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刘霞。

抽空回了趟昆明，在家中翻出一叠和抗战老兵的老照片，其中一张老照片引起了我的回忆。

和志愿参加抗战老兵萧永龄寿辰喜宴

照片中的老兵叫萧永龄，生前居住在昆明云大医院后面的一片老家属区， 第一次我找到他应该是2010年。

当时他站在院子中央，猛一抬头，抽出厚棉袄里枯瘦的手，指着前方说：“我家最好找，你看，整个院子就我家的窗户没有安防盗笼。一是没钱安，二是家中也没什么值得防盗的。”

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往那最好找的地方走去，只见一副大红的对联突兀挂在陈旧的铁大门上，上面写着几个黑色大字：“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

我夸他写得好，萧永龄对此满是不屑，说：“这可不是我写的，是法院两年前来走访时自己贴上去，我30年牢狱到今天也就换了这句话。哼，现在的人聪明着呢，你心里需要什么，就给你送什么⋯⋯”

很难相信，就是这个防盗笼都舍不得装的老兵，竟然是云南省第一位资助高考状元的人。

萧永龄极为不愿记起自己的童年，他用一个“惨”字概括了自己的整个童年！

其实撇开其他不说，单就个体，他的童年也是一种骄傲。乖巧懂事不说，一手远近闻名的好毛笔字，才上小学的他，就能在街上摆摊写对联，以此帮补家用。这一切他说得轻描淡写，穷人的孩子必须早当家，萧永龄也认这个命。

在他只有五、六岁的时候，父亲撒手人寰。对于出生在云南曲靖会泽一贫困家庭的萧永龄，少年丧父，必然意味着更多的艰辛。这还不算，萧永龄童年最糟的时候，家里同时停了三口棺材，那是祖父、姑姑、姐姐。 “太惨了，可能是传染病，村里死了很多人，邻居间连串门都不敢。”萧永龄哀叹着。

这一叹就到1935年，13岁的萧永龄已经能够清楚记得各种事情的细枝末节。最记得的当然是哥哥跟着一群突然到来的人，丢下妻儿老小，走了。那些突然到来的人都戴着镶着五角星帽子，萧永龄后来知道，那是长征途中的红军。哥哥一去不复返，最终成了萧永龄心中一个永远的符号。

哥哥走后，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他必须撑起即将垮塌的家庭，为了减轻母亲、嫂子的负担，高小毕业后，萧永龄和一个同伴，已然相约闯天下。

那时候，天下在他们眼里还只是省会昆明。两人穿着会用家乡稻草编织的草鞋，翻山涉水，一步一个脚印，整整走了6天，才到达昆明，而现在只是2个多小时的车程。

两个懵懂的少年，在四川到昆明的铁路运输段上找到一份杂役的工作。在这样的条件下，萧永龄都没有放弃学习，每个月9元的工资，他固定拿出8毛钱到宝善街青年会去上补习学习。因其好学，在段长的介绍下，萧永龄来到大华交易社去跑堂。大华交易社实际是个茶馆，里面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遇到，大学教授、国民党军官、地下共产党⋯⋯随即，这个勤奋的小个子男孩被介绍到云南大学去打杂。

这是萧永龄人生重要转折点。

抗战爆发后，昆明虽然是大后方，但抗战的氛围很浓厚。而且，日军飞机也没有停止对昆明的轰炸。

他最记得是交三桥大轰炸，满城一下化为火海，眼里到处是血肉模糊的尸体，死难者的内脏挂满在瓦砾间、烧焦的树枝，耳朵里全是受伤者的惨叫之声，那个惨呀，不在现场，根本体会不到。

“我记得飞机是单号来轰炸，我都好几次在跑警报中，差点被炸死。”萧老生前回忆说。

1942年，在国民政府的号召下，萧永龄跟着西南联大的学子，一起报名加入中国远征军，萧永龄分在200师戴安澜将军麾下工兵营服役。作为工兵，萧永龄主要任务是修建工事和炸毁路桥。

