当秦桧在死刑判决书上盖下相印时，他不过是在执行龙椅上那位真正的决策者的意志。

八百多年来，秦桧一直跪在岳飞墓前，承受着"千古罪人"的骂名。然而，当我们细读《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料，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在皇权至上的时代，没有皇帝的默许，任何一个宰相都不可能擅自处死一位手握重兵的大将。秦桧与其说是主谋，不如说是执行者——真正想杀岳飞的，正是宋高宗赵构。

赵构对岳飞的猜忌，早在绍兴七年就已埋下种子。当时岳飞建议立储，触犯了武将不得干政的禁忌。赵构当场冷冰冰地回应："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

这句话暴露了赵构的三大心病：第一，岳飞手握全国最精锐的岳家军；第二，岳飞主张"直捣黄龙府，迎回二圣"，这直接威胁到赵构的皇位合法性；第三，宋朝自太祖以来就奉行"重文轻武"的祖训，绝不能容忍武将功高震主。

更让赵构寝食难安的是，当时金国确实曾放出风声，表示只要宋朝处死岳飞，和议就可达成。对于一心求和的赵构来说，这无疑是个难以抗拒的诱惑。

秦桧确实是个善于揣摩上意的权臣。他敏锐地捕捉到赵构对岳飞的忌惮，于是主动充当了这场政治交易的执行者。

在构陷岳飞的过程中，秦桧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手腕。他指使万俟卨等人罗织罪名，用"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下狱。当名将韩世忠当面质问时，秦桧那句著名的"其事体莫须有"，恰恰暴露了这场冤案的真相——根本不需要确凿证据，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场政治交易。

但我们要明白一个重要事实：如果没有赵构的默许，秦桧根本不敢对一位战功赫赫的大将下此毒手。据《宋史·刑法志》记载，所有重大案件都必须"取旨行事"，更何况是处死岳飞这样的重臣。

除了秦桧，朝中还有一大批主和派官员也在这场冤案中推波助澜。这些人大多出身江南士族，他们的家族利益与北方故土并无太多关联。对他们来说，维持偏安局面远比收复失地来得实在。

比如参与审讯岳飞的御史中丞何铸，最初也曾试图为岳飞辩白，但在感受到皇帝的真正意图后，立即转变了立场。这充分说明，当时的朝堂氛围已经容不下任何为岳飞说话的声音。

岳飞死后，赵构的表现更耐人寻味。他既没有为岳飞平反，也没有追究秦桧的责任，反而继续重用秦桧十余年。直到秦桧死后，赵构才对人说："秦桧已死，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这句话看似在抱怨秦桧专权，实则是在为自己开脱。

更值得玩味的是，直到赵构退位为太上皇，孝宗为岳飞平反时，这位已经不问政事的老皇帝依然没有表示任何异议。这或许说明，在他内心深处，始终明白岳飞之死是一桩冤案，只是出于政治考量，不得不为。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叙事。秦桧确实该骂，但把所有罪责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无异于为真正的决策者开脱。赵构作为皇帝，手握最终决定权，却让一个臣子替自己背负了千古骂名。

这桩历史公案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权力体系中，真正的决策往往来自最高层，而执行者不过是被推向前台的替罪羊。当我们痛斥秦桧之时，也不该忘记那个在深宫中默许这一切发生的宋高宗。

岳飞的悲剧，不仅是忠臣被奸臣所害的故事，更是皇权猜忌与政治交易的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跪在岳飞墓前的，或许不应该只有秦桧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