据他回忆，征战条件要比电视里面艰苦得多，最糟糕的是天气，“七八天不下雨，然后下一场大雨，树林里冒出一股刺鼻的气味，熏得人几乎不能呼吸”。

炸桥梁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有时候导火线短了，来不及跑就炸了，萧永龄就在一次炸桥梁的过程中负伤，左腿膝盖上留着一条5厘米左右的伤口。

远征军入缅作战很快失利，部队不得不撤退回国，受伤的戴安澜将军也在撤退途中阵亡，真实的战争就是这么残酷。

撤退回来的中国远征军，一部分去了印度，一部队驻守怒江以东，开始了和日军长达两年的隔江对峙。

1944年5月，“滇西大反攻”开始了。萧永龄所在部队编入第十一集团军宋希濂将麾下，萧永龄已是工兵部队的一名班长。

“滇西反攻的惨烈令世界震惊！在仰攻松山主峰的战斗中，真的是一寸山河一寸血！那死的人太多了⋯⋯”

远征军司令部最后决定用坑道作业的办法，挖地道抵达日军松山主峰的碉堡下把碉堡炸掉。萧永龄和战友们有了用武之地，坑道从距松山子高地日军碉堡150米处开始挖。

工兵战士们在一个深夜通过筏子偷渡过怒江，从江边挖掘直通山顶的敌人堡垒的坑道。

“我们晚上挖坑道，白天根本不敢动，因为敌人就在上面盯着，只要树木一有响动就用机枪扫射。”

有一次萧永龄正打算从树叶缝中探察敌人的位置，便听到“哒哒”的机枪声，机敏的他立即卧倒，而旁边一个新兵因缺乏经验，还在原地左顾右盼，萧永龄撤下时再也没见过，“那时根本没机会上去找他，肯定牺牲了”。

一天三班倒，有工兵战士活活累死在岗位上，没有条件好好埋葬，就用一床芦席包起来，在附近随便埋了⋯⋯

挖的地道是用来炸鬼子，萧永龄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那是高度机密。

“我们三班倒挖了半个月左右，有一天，看到往地道里搬一箱一箱的东西，因有战场纪律，也不敢问，撤下来以后才知道那是美国的炸药，叫TNT”。回忆到这里，萧永龄脸上露出了笑容。

通过隧道，远征军在敌堡下安放了120箱TNT炸药，将松山山顶炸翻，这场占领了松山最高地，为滇西战役奠定了胜局。

“为这个胜利，我们3个团的人最后只够整合成一个连，只剩一个连啊！”萧永龄哽咽着望向远方，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年月。

2005年8月29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由139名志愿者组成的自驾车重走“滇缅路”大型公益活动在“滇缅公路”零公里（昆明市西站）处启程。

年逾八旬的萧永龄因身体条件不能参加，他请记者带上一盒他的名片，哽咽着说道：“你们每过一个烈士陵园，就把我的名片留在那儿；我不能去看那些战友，让名片带去我对他们的问候⋯⋯”

萧永龄的名片有些与众不同：左上角有一幅梅花图，萧永龄解释道：“梅花最耐寒，才能迎来春”；在他的名字下写有“不朽”二字。

他解释说：“人终有一死，没有不朽之身，只有不朽的名，希望我们在滇西抗日战场上做过的一切也能不朽。”

抗战胜利后，萧永龄去了驻扎在家乡曲靖的第26军。1949年12月，萧永龄听到小道消息， 国军第26军、第8军要围攻昆明，在部队吃不饱、穿不暖的萧永龄偷偷从曲靖跑上昆明，准备向地下边纵通风报信。

可惜，萧永龄才到昆明没几天，连边纵的人影都还没找到，12月9日，云南宣布和平起义。萧永龄于当月16号投靠云南起义部队战边13军38师，编入工兵连，驻地昆阳，开始接受解放军的思想大教育。

“思想大教育那叫诉苦运动，每人前面写上父母的灵位，然后跪在灵位前哭诉，祖宗八代做过的事都要说出来。最主要还是哭诉跟着国民党做了多少坏事、压迫了多少民众、干了些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勾当，无一不漏，都得说。”

就这样哭诉大半年后，萧永龄被分到开远，和一群陌生人继续学习。恰巧抗美援朝开始，萧永龄想脱离那永无止境的学习，报名参加，无奈到政治部审核一关，萧永龄竟然未被通过。

1953年，萧永龄被资遣回会泽老家，被安排到木材公司管理木头。年逾三旬的萧永龄终于成家了。然而，安稳只是短暂的，木材公司1955年准备搬迁到开远，因大女儿还不会走路，妻子又身怀有孕，萧永龄只好随少部分职工在公司留守。

“那是中秋节的前后，突然全城戒严，开展肃反运动，我是第一个被抓到监狱的，当时天还不亮，人们都还没起床。我到监狱大约半小时，被抓的人越来越多，一小会就挤满了监狱房间。”

3个月后，萧永龄被宣判因“造谣破坏”，判处有期徒刑3年，即刻押往丽江服刑。在几张发黄的判决书上，上面清楚写着：“申诉人萧永龄造谣一事，证据不足，但1952年帮助地主杨秀华变卖衣服一事，是错误的。”

萧永龄解释，杨秀华的弟弟是他同学，大家都是邻居，他家的财产早就被没收了，1952年已经是个没落地主，生活无法继续，才把一些旧衣烂衫拿去街上买，他好心就是帮着在街上看了一下摊位。

然而，在丽江监狱服刑期间，仗义执言的萧永龄又被加上“煽动犯人造反” 之罪，多次被加刑，留了三十年。或许大家都不会想到，现在游客上玉龙雪山的路，就是萧永龄等抗战老兵用人生最炫丽的30年时光，一寸一寸刨出来的。

1985年萧永龄得到平反，在他多次进京上访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式宣布其无罪，已经63岁的他，这才开始了“正常人”的生活。

离家时，儿女都还不会叫“爸爸”，回家后，他已经是做祖父的人。这个从天而降的“爸爸”，带给儿女的似乎只有疑惑和伤害，他无疑成了女儿人生路上的绊脚石。对于家庭萧永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女儿对他用任何方式，他都接受，认为那是罪有应得。

2002年萧永龄的原配妻子去世，他组建了新的家庭，养女唐迪文兄妹知道他是远征军老兵，是对国家有功的人，对他很是尊敬，给他养老送终。

唐迪文回忆，养父识字又敢说，得罪不少人，一生坎坷，但人品很正直，生前一个月才一千多的工资，自己舍不得吃，省下来捐给贫困大学生。

原来这个连防盗笼都按不起的“穷老头”，竟是云南省第一个资助高考状元的人。

1990年9月4日下午，萧永龄看到昆明一家报纸上报道了状元特困生的情况，这位状元就是大理鹤庆县金墩乡的赵少钦，他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

萧永龄看到消息后，拿上羊皮大衣，背了一壶水就去与赵少钦见面，并于第二天把他送上去京的火车，临走前萧永龄给了他3封信，让他带到北京去，可以得到收信人的照顾，并把自己的羊皮大衣和满满一壶水拿给赵少钦，握着他的手说：“别忘了云南的山水，云南的亲人。”

此后，每个月都有两封信来往于北京和云南之间。赵少钦曾在信中告诉萧老：“这边的学生都很厉害，我外语实在跟不上，我有点想退学。”萧老看到这样的话后立刻回，。一方面帮他分析所遇到的挫折，以古人的名言“男儿立志出乡关，誓不成名死不还”来激励他；另一方面介绍他认识《参考消息》的总编辑照顾。

这次事件后，赵少钦进步明显，成功当选大学学生会主席，随后发行了自己写的《共产党员必读》一书，为此学校奖励了他5000元，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为感谢萧老，赵少钦来信中说：“爷爷您不仅在思想上教导我，还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实在让我感动不已！”此时的赵少钦不再称呼萧老为“萧爷爷”，而是直接亲切地叫“爷爷”。

拿到奖励的赵少钦决定去广州发展，但广州之行并不顺利。当他再次回到北京时已经身无分文，赵少钦显得意志消沉。萧老得知后又在信中说：“为了对得起云南3000多万的父老乡亲，你一定要完成学业，一定要在文学上继续深造！”

从萧老的话中，赵少钦明白了自己肩上的责任。随后，赵少钦坚定意志读书，经过一年多的拼搏终于考起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了《中国日报社》经济部。

萧永龄不仅关心赵少钦的生活，更教他如何做人，还告诉他古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之处⋯⋯这些教育让赵少钦后来的生活受益匪浅，虽然生活越来越好，但一直保持着俭朴的作风。

“世博会他带着十几个同事来昆明，一下飞机就拉着我对大家说：‘这是我爷爷’，那是个我脸上贴金呢，娶媳妇也不忘带来我这里，逢年过节都会来看望我，你说，我做的那点小事算得了什么。”萧老无比欣慰说。

萧永龄和受助学生在一起

受过萧老帮助的困难学生还很多，曾在白衙农业技术站的李金妹、丽江地震办公室的郭建芬就是其中两位。和其他捐助人不同的是，萧老除了物资捐助，最主要还是给予思想上的勉励。

萧永龄的爱心助学很早就引起云南媒体的关注，他在接受采访时，都没有提及参加抗战的经历。不知是他不愿说，还是访问者不感兴趣。

说到助学，萧老严肃表示：“我从小家庭贫困，读不起书，一生什么风浪没经过，只想告诉现在的年轻人：条件好了，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已经不是难事，但不论将来走到哪，都不能忘本！”

这些受过萧老帮忙的学生都没忘过他老人家，逢年过节都会来探望，这对他饱经风霜的心灵，多少也是一些慰藉。

2010年，萧永龄两次在家休克，担心来日不多，他提前写好了自己的碑文，碑文上只有简单两行字，一行写着：1954年在会泽被捕；一行写着：1982年平反。

萧永龄从小就爱看史书，他表示自己从小就知道何谓精忠报国，在所有的毛笔字中，“还我河山”四个字他写得最好，问他墓志铭为何只写这个，他难以释怀地说：“参加抗日是我应该做的，没必要让后人知道，但是，我的罪行，30年牢狱之灾，应该留给后人评说。”

2013年6月，萧永龄去世前，要求养女就按照他写的碑文刻，唐迪文无奈说：“他不写抗战英雄，至少也要写抗战老兵。这样写，以后别人一看都以为是个劳改犯葬在那里，对他也太不公平了。”

尽管没有叫过肖老“父亲”，唐迪文兄妹还是很尊重肖老的为人，肖老离世后，还想为肖老争取些荣誉，得知《云南信息报》要给抗战老兵颁发“抗战胜利68周年纪念勋章”，她打电话来申请，说好在上坟时给养父送去。

萧永龄生前还一直牵挂着一件事。

2011年2月，他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聚到一起，共同呼吁恢复重建昆明圆通山远征军抗战纪念碑，让人们再次正视那段无法磨灭的历史。

远征军老兵（右起为肖永龄、颜嘉铭、杨毓骧）

1945年在圆通山修建了戴安澜纪念标(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碑)，以纪念中国远征军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及在缅甸战役阵亡的中国数万远征军将士。

1947年9月7日，松山战役胜利三周年之际，曾在昆明圆通山修建了滇西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一座。祭文这样写道：“九攻九伐，历时六旬，数千猛士，慷慨成仁。敌无生降，我以死争，战斗之烈，鬼泣神惊……今于螺峰，立碑纪念，以悼国殇。”

这两座碑都和萧永龄抗日从军有切身关系，但在上世纪60年代，两座纪念碑先后被拆除。

提起当年牺牲的战友，他数次不禁潸然泪下，他说许多战友牺牲连名字都没留下，真正的“胜利未到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他生前多次真诚向媒体呼吁，应该在原址上重修远征军阵亡将士纪念碑，让后人永记先烈的丰功。

2013年12月3日，《云南信息报》联合多家单位在昆明圆通山举行“一碑一塔”修复落成仪式，十多位抗战老兵参加，而萧永龄刚刚去世半年，他没能见到这个盛况。

这位连自己墓碑上都不提自己是抗战老兵的人，却希望后人能记住那些牺牲的战友。这纯粹的心愿，我们后人能听见吗？（完